巴比倫在主前539年被波斯皇帝塞魯士征服一事，對被擄的以色列人來說，是個新時代來臨與浴火重生的記號；〈以斯拉─尼希米記〉所說的就是這段浴火重生的故事。巴比倫人在50年前（主前587／586年）才剛摧毀耶路撒冷並擄去以色列人，以色列慘遭蹂躪，宗教與文化徹底被改變，所有的安定機制一夕之間都化為烏有：國家之宗教、政治所賴以為繫的土地現在落入外人手中；聖殿被夷為平地、耶路撒冷一片廢墟；無數人民（包括領袖）被抓到異地淪為階下囚。因此，當塞魯士擊敗巴比倫人並准許被擄者返鄉之時，這些倖存者除了必須重建家園之外，還面臨著另一個巨大的挑戰，就是對自己的民族與宗教的認同。〈以斯拉─尼希米記〉是聖經中唯一嘗試呈現後被擄（postexilic）時期這段關鍵卻模糊的歷史的一卷書，雖然大部分的英譯本聖經將它分成〈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兩卷書，但在多數古抄本中，〈以斯拉—尼希米記〉是一卷書，所以我們最好也將其當成一卷書來詮釋比較適當。過去學者都認為〈以斯拉—尼希米記〉和〈歷代志上、下〉有共同的作者，可是多數的現代學者卻發現，〈以斯拉—尼希米記〉是一卷完全不同的著作，有它自己的文學與神學的連貫性。 本書一開始是波斯皇帝塞魯士下詔，通令上帝的百姓去耶路撒冷重建上帝的殿。本書的結尾距離這道昭令大約100年後，當時耶路撒冷聖殿已經重建（主前516／515年），城牆已經修復（主前445／444年）。〈以斯拉—尼希米記〉故事的焦點是大家對詔令的三階段的反應：第一階段是恢復正常的禮拜和重建聖殿（以斯拉記1~6章），重要的人物是所羅巴伯和耶書亞；第二階段是教導律法和排除外邦妻子，藉此重建社群（以斯拉記7~10章），重要的人物是以斯拉；第三階段是以色列人在尼希米的帶領之下重建耶路撒冷城牆，將社群具體與象徵地包圍在一個堅固可靠的界線之內（尼希米記1~7章）。重建一完工，整個社群就大肆慶祝其新生，儀式中以公開宣讀律法書為最高潮（尼希米記8~13章）。 〈以斯拉—尼希米記〉在回顧這些事件的同時，將一種特殊的意識型態編織到它所敘述的故事當中，意圖表達三個主題：一、負責後被擄時期重建工作的是整個社群，而不只是領袖；二、上帝的殿不再侷限於聖殿，而是擴及整個耶路撒冷城；三、文字著作成為傳遞上帝話語的權威工具以及指引的來源。這些主題顯示社會正由階級制度朝向更民主的方向演變，也意味著婦女擁有更好的機會；但婦女在實際生活中落實這些機會到什麼程度，我們仍不清楚。婦女在本書中仍然保持沉默，經文中即使提到她們的決定，我們也聽不到她們的聲音。 〈以斯拉—尼希米記〉中某些極易被忽略的細節，倒是為當時婦女的生活提供不少資料，至少我們知道她們出現在每一個重大事件中。加上聖經以外的史料提供好幾位波斯時期的猶太婦女的相關資料，使我們得以將這些資料拼湊成更完整的圖案。對後被擄社群而言，自我定位與認同的問題很重要。過去的以色列突然縮小成波斯帝國統治下的小猶太省，套句某位學者的話，它只不過是被殖民統治的一小撮順民罷了。雖然這群以色列人大部分散居在巴比倫、波斯和埃及等國，但仍被稱為「猶大人」或「猶太人」，因他們雖在外地居住了好幾個世代，但大多數的人仍自認為是南國猶大支派的後裔。在後被擄時期，以色列這塊土地上居住著各種族群（包括亞們、摩押等），而猶太社群內部也非常複雜，被擄與未被擄的猶太人之間水火不容，同意與不同意與外邦人通婚的人之間也劍拔弩張。依據〈以斯拉—尼希米記〉的觀點，主導權應該由巴比倫回歸者所組成的猶太人群體所掌握，這群回歸者認為自己與被稱作「那地的民」（people of the land）之群體不同。早期學者認為「那地的民」是撒瑪利亞人，但事實上他們可能是猶太人，只是沒有被擄，因此與後來的回歸者有不同的傳統。因此，回歸者與「那地的民」之間的衝突，可能只是猶太人內部的衝突，而不是不同族群之間的衝突。這段時期有兩個特殊議題，有助於了解婦女的生活，分別是族群與宗教的認同危機對婦女的影響，以及開拓者的生活對婦女社會地位的影響。 社會學者的研究發現，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的社會，人面臨被擄或回歸等極端經驗，所採取的生存之道相當類似，最典型的方式就是嚴格地劃分內、外世界的界線，以保護脆弱的群體認同。〈以斯拉—尼希米記〉鼓吹族群的純度，禁止異族通婚，目的就是在此。但是顯然的，這種方式不見得所有人都能接受，一些猶太望族就另有想法，他們用更包容的方式來定義社群，甚至可以接受祭司娶「外邦」女子（拉9~10章；尼13：28）。有些學者指出反對異族通婚與保護土地所有權密不可分，因為整個猶大省的土地事實上是由猶太人所擁有的土地所構成。在異族通婚的情況下，一個猶太人一旦過世，其所擁有的土地所有權，就可由非猶太裔配偶取得；等她回到原來的族群，就會使該筆土地脫離猶太人的管轄。這類婚姻所生的子女也有同樣的權利，這樣終將導致屬於猶太社群和猶大省的實質土地日益減少。因此，外邦配偶變成一種威脅，因為她們可能會導致整個社群喪失領土；所以根據這些學者的看法，〈以斯拉—尼希米記〉就是試圖藉著禁止與外邦人通婚來避免這種損失。在禁止與外邦人通婚及原有的社會階級制度慢慢瓦解之下，猶太社會的性別角色也為了因應劇烈的變動，而變得更有彈性。 麥爾斯（Carol Meyers）在《揭開夏娃的神祕面紗》（Discovering Eve）一書中指出，鄉村社會的婦女會由於社會的開拓而獲得權力，因為此時家庭是社會經濟與政治的核心。她根據社會學與考古學的資料，主張婦女在王國時期以前的以色列，由於生活在開拓的社會中，擁有超乎讀者預料之外的權力與平等。如果麥爾斯的說法正確，後被擄時期的婦女必定由類似的權力重組中獲得利益，因為在這個時期中，家庭是社會的中心。在後被擄時期中，猶太社群因為劇變而排擠外邦人，加上家庭重要性大增，在在顯示猶太婦女在後被擄社群中所擁有的權力，可能比正典文獻所描述的來得大；這個結論可從聖經以外的史料獲得證實。 伊里芬丁（Elephantine）這份聖經以外的文獻，清楚地指出猶太婦女在後被擄時期，擁有的權力超過聖經和後來的傳統的描述。這些文獻出自埃及伊里芬丁的猶太殖民地，其年代約為主前第六到第四世紀，內容包括原始的合約和信件，其中不少出自猶太婦女。我們從一些伊里芬丁的合約中可看出，猶太婦女可以主動要求離婚、買賣財產，甚至在有兄弟的情況下繼承財產。伊里芬丁文獻也描述婦女如何奔走鑽營，其中一個有趣的例子是一個名叫塔姆的埃及婢女和她的女兒的故事。塔姆嫁給一個猶太聖殿官員，後來她也在聖殿中取得某種職位，她的女兒（在她還是婢女時由主人或後來的丈夫所得）變成社群中很有錢的重要人物。不只是塔姆的兒子，連她的女兒都可以被指定為雙親財產的繼承人，粉粹了女人只能在沒有男性繼承人時才能承襲繼承權的說法（參閱民數記27章）。伊里芬丁的婚姻合約更是令人目瞪口呆，它們列舉每位婦女的嫁妝，而且明說她們有支配這些財物的權利；一旦離婚，她私人的財物仍歸她所有。婚姻合約也指出，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離婚的要求；有些合約甚至規定發生虐待事件時的處理方式及財產歸屬方法。舉例來說，塔姆的婚姻合約這樣描述：如果明天或某天哈拿尼為了她的緣故，說「我要和妻子塔姆離婚」，離婚的費用便落在哈拿尼頭上。他要付給塔姆7舍客勒的銀子，以及所有她陪嫁過來的東西……。如果明天或某天塔姆說「我要和丈夫哈拿尼離婚」，類似的一筆費用便落到她頭上。她要付給哈拿尼7舍客勒的銀子，但是她可帶走所有她陪嫁過來的東西……。丈夫過世後，財產歸妻子所有，不歸男性親屬所有，甚至不歸他的兒子所有。另有幾個關於結過三次婚的婦女米塔希雅的文獻，米塔希雅是個富有的地主，也是她丈夫的生意合夥人。米塔希雅的第三任丈夫似乎是個埃及人，他後來取了希伯來名字，想必加入了她的猶太社群。他們的子女都取希伯來名字，而且顯然在社群中很有影響力。這些文獻不但讓我們更認識波斯時期的婦女的生活，而且有助於解明聖經經文中較為隱晦的句子。雖然我們沒有猶大省之婦女的社會與法律地位的相關證據，但我們可以推斷，在後被擄時期中，埃及與猶大的猶太群體有相似的作法，因為兩者都被同一個波斯政權所管轄。 資料來源：〈以斯拉—尼希米記〉，Tamara Cohn Eskenazi，周宏毅譯，收錄於《婦女聖經註釋—舊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婦女事工委員會出版，2003年。 問題思考： 一、〈以斯拉記〉第9章中敘述以斯拉譴責以色列人民、祭司和利未人，責備他們沒有與異族隔離，甚至為自己和自己的子孫娶了外國女子，「把上帝聖潔的子民污染了」，你認為以斯拉為什麼會有如此激烈的言論？在現代社會中，你認為基督徒有必要為了維持「信仰的純度」，而拒絕與不信的人論及婚嫁嗎？ 二、本文作者認為，在面對劇變的社會中，家庭的重要性增加，這會使婦女的角色與權力比較有揮灑的空間，你是否同意？ 三、透過伊里芬丁文獻，我們知道在波斯帝國統治下之古代近東地區的婚姻合約中，婦女有繼承財產的權利、主動提出離婚的權利（一旦主動提出離婚，甚至須支付贍養費）等，可見當時婦女的地位與影響力超過我們對傳統社會婦女角色的想像，你認為這些權利對已婚婦女來說重要嗎？ 四、在現代社會中，女兒在法律上擁有跟兒子一樣的財產繼承權，但卻不被要求有奉養父母的義務（若有，也只是道德上），你認為這樣適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