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落地要生根—本土化流變小史 - 李筱峰 - 新使者雜誌 The New Messenger 68期為「本土化」驗明正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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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落地要生根—本土化流變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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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筱峰 (世新大學教授)

採訪/林淑芬 (政大哲學碩士)

　　要釐清「本土化」概念的流變，就要先了解台灣三、四百年的歷史發展所具備的特殊歷史性格。

※　台灣歷史的特殊性格

（一）統治者變換非常頻繁
　　台灣歷史所表現出的第一個性格，是它的掌權者、統治者變化非常的大，這種情形在全世界很難再找到第二個了。從1624年荷蘭人入侵台灣，在台南建立殖民地開始，至後來38年的時間中，前16年北台灣是由西班牙統治；接著，1662年鄭成功的部隊進入台灣，鄭成功、鄭經、鄭克塽父子孫三代在台灣統治22年的時間，接下來是約211年的滿清政府統治，直到1895年，受日本人統治了近半個世紀；接下來由國民黨政府接掌直到最近，1996年以後，台灣才有全民性的民主化運動，由此可見，這三、四百年來台灣的統治者變化非常巨大，短短三、四百年間，台灣這塊島嶼上換插了七面統治者的旗幟（荷蘭、西班牙、鄭成功、滿清政府、台灣民主國、日本、青天白日旗）這可說是台灣歷史的第一個特色。

（二）豐富的海洋文化
　　從經濟、文化、社會的特質來看，豐富的海洋文化是台灣歷史的另一個特殊性格，尤其與對岸中國的大陸文化相較，台灣的海洋文化性格更形強烈。海洋文化具有相當豐富的商業性格，這是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以後整個世界史的趨勢，在由過去陸權時代轉變為海權時代以後，台灣的地理環境對世界越發重要，因此由過去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無政府時代轉變到開始與世界發生關係，從荷蘭進駐台灣開始，列強覬覦台灣的目的，並不在開疆闢土，而是以經濟利益為主，到日治時期，台灣不但提供豐富的外銷產品，同時也扮演遠東貿易轉口的角色，反觀對岸中國，卻仍處於所謂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的封建社會中，它尚未開始發展海洋性商業，而當時台灣若要說是「亞太營運中心」也當之無愧！

（三）由移民社會轉化為本土社會
　　由台灣住民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三、四百年來的台灣歷史是一個移民社會不斷轉變為本土化社會的過程。在三、四百年前，台灣居住的是南島語系的原住民，較為靜態，但從荷蘭開始，日本人、漢人、西方人陸續進入之後，社會開始產生變化，移民之間開始產生一些衝突，諸如：移民與原住民之間的衝突、移民與移民之間的衝突，或是舊移民與新移民之間的衝突等。這些衝突的過程雖不一定能圓滿解決，但衝突會淡化，淡化之後會融合，開始本土化。例如我的故鄉台南麻豆是西拉雅族（平埔族），生女兒可以繼承家業，所以不必出嫁，而是招男子入贅，此時，剛好從大陸來了一批男子，許多人便入贅平埔族家庭，所以後人流傳一句話：「我有唐山公，沒有唐山嬤」。

※　本土化概念的釐清
　　在具備對台灣歷史特殊性格的認識之後，我們便可以為「本土化」這個名詞做一個簡單的界定與釐清，所謂「本土化」，就是「去外來者性格」，也就是將過去外來者政權所具備的外來者性格轉化為本土化的性格。有人以為，只要講福佬語就是本土化，其實不然，本土化的問題不能化約為語言問題，舉凡教育、文化、歷史、政治、乃至生活方式，只要具備外來者性格者，我們都應該使它恢復本土化的性格。舉例來說，由台灣人民納稅所建立的軍隊，為的是要保衛台灣人民，但我們的陸軍軍歌卻是：「風雲起，山河動，黃埔建軍聲勢雄…」，台灣軍隊為何會跑去黃埔建軍呢？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嗎？還有，空軍軍歌也有以飛到崑崙山來形容空軍如何雄偉的描述，台灣空軍竟然會飛到崑崙山，難道不覺得奇怪嗎？這就是一種保留強烈外來者性格的表現，而我們今天所要求的本土化就是要去掉這種外來者性格。

　　從這個角度來看，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本土化」並不是要把上一個政權所帶來的新住民趕走，或者，被認為是舊移民（相較於國民黨政權所帶來新住民）政治勢力的反撲，而帶給新住民乃至新住民後代的威脅。因為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不論是福佬人、客家人，或是隨國民黨政權來台的新住民，其身分都是移民，而不論福佬語、客家話，或是北京話，都是外來語，這些族群、語言、生活習慣與風俗文化都是外來的，這不但是既成三、四百年的歷史現實，更是文化多元與融合的展現，我們不可能將其排除，我們所要強調的是，所有具有外來者性格的族群與文化，必須要落地生根，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土著化」。

※　台灣意識的形成
　　由台灣歷史發展來看，因為我們一直以外來政權為依附，所以一直無法發展出落地生根的性格，從荷蘭、西班牙、鄭成功、滿清政府、日本，乃至國民黨政權，這些外來政權進駐台灣之後，所賦予台灣的價值並不以台灣為中心，也就是說，不賦予台灣主體性的地位，再加上台灣地形的限制，使台灣島民住民意識的凝聚更形困難，這種情形一直到日治時期全島交通網路建設完成，才有了改善。當外來政權進入台灣以後，其依附族群也會進來，他們分布在各地，而台灣屬於南北走向的長形島嶼，擁有許多東西走向的河流，這些河流不但水急，難於航行，無法達到航運的功能，且形成切割、阻絕的作用，居民之間很難互動，台灣意識難以凝聚。雖然如此，清代200年間，不斷從大陸來台的人很多，但在要回去不是那樣容易的情況下，都留了下來，落地生根，形成個別族群的本土化，雖然還未出現全島性的台灣意識，但個別族群與土地的結合已經出現，對原鄉的認同已經逐漸淡化。舉例來說，日本政府來台初期，曾給台灣人兩年的時間，可以自由選擇國籍，是選擇留在台灣還是回到祖先的原鄉，二年之後，依統計結果，離開台灣的只有0.23%，這就是因為已經本土化了。

　　雖然個別族群與土地的結合早已開始，但整體台灣意識的形成，則要到1908年日本殖民政府興建長達408公里的全島縱貫鐵路、1911年世界三大登山鐵路的阿里山鐵路完工之後，彼時，全島開始串聯，大大改變台灣社會的流動（Social Mobility），整體的台灣意識開始逐漸凝聚，大大有助於本土化的進行，可說是當時台灣本土化的重要契機。雖然在政治上還是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但是台灣意識已經成型，在身份認同上，已經出現「我是台灣人」的身份認同，這在清代是很少見的。

　　這種台灣意識同樣遭到外來政權的壓抑及迫害，「去台灣化」是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共通點，只是日本統治初期所採取的是放任、尊重的態度，國民黨卻採取政治力迫害，及透過教育進行全面思想控制的方式，當國民黨將大中原價值思考灌輸給台灣人民之時，許多屬於前近代思考的忠孝、仁愛、節義封建思想，便與歷經日本政府統治，接受近代思想的台灣人民發生杆格，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便源於這種文化的差異與對立。

　　台灣意識在日治時期所遭受到的迫害遠不如國民黨政權來得徹底，所以許多我們的父執輩仍保有強烈的台灣意識（包括李登輝總統在內），只是這股台灣意識在國民黨政權大中國文化霸權的教育控制，及白色恐怖的政治迫害下，無法傳承於我們這一代及下一代，導致台灣意識在兩代之間產生斷層與隔閡，無法互相了解，如何透過歷史的理解，建立兩代之間對歷史及土地的情感傳承，是我們在思考台灣教育的主體性時，不可忽略的。

※　本土化呼聲的出現
　　回顧「本土化」的內涵與方向，應該從七○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蔣經國接班，眼見反攻無望，開始進行十大建設、採用本地人才，要讓政權在台灣生根開始，但這個名詞被正式提出，應該是在九○年代。因為我們開始意識到台灣的主體性很弱，或者可以說，完全沒有主體性可言，戒嚴時期，很少講本土，都是講民主，當動員戡亂終止、臨時條款取消，民主正常程序逐漸恢復之際，才在要求民主之時，反省到本土化的重要。

　　我們不要把本土化簡化為泛政治化的口號，文化與政治是一體的兩面，沒有文化的本土化，就不可能有政治的本土化，而文化更不應侷限於美術、音樂，而應該被視為一群人在時空中的生活總和，它是一種生活方式，要在生活上表現出本土化的性格，才有可能產生政治上的本土認同。

※　本土化的反思

（一）本土化的主、客對象界定
　　目前我們所談的本土化，所界定的主、客對象是界定在台灣與中國，而不是東方與西方，20多年前，心理學者楊國樞曾提出「心理學的本土化」，當時是界定在將西方的心理學東方化，這是不同於我們現在所提的本土化。

（二）要具備文化的反省能力
　　雖然文化的發展是流動性的，我們應該兼容並蓄，但並不是照單全收，什麼東西一旦掛上文化的封號，就不得批判反省。本土化的過程應該是在吸收外來文化後，加以反省，去掉當中劣質的成分，再融合為當地文化的一部分。我們必須培養文化的自省能力，這種能力不是外力的強力介入，而是一種自我反省的過程。例如有些人將八家將、宋江陣、義民廟、搶頭香，乃至現在的哈日風，都稱之為文化，而照單全收，對這些文化現象的批判則動輒難逃戕害文化之名，殊不知這些文化中隱含迷信、缺乏法治、人權、環保，乃至自私自利等違反現代精神的成分，及留有封建社會的餘毒，這完全是因為對文化缺乏了解乃至反省的緣故。

（三）教育的台灣主體性
　　國民黨政權過去所厲行的是以中原為中心，台灣為邊陲的教育，因此，在這一波本土化的過程中首要之務在進行台灣主體意識的建立，這個重任則非從台灣教育主體性的建立著手不足以克竟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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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來自 http://newmsgr.pct.org.tw/magazine.aspx新使者雜誌第 68 期為「本土化」驗明正身　(8-11頁)
	68 本期主題：為「本土化」驗明正身發行日期：20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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