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品 > 新使者雜誌 > 第67期 站在破碎的土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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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教會人物檔案 |
| 邁向未知旅程的宣教師--彌迪理牧師小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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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仰恩
(台灣神學院教會歷史副教授．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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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主義者
彌迪理牧師(H. Daniel Beeby)是英國人，1920年8月24日生於約克郡的胡爾(Hul, Yorkshire)，父親是當地鐵路局的員工。到16歲之前，他在胡爾的文法學校讀書，期間也參加當地長老教會的青年團契，非常活躍。後來該團契共有四人成為牧師，其中一人留在當地牧會，他去中國當宣教師，另一位去印度，第四位則是著名的當代神學家希克(John Hick)。
在此一階段他受到和平主義思想的影響，因此接受「兵役審查局」(tribunal)的訊問而免於受徵召參戰。彌迪理認為，當初之所以想去當宣教師，部份理由是因為自己身體很健康，但也有部份理由和自己因主張和平主義而免於參戰有關。也就是說，看到許多親友在戰爭中喪生，因此他認為自己的生命是「被饒赦的」(spared)，應該要將之付出才有意義。（註1）
※ 成為宣教師
後來，他感受到上帝的呼召，於是準備接受神學教育，投入教會工作。經過約克郡中會的協調與安排，他首先在該地新設立的大學學院(Hul University College)裡就讀，因而獲得倫敦大學(London University)的學位，其後三年則接續在劍橋的西敏寺學院(Westminster College, Cambridge)研讀神學。畢業後，他志願去印度宣教，但被派到中國，所以他先在瑟利奧克學院(Selly Oak Colleges)接受兩學期的宣教訓練，然後到倫敦東方與非洲學院(SOAS)學習中文。當時他的太太Joyce已經懷孕，所以他自己先於1946年受派到中國福建的廈門工作，等到第一個孩子Christopher出生後，他太太才到廈門和他會合。（註2）
經過三年艱困的工作經驗，共產黨於1949年開始包圍廈門，宣教師的住處也遭到轟炸。經過協議，彌迪理帶著三個家庭的妻小（自己全家外加兩個婦女、五個孩童），隨著大批軍隊、官員和難民搭上最後一艘前往香港的客輪逃離廈門。原本只能載300名乘客的船裝滿了1300人，逃難中，共軍的砲彈落在上層甲板上，死了許多人。在過程中他的護士太太全力協助傷患，後來該船平安抵達香港。在香港，他們面臨「何去何從」的問題，英國長老教會要他們即刻到台灣去，但在香港的其他宣教師也警告他們說「共產黨可能只要一通電話就可以拿下台灣！」最後，他們回到英國休息了幾個月，彌迪理也利用時間到劍橋去研究《資本論》，計畫再回中國。
※ 到台灣工作
然而，事與願違，他們於1950年被改派到台灣。11月抵達基隆港時，黃彰輝和鍾啟安兩位牧師前來迎接他們，然後隔天就下到台南去。起初，彌迪理擔任長榮中學的校牧。不久，他開始和以美國為總部的「中國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UBHEC)連絡，建議將原本用於中國的資金在台灣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學。後來，他在美國利用三個月的時間考察許多大學和學院，回來後更用一年的時間協助籌設事宜，並擔任籌委會執行秘書。這所學校就是後來成立的東海大學。
當他人還在美國時，黃彰輝院長任命他為台南神學院的舊約教授，於是彌迪理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情開始教書。1961年時他有進修假的機會，原本想去以色列修讀進階希伯來文，但黃彰輝要他去讀博士。所以他就用兩年的時間到紐約的協和神學院(UTS)修讀舊約，也在哥倫比亞大學修課，並在麥倫堡(James Muilenburg)教授的指導下開始撰寫論文。
其後於1965年再利用兩個月時間前往寫作論文，完成口試，獲得學位。當他回到台灣時，黃彰輝和副院長安慕理(Boris Anderson)已經離開，宋泉盛博士剛開始接任院長，他就接任副院長。
※ 國是聲明
1965年當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為慶祝宣教百週年而舉辦紀念活動時，當時以反共護教為口號的「萬國教聯」(ICCC)及其領導者麥堅泰(Carl McIntire)已經開始混淆台灣社會和教會的視聽，甚至荒謬地指控長老教會將利用大型群眾運動「發動革命」，而悲哀的是蔣介石似乎聽得下他的說法。這些衝突和緊張日益昇高，加上1960年代末期台灣內政、外交情勢的急遽變化，一連串如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外交逐漸孤立、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中美邁向「關係正常化」等事件的發展，使得台灣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不安與危機感。在國民黨政府「反共至上」意識形態的壓力以及教會內部的爭論下，長老教會也於1970年宣佈退出普世教協(WCC)。
有鑑於此，當時由台灣主流教會所組成的「教會合作委員會」(ECC)也草擬了一份共同聲明，建請政府全面推動政治革新，並應尊重一千五百萬台灣人民的主權和尊嚴，以「自決」的原則來決定台灣前途。這份文件是由浸信會周聯華牧師、衛理公會羅愛徒會督，以及彌迪理所組成的小組所撰稿，其後小組再加上信義會張齊堂監督，並由長老教會高俊明牧師擔任召集人。（註3）後來因為其他教派表明無法在這份文件上簽字，才由長老教會於1971年12月單獨發表。（註4）這就是當時震驚海內外的「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
因為參與「國是聲明」的草擬和發表，彌迪理於1972年3月被國民黨政府驅逐出境，必須於十日內離台。在台南太平境教會舉行送別禮拜時，他說出「我今仔日欲『出山』，真感謝大家來送我」的感傷話語，台南神學院的師生和許多南部的牧長和信徒也都陪他走到火車站，離情依依。他告白那是他一生「最悲慘的日子」，因為他明明已經嫁給了台灣，卻又被逐出家門。
※ 回到英國
回到英國之後，他受聘擔任伯明罕瑟利奧克學院的舊約講師，一直到1986年退休為止，其中的最後五年(1981-86)他也擔任英國歸正教會所屬聖安得烈學院(St. Andrew's Hall)的院長。在英國與愛爾蘭教會協會(Council of Churches for Britain and Ireland)的贊助下，他在退休後協助已故英國宣教學大師牛畢真(Leslie Newbigin)推動「福音與我們的文化」(Gospel and Our Culture)的事工，並在1992年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國際研討會。另外，他也受聘為英國聖經公會的顧問，協助推動以「宣教」為導向的聖經注釋本的出版工作。
彌迪理和太太Joyce育有兒子Christopher和女兒Allison。Joyce於1992年11月21日過世。後來他又和第二任太太Susan結婚，互為良伴。在被逐出台灣20年後，彌迪理於1992年4月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邀請首次返回台灣，並在該年的總會年議會中發表演講，可謂意義深遠。
※ 自述宣教旅程
論到他成為宣教師的心路歷程，在一篇「宣教旅程自述」的文章裡，彌迪理以「走向未知目的地的旅人」為主軸，論到了他的家庭以及在他成長過程中曾經幫助過他的友人：
我的母親既溺愛我卻又常鼓勵我，儘管她的鼓勵促成我一時之間必須離開她五年之久。我的父親似乎從不了解我，也從未提供一個可以讓我回應的典範。我的姊姊則是願意留下來，為的是讓我可以離去。我的聖公會未婚妻抵抗了父母的壓力，嫁給我這個長老會的和平主義者，並隨著我一起到中國去。一個狂熱的基要主義派牧師常常不斷地在我身旁煽火，卻讓我成為更強烈的自由主義者；還有我的哲學教授，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推薦領取維多利亞十字獎章的人，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照顧、容忍、引導、啟發我這個稚嫩卻又堅定的和平主義者；在中國和台灣的弟兄姊妹及牧者總是無私地奉獻與付出，過去如此，現在亦然；我的學生們，許多已經超越我，他們不斷地指正我，教導我真實的語言（包括粗話在內），他們對我的愛也促使他們不斷地繼續指正我。麥倫堡教授養育我得到紐約協和神學院的博士。還有黃彰輝牧師（別名Shoki Ko, Dr. Coe, Rev. C. H. Hwang, Ng Chiong Hui等），一位傑出的教會領袖，也是我的朋友、啟蒙導師、老闆、牧師，若不是他，我的旅程將無法想像。（註5）
此外，彌迪理也談到自己的生命旅程是一個「不情願」(reluctance)或甚至是「反叛」(rebellion)的故事。容我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話來述說：
我們志願去印度，卻在抗議中被派到中國。從中國被趕出來後，我們不情願地去到台灣。一度離開台灣到美國，回到台灣時卻發現我被任命（非常不情願地）為台南神學院的舊約教授。十年之後，我想到以色列去作一年研究的計畫也被黃彰輝變更，堅持我應該到紐約的協和神學院去修讀博士。麥倫堡支持此一決定，所以我只好去了。1972年我從台灣被放逐，很不情願地回到英國。之後，雖曾被推薦前往遠東服務，卻很冷淡無禮地一直呆在英國。在66歲時我很不情願地退休了，我也確信在不久的將來我會在抗議中死去…
不過，還好這不是故事的全部。當我利用閒暇作反省時，我必須承認（很不情願地），每一次當我在被否決或強迫中為所不願意作的事表達抗議時，後來總發現我的旅程變得更為寬廣，且我的腳蹤滿佈著祝福。在對鏡觀看的模糊影像中一個模式逐漸呈現，那就是抵抗、恩典中的否決，以及事後才認知的祝福。（註6）
彌迪理認為在台灣的歲月中，他的「學習」和「接受」的經驗實在遠超過他的「教學」經驗。他說：
在學習成為台灣人時，我了解到過去做為英國人的意義。在學習台灣文化時，我得知我也有一個文化，而且知道這個文化在塑造我的同時也在扭曲我。我學習到在講道和文化之間有很深的關連，而且知道所有的文化 - 特別是我的文化 - 會讓人在聆聽我所宣講的基督時變得盲目…我慢慢體會到上帝是一位亞洲人且下到非洲，但絕非歐洲；上帝的話語幾乎全是亞洲的，而初代教會的神學幾乎全是非洲的，且「我的歐洲」幾乎全是從耶路撒冷、亞歷山大、尼西亞和迦太基來的人們所給予我的恩賜。（註7）
最後，當他回顧自己作為一位宣教師的一生時，他也提到是「台灣經驗」讓他有了深刻反省的機會，特別是在1971年秋天「國是聲明」發表前每天於台南神學院所研讀的「出埃及記」經課。當時，他深深體會到台灣教會必須追隨摩西走上追求自由的坎坷道路，然而他也沒忘記先知耶利米所提起的被擄經驗以及它所蘊含的相反信息。因此，他在出埃及記和耶利米的對話當中擺盪，以50歲之齡重新學習起。他發現，當涉及政治的領域時，連在教室裡的解釋學都成了「生死大事」！後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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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之資料來源，除了其他引用之文獻外，主要出自筆者於2001年2月3日在伯明罕彌迪理牧師寓所中對他所作的訪談。他的住址為：37 Bryony Rd., Selly Oak, Birmingham B29 4BY, UK.
2.當時英國長老教會有關宣教師之婚姻的規定是：宣教師只有在當地工作滿兩年後才可以結婚。事實上，彌迪理牧師當時確曾碰到一些困難，因為原本同意他受派前就可結婚的海外宣道會幹事在倫敦總會事務所遭到炸彈空襲時不幸去世。
3.《中華民國教會合作委員會第四十次會議記錄》及《第四十一次會議記錄》，原件收藏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研發中心檔案室。
4.《中華民國教會合作委員會第四十二次會議記錄》，原件收藏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研發中心檔案室。
5.H. D. Beeby, "My Pilgrimage in Missio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January, 1993), pp. 25. 本段敘述亦收於George Hood, Pilgrims in Mission: Celebrating 150 Years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London: United Reformed Church, 1988), pp. 68-69.
6.Beeby, "My Pilgrimage in Mission," pp. 25-26.
7.Ibid., p. 25.
8.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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