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品 > 新使者雜誌 > 第109期 生不生有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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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題 |
| 以正面思考面對少子化一專訪徐佳青 |
| 在未來，對勞動力的需求不再是量，而是質，因此政府該思考的是如何提升人口的品質，而不是數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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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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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徐佳青
(台北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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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怡君
(本刊特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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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08年的資料顯示，台灣的總生育率是世界第一低：1.1。照這樣生下去，人口不就有負成長的危機？而且越生越少，勞動力不就減弱、國家不就沒有足夠的國力？生育率低成這樣，會不會是因為台灣女人都不想生小孩？這可能跟女權運動有關？
我帶著這些大家可能有的疑惑，專訪從事婦女運動多年的民進黨籍台北市議員徐佳青姐妹。徐佳青的分析讓我發現，少子化現象不一定是不好的，端看我們如何面對與因應。
※ 少子化一定帶來負面影響嗎？
徐佳青表示，談到生育率下降，要先談近十年結婚率下降、晚婚與晚生的現象。這些現象不只發生在女性身上，男性也是，而這其實代表了台灣是一個自由開放、多元的社會，人們已經不再把婚姻當作唯一的生活型態，人生必要的選擇。女人與男人都會評估：「我想要怎樣的人生。」
過去的農工業社會，由於產業結構以及傳統價值觀的影響，認為多子多孫多福氣（也多人手），而且養兒可以防老，大家也就理所當然的結婚組織家庭生小孩，尤其是女性，因為她沒有經濟獨立的能力。但隨著教育的普及與經濟結構的改變，女性有能力工作，也能夠經濟獨立的時候，結婚生子就不再是必要的人生選項。當一個國家民主開放且經濟高度發展，人可以自主選擇想要的生活，這一定會影響結婚率的下降。就算結了婚，也不一定想生小孩，很多人選擇當頂客族，他們考量的因素很多，包括生涯規劃與經濟負擔。
這樣聽起來，少子化似乎是已開發國家的必然現象，而台灣政府也擔心隨著少子化而來的勞動力不足，以及人口老齡化等問題。但是，少子化只有負面的影響嗎？徐佳青從「土地的承受力」以及「未來社會所需的人力」來分析這個現象。
她說，如果以一塊土地可以承受的人口數來看，以台灣為例，台灣可以承受的最佳狀況大概在1000萬到1200萬左右，而目前台灣人口有2300萬。人口太多，就會有過度開發、生態環保等等問題。目前人類有五十億，地球可用的資源越來越少，而現在已開發國家面臨了少子化的現象，這或許是讓土地可以重新調整的一個可能性？
另外，因為少子化而造成勞動力短缺的顧慮，徐佳青也提供了不同的觀點：台灣現在需要那麼多勞動力嗎？在知識經濟的時代，所需的勞動型態已經跟過去不一樣了，以前農工時代需要密集的勞力，但現在不再是以密集勞動作為生產方式。人類發明那麼多工具，過去三個人做的事情，現在一個人就可以做了。在未來，對勞動力的需求不再是量，而是質，因此政府該思考的是如何提升人口的品質，而不是數量。
徐佳青認為，或許少子化反而是台灣的一個契機。面對少子化，如果我們只做負面的思考，那是一種舊思維、是落伍的價值思考。
※ 政府該以正面的態度因應少子化
「當少子化是必然現象的時候，執政者應該要改變思考，不要再認為富國強種一定要很多人口。」也就是說，政府應該要調整心態與政策，因應少子化社會的到來，而不是只單單希望人民多生一點。前面提到，在未來知識經濟的社會，對於勞力的需求將重質不重量，培養一個勞動力的時間、資源、成本都會增加，但是其產值會是過去與現在的好幾倍。但也因為培養人力的成本較以往為多，現代人可能會因為生涯規劃與經濟負擔而不願生養小孩。因此，生養小孩不再是個人的事，國家得把生育視為國家大事，是政府的責任，並且從教育與社會福利層面著手，提供人民足夠的協助，讓人民有意願生養孩子。但是，目前台灣政府所提供的協助，還是不足以讓人民安心的生養。
提到政府對於人民生養的協助，就會提到育嬰假。北歐國家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以挪威與瑞典來說，人民大約可請兩年的育嬰假，且可領八成薪。不過一開始只有女性請假，少有男性請假，原因在請假兩年可能會影響男性在工作上的升遷，進而影響到事業。但是，養育小孩不只是女性的責任，因此後來該育嬰假制度調整成夫妻各要請一半，丈夫如果不請假的話，他就必須付更多的錢給國家，於是越來越多男人去請育嬰假。
徐佳青說：「因此，育嬰假的設計必須考量到整體配套措施，究竟有沒有效果。」當然一開始可能不盡完美，像上述的例子，但它慢慢修正到具體的成效出現，值得台灣借鏡。徐佳青表示，台灣育嬰假政策尚在規劃中。她認為政府如果真要鼓勵人民生養，那麼施政的配套措施與誠意要夠，這樣才會有真正的效果。
而談到生育與教養的問題，就會提到新移民家庭與其第二代。徐佳青表示，新移民家庭的婦女平均生育2.5個小孩，這表示台灣婦女平均只生１個小孩。有人就開始擔心了，他們覺得新移民婦女生的小孩比較差，還生那麼多。徐佳青非常不認同這樣的說法，她表示就優生學來說，混血兒的基因是相對健康的；因此，新移民家庭的孩子問題不在基因，而是因為父母往往處於經濟弱勢，孩子無法得到足夠的照顧；而且因為生得多，每個孩子平均可以得到的資源就相對少。徐佳青認為協助新移民第二代的發展，是政府的責任，而這也是勞動力的一種調整。
※ 生育率降低，父權回歸？
學者菲利普‧朗曼（Phillip Longman）認為：人類生育力大幅縮減，全球人口老化，家庭價值漸形重要，而父權又將回歸。這個說法的意思是，父權體制可以穩定人口的成長，維持足夠的人口數量，還有國力。但是，「如果我們回到父權社會，那樣的狀況是好的嗎？」徐佳青問。
徐佳青表示，父權體制是一個壓迫的社會，女性沒有選擇的權利，她是被迫去生。她說，現在地球會那樣混亂，很大一部分是父權思考的結果。父權思考是從各自的立場去爭奪資源，而且非常自私的想把自己的種留最多，然後去想要如何掌握與爭奪更多的資源！所以男人會去侵略別人，會發動戰爭。
而女性的思維不以爭奪資源為出發，而是思考如何共用所有的資源，讓每個人的下一代都可以維持下來。因此，徐佳青認為女權運動的蓬勃對整個社會發展、對地球都是好的。而一些既得利益的男性會認為，女性自覺將讓男性所擁有的特權消失，他當然會極力的抵抗，因此出現了父權回歸的理論。
徐佳青表示，女權運動在台灣發展得很不錯。台灣的「性別權力指數」排名亞洲第一，甚至美國也遠遠落後台灣。性別權力指數有幾個指標：第一，女性的專業人員的比例，包括教授、醫師、會計師、律師，或經理級人員。第二，女性從政的參與率，包括國會議員、民意代表、政府高級官員。第三，經濟消費能力。
徐佳青說，台灣的民主化、教育普及化與經濟結構改變等客觀條件，對女權運動的發展有推波助瀾的影響。不過，美國也有這些客觀條件，女權運動發展得也很激烈，為什麼沒有台灣這樣的成果？徐佳青說，這是因為台灣的人口規模相對於美國較小，改變的速度比較快。另外，加上台灣是一個新興的移民社會，跟典型大陸國家比較，比較不受傳統價值的束縛，擁有比較多的彈性與優勢。而女權運動的發展也影響了台灣各個層面，女權運動者對政治、經濟的高度參與，間接改變了台灣傳統社會價值觀。
這樣看來，台灣的兩性平權做得不錯，但還不夠；因為還不夠，所以台灣的女人還無法放心的生養小孩，一旦生養小孩便得背負沉重的壓力。其實，如果客觀環境適合生養小孩，政府能規劃良好的育嬰制度、福利，讓女性可以不再將生養小孩視為畏途，生孩子的主觀意願就有可能提升。我們不需要父權回歸，而是需要一個真正兩性平權的社會。
附註：總生育率係指平均每位婦女（一般是指15至49歲之間）一生中所生育之子女數，國際間評量及比較生育率即是以總生育率為標準。台灣自73年起平均每位婦女生育數少於2.1人，再加上近年持續降低的生育趨勢，95年總生育率已降至1.1人。（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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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生育率係指平均每位婦女（一般是指15至49歲之間）一生中所生育之子女數，國際間評量及比較生育率即是以總生育率為標準。台灣自73年起平均每位婦女生育數少於2.1人，再加上近年持續降低的生育趨勢，95年總生育率已降至1.1人。（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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