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婦女與公眾事務的關係 〈撒母耳記〉中有些故事乃根據傳統說故事的形式修訂，使人難以分辨其為歷史事實或是說書。然而，這些故事確實顯示早期以色列的故事如何被記錄下來，並婦女如何參與這段以色列歷史，亦即婦女的實際生活面。下述資料雖不完全，但卻十分重要。 家務事和公眾事務的交集：表現在一位婦女的身上，她是非尼哈不具名的妻子，在非利士打敗以色列軍隊時生產（撒上4：19~22）；一如往常，婦女們參與她的分娩，她們對她說：「不要怕，妳生了男孩子了。」這句話顯示生兒子要比生女兒重要得多。這位母親為孩子命名「以迦博」（根據經文的解釋是「榮耀已經離開」），這也顯示她對國家公眾事務的關切。「她又說：『榮耀離開以色列，因為上帝的約櫃被擄去了。』」（撒上4：22） 婦女成為戰爭的受害者：包括以色列婦女和亞瑪力婦女，例如在聖戰中受害的婦女（撒上15：3）、因戰爭喪子的母親（撒上15：33）、一場報復的行動中，與男人一同被殺的婦女和孩童（撒上22：19）、婦女成為不留活口的犧牲者（撒上27：9、11）、被擄後得以歸回的婦女（撒上30）等。就像大部分的社會一樣，以色列的戰士似乎都是男性，撒上21：4~5記載，為了有資格吃聖餅，戰士必須使自己遠離婦女。 婦女的宗教地位：撒上2：22（比較〈出埃及記〉38：8）出現了在「會幕門前工作的女人」；會幕就是聖殿建造之前，以色列最主要的宗教聖所。至於這些婦人到底做什麼工作，我們並不清楚；也沒有證據顯示她們就是神殿前的妓女（現代中文譯本明顯出現「睡覺」的字眼）。雖然她們的服事多少與崇拜儀式相關，但顯然絕對不是祭司的職分。比較可能像《利未記》中那種勞動的工作，負責清潔維護會幕裡的用具，而非殺生獻祭的工作，那是世界各處的婦女都不可能插手的工作。例如在哈拿的故事中，只有她的丈夫以利加拿和祭司能夠參與祭祀。即使哈拿在撒上1：24~25帶著祭祀用的動物來到示羅，25節記載要實際獻上的時候，動詞卻轉變成複數，由此可見，以利加拿和祭司們才是實際參與儀式的人。哈拿先前祈求耶和華賜她一個兒子，這些祭物則是她還願的行動。婦女立下宗教性的誓言且承受其後果、義務；在民30：3~16的律法也有記載，根據這段經文的規定，父親或丈夫有權取消她們的誓約。 其他婦女的世界與責任：有出來汲水的年輕少女（撒上9：11~13）、掃羅和約拿單死亡時，帶著米非波設逃亡的乳母（撒下4：4）、那些為掃羅哀哭的以色列婦女（撒下1：24）、為了掃羅和大衛凱旋而歡唱的以色列婦女（撒上18：7、21：11;、29：5），以及那些想像中為掃羅和約拿單死亡而歡喜的非利士女子（撒下1：20）。另外，若拿著紡錘的男人即受到咒詛，表示紡紗是屬於女性的職業，對男性並不適宜。其他，由女性擔任的工作包括製造香膏、廚師和烘培師（撒上8：13）。這些資料雖然很寶貴，但也顯示出我們對於早期以色列婦女生活的認識有多麼貧乏。 ※ 婦女權力的來源：三個婦女的例子 我們若不試著探討這些故事所處的社會特質，就無法開始討論〈撒母耳記〉中婦女權力的來源。〈撒母耳記〉中的以色列社會，權力開始逐漸集中化、繼承化及階級化；換句話說，這種社會裡的男性傾向掌握擁有公眾勢力的位置。這樣的社會跟〈士師記〉所描繪的不一樣，那時候集權繼承式的權力才剛剛開始。〈士師記〉的社會權力比較普遍且分散，傾向屬靈的領導型式。分權式的屬靈權力，比繼承式的君主政權容易使社會產生動盪不安，但這樣的社會卻使女性較容易或取得權力的位置。因此，〈撒母耳記〉並沒有出現像底波拉這樣的人物，並不令人驚訝。 有時候，皇宮裡的女性能掌握極大的權力，或許是這種通則的例外。特別當沒有合適血統的男人可以出任統治時，皇室的女性便會出頭。但在〈撒母耳記〉中，即使宮廷裡的婦女，不管其身分如何，也無法成為統治者。族長社會中的婦女因她們在家庭的地位得到大部分的權力，尤其對皇室家族而言，更能擁有龐大的勢力。成為國王的首任妻子或懷孕繼位的王子（這樣的妻子若比丈夫長壽，就能夠當上皇太后）是令人羨慕的。但這種權力運作在〈撒母耳記〉中並不明顯，但隨後在〈列王記上〉1~2章拔示巴策劃所羅門的王位，就清楚可見。 〈撒母耳記〉所代表的社會結構，主要的權力交替都是由父傳子，而不管繼承者的道德品行如何。祭司制度、士師的地位和王位都是世襲的。雖然以利的兩個兒子都得到負面的評價（撒上2：12~17、 22~25、 27~36； 3：10~14），但他們也都成為祭司。撒母耳的兒子們雖然品行不佳（撒上8：1`3），但也繼承他的士師職位。因為掃羅直到死前都執掌王權，因此，掃羅失去王位，即代表失去他的兒子所能夠繼承的王朝（撒上13：8~15a；15章）。在撒下7章所表達的宮廷神學，宣示了大衛的兒子將要接續他的統治（12~14a節）。 在大部分的社會中，勢力越是階級結構化以及集中化，婦女越不可能取得權位。〈撒母耳記〉所呈現出來的制度化權力，更顯示這種分析的可信度。在這種情況之下，〈撒母耳記〉中三個婦女行使權力的故事，其權力的運行範圍都遠離或獨立於中央君主政權之外，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驚訝。當掃羅與耶和華溝通失敗時，他求助於隱多珥的交鬼婦人，原是相信她有能力幫助他；還有提哥亞和亞伯伯瑪迦兩個「聰明婦人」（撒下14、20章）的故事，前提都建立在這兩人的地位和權威之上。 & 隱多珥的交鬼婦人：權力來自邊緣化的宗教行為 撒上28章記載掃羅與非利士人爭戰，其王位和性命都受到威脅。故事的發展建立在第3節的兩點註解上：撒母耳已經死亡，且掃羅曾驅逐國內全部靈媒和巫師。掃羅雖然發出驅逐令，卻還要僕人為他找來交鬼的婦人，由此可見他的絕望。按照以往的方式（參23：1-5），掃羅企圖求問耶和華決定戰役的結果，但從這些慣例卻得不到回應（28：6）。當被告知隱多珥有個靈媒時，他偽裝自己前去探視。因為之前掃羅已經驅趕巫師，因此若這婦人從外表認出掃羅，便絕對不可能跟他合作。掃羅當面發誓她絕不會因此事而受罰後，婦人便依照他的要求招來撒母耳的亡魂，被她形容成從地底出來的神明（13節）。 有趣的是這段經文裡的靈媒是女的。所有宗教都有核心和週邊組織兩部分。在古代以色列完全以男性為主的祭司制度裡，婦女唯一能夠與宗教核心制度接觸的，就只有聖殿裡各種僕役的工作，想必就像各種場合會有的家事之類的工作。在此情況下，婦女能執行祭司或類似祭司的工作範圍就只侷限在邊緣的宗教文化，就像掃羅在撒上28章所禁止的－－卜卦或招魂的工作（參利20：27、結13：17~23）。 撒母耳的亡魂預測了掃羅的挫敗和死亡。掃羅在結束這場會面之後，懊惱恐懼的仆倒在地。或許他為了這次招魂而不曾吃飯，因此，婦人和他的隨從勸他進食，最後才吃些東西。聖經記載這女巫宰殺自己的肥牛犢，烤餅給掃羅和僕人吃。她宰殺的動作所用的希伯來動詞，通常有「宰殺用來獻祭」的意思，因此，她的動作具有某種程度的曖昧性。雖然可能只是準備一頓平常的用餐，但也可能得到以下的理解：掃羅和僕人參加了一場由女巫主持的獻祭餐宴，而這婦人所處的宗教體系是邊緣的、被禁的、附屬的。 & 提哥亞和亞比拉的聰明婦人：邊緣地區人民的肯定 第二個鄉村婦人行使公眾權力的例子記在撒下14章。約押從提哥亞找來一個聰明的婦人，用計使大衛在不知情之下，下一道可以適用於押沙龍歸回的命令（可與12章的先知拿單的「窮人的母羊羔」之策略相比較）。經文說約押把合適的話語教導婦人；儘管如此，但她仍是個好演員、好演說家，或一位在提哥亞有其地位以致於大衛願意接見的人，或是以上三者皆有。 第二個有關聰明婦人的故事（撒下20章）更具有啟發性。當約押圍攻亞伯伯瑪迦時，想要捉拿躲藏在內的叛徒時，一位聰明的婦人從城內向外呼喊，要約押出來說話。約押之所以出來對話，或許暗示這婦人擁有約押所認可的權勢。她跟14章的婦人一樣使用巧妙的言語，為了亞伯伯瑪迦人民的性命而談判，承諾交出叛徒（或說其頭顱）給約押。說故事的人毫不遲疑地把婦人當成亞伯伯瑪迦人民的代表，完全順從她對戰爭及政治事務的處理。結果大家都同意婦人的計劃，因此避免了戰爭的發生。兩位分別住在提哥亞和亞伯伯瑪迦的婦人，她們居住的地方可能沒有受到太多君王政體制度化的影響，以至較古老的權威型態仍持續存在。在事件發生的時候，她們的權柄受到人民（撒下20章）以及政治人物（兩個故事皆是）的肯定。她們看起來都是思路敏捷、辯才無礙的人，因此，才會以「聰明」為她們命名。 總之，〈撒母耳記〉並沒有敘述婦女擁有大量的公開勢力，或許只有在地方層次才有少許力量，但都被排除於中央集權政府與宗教核心團體之外。除了上述例子之外，大多數婦女都身處宮廷之中，取得權勢的途徑不是經由統治，而是經由與統治者所建立的關係。政體集權化，以及耶路撒冷的敬拜逐漸集中化，帶來男性權勢世襲的傳統，也意味把較少的權位留給女性。 [資料來源] 〈撒母耳記上下〉，JoAnn Hackett ，林千俐譯，收錄於《婦女聖經註釋—舊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婦女事工委員會出版，二○○三年。 [問題思考] 1.傳統台灣社會中，婦女與公眾事務的關係，與古代以色列社會相較，有哪些類似之處：具體來說，就你所知，台灣婦女有為新生兒命名的權利嗎？台灣歷史中，婦女曾經為男人所挑起的戰爭付出過哪些代價？教會生活中，婦女多負責哪些工作或擔起哪些責任？ 2.接續上題，現代婦女參與公眾事務的範圍與所扮演的角色與傳統相較，有何不同？ 3.〈撒母耳記〉中三個行使權力婦女的例子與那些身處宮廷取得權勢的婦女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