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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 > 新使者雜誌 > 第104期 公民正ㄏ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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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從基督徒社會運動觀點看公民社會
關鍵字:
作者/鄭仰恩 ()
  公民社會跟基督教的關係,主軸就在於「公共領域」。然而,現今許多神學家卻提醒我們,基督教在當代所面臨最大的危機就是它的隱私化。

※ 作為「公共事件」的基督教
  基督教與公共領域之間的關係,是今日教會需要不斷思考的。今日普世教會盛行的思潮,我們稱之為公共神學(public theology),事實上這也是基督教當初開始發展時的主軸。在當時的社會處境中,基督教的傳播是一個「公共事件」(public event)。在《使徒行傳》26章26節,當保羅被當時加利利的「傀儡王」亞基帕(Agrippa)審問時,他提出的辯解:「相信每一件事王都注意到了,因為這些事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意思是說,你知道我們這個信仰,並不是發生在一個隱私的場所(”this was not done in a corner”,見NRSV)。確實,信仰不是發生在一個隱私的角落,基督教之所以會為人所知,是因為它發生在公共的領域。基督教的這個「公共」特質是了解教會的起源和發展的關鍵。事實上,作為一位宣揚「上帝國」信息的政治犯,耶穌就是以「猶太人的王」(約翰福音19:19~22)的叛亂罪名被起訴,被羅馬兵丁釘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當然是一個公共、政治的事件。

※ 成為聖徒 vs. 入世信仰  
  然而,現今許多神學家卻提醒我們,基督教在當代所面臨最大的危機就是它的隱私化(privatization of Christianity),基督教變成私下才能說的事情,我們無法在公共領域表達基督教的信仰。然而,兩千年來,基督教從來不是一個隱私的信仰,它一直在公共領域中發揮功能。在教會歷史中,我們稱那些擁有好的品德、信仰的人為「聖徒」(Saint),但這在20世紀的神學反省過程裡,卻是需要被重新檢驗的。二次大戰時,參與對抗納粹政權的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就是公共神學的一個典範。他在被處死前幾個月,從獄中寫信給他的好友貝特祺(Eberhard Bethge),信中回想自己十三年前在美國讀書、教學時,碰到一個法國神父,在一次分享中,兩人討論未來的人生要做什麼。這個法國神父對他說,他希望成為一個聖徒。潘霍華說,他印象深刻,但並不同意,然而他尊重這位神父的選擇。而他呢?他要做什麼?他的回答非常簡單:「我希望能學習擁有信仰」(I should like to learn to have faith)。當時,他無法體認這兩者之間的巨大差別,也還以為可以藉著過神聖的生活來擁有信仰。十三年後,身處獄中,他才更深地體認到:「只有徹徹底底的生活在這個世界裡,才可以擁有信仰。」於是,他選擇面對那個時代,投入在那個時代的風暴中。

  由此觀之,公民社會跟基督教的關係,主軸就在於「公共領域」。基督教應該在公共領域中發揮功能,如果信仰只是一種隱私,是個人內心世界的事情,是屬於自己的,甚至是教會圍牆裡面的,那麼,這個信仰就不是一個公共的信仰,不是一個public faith,這個信仰就與公民社會無關,教會和基督徒就無法投入其中。

※ 初代基督教的公共見證
  在此,我要舉教會歷史中幾個比較重要的基督教公共見證為例。首先是「初代教會」的例子。基督教一開始在羅馬社會中是被壓迫的宗教,可是為什麼後來卻成為被接納的宗教,甚至正如歷史學家所說「教會勝過了帝國」。從被迫害到被接納,關鍵就在於公共見證。今日研究初代基督教社會史的學者已經很清楚地指出,基督教在初代教會時期進步最快、人數增長最快是在羅馬帝國發生公共災難之時。這個期間,羅馬帝國發生了兩場瘟疫,第一場是公元165年,當奧理流(Marcus Aurelius)皇帝在位時,發生了可怕的傳染病(可能是天花)。在15年的傳染期間,介於帝國1/4到1/3之間的人口死亡。然後,另一場發生在251年,同樣駭人的傳染病(可能是痲疹)又爆發,影響城市也擴及鄉間。近代學者開始研究它們對羅馬國力衰亡、道德淪喪的影響。

  然而,在這個公共災難中,基督教卻快速成長,為什麼?因為基督教在那時發揮了公共的性格,羅馬的官員、作家都記載,瘟疫發生時,所有羅馬官員都跑光了,羅馬神廟的祭司也跑光了。北非主教居普良(Cyprian)提到,瘟疫大大減弱了當代盛行之異教和希臘哲學的「解釋與安慰能力」:對苦難無法解釋,對瘟疫無力對抗。確實,羅馬的傳統宗教沒有辦法應付這個公共災難,因為傳統宗教無法解釋為什麼會發生這麼恐怖的災難。整個羅馬帝國在面臨瘟疫之時,公共體系和神廟體系都面臨崩潰,但教會卻發揮功能。如埃及的亞歷山大主教戴奧尼修(Dionysius of Alexandria)所見證:基督徒比別人表現出更多關照需要者的英勇精神,更有不少執事因照料瘟疫的病患而感染致死。此外,基督徒對羅馬習俗中「棄女嬰」做法的拒斥、對羅馬競技場上非人道之「競賽」(games)的厭惡,都代表了一個新的心靈與社會倫理的改造運動。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連羅馬的作家都說,基督教很不簡單,他們講的愛是真的,而且這個愛不侷限在自己的團體中,而是延伸到團體以外的人。所以,初代基督教第一次體會到,基督教信仰不是文本(text)、道理而已,它成為公共行動,基督教信仰是道德的行動、實踐的行動。從基督教歷史來看,初代教會時期是非常重要的,它藉著社會運動與實踐展現信仰。

※ 十六世紀的城市神學
  另外一個「公共神學」的例子則是發生在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加爾文(John Calvin)在日內瓦的改教工作,以及之前的慈運理(H. Zwingli)和布塞珥(Martin Bucer)分別在蘇黎世及史特拉斯堡的工作,就被稱為是「城市的神學」(citified theology),類似我們今日的公民社會運動。以加爾文的日內瓦為例,執事的主要職責就是擔任救濟院、慈善機構,或難民收容所的實際負責人,且大多是全時間的工作者。此外,加爾文也主張教會應成為社會的道德監督者(moral check),包括經濟交易、生活風尚、消費情形等,他也非常關心日內瓦的經濟政策,竭力防止窮人被剝削,更協助市政府推動並制定「節約法令」(sumptuary laws),對富人奢侈浮華的風尚加以限制,禁絕賭博、色情等娛樂行業,提倡節制合理的生活消費方式。這幾位改革宗神學家推動基督教成為整個城市重建的力量,讓社會的邊緣人在教會系統中得到完善的照顧。

  宗教改革運動後的教會分為主流派和小派兩個系統,且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社會參與模式。主流教會採取「參與」和「改造」的模式,直接涉入行政體系,涉入社會資源,希望以信仰來改造世界、改造社會。小派則不同,她認為教會與社會要有所區隔,但也並非對社會沒有責任,不過她對社會的影響是採取成為「典範」或是說「見證」的模式。她認為社會的力量太大,很難改變,便活出一個真實團體的典範來作為見證。早期像門諾會、貴格會、兄弟會都是活出基督徒社會典範的例子。因此,不論是主流教會或小派,都很清楚知道基督教信仰所蘊含的公共社會責任。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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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來自 http://newmsgr.pct.org.tw/magazine.aspx新使者雜誌 第 104 期 公民正ㄏㄤ? (27-31頁)
新使者雜誌 The New Messenger  104期  2008年  2月 公民正ㄏㄤ? 104
本期主題:公民正ㄏㄤ?
發行日期:200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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