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會在訓練一個神職人員是非常嚴謹的,不僅是時間長,且在品德、人格這方面的養成訓練,會讓一個人學習到真心獻身在傳道的工作上,可以把個人的需求降到最低狀況,這一點恐怕不是任何一個改革宗基督教會的傳道者能夠比擬,或是學習可得。
一九八○年四月,我受瑞士天主教差會邀請去訪問。接待我的神父很親切地帶我參觀修院,走啊走,走過一間小小辦公室,接待者跟我介紹說,那是專門在整理舊郵票的地方,裡面有一位看起來就像是個飽學之士的神父,正專心仔細地檢視著一枚枚收集自世界各地寄回來的郵票,他看到我這個來自東方國家的臉孔,很自然地微笑點個頭,打個招呼說「嗨」,然後又繼續埋首整理著攤在桌子上的郵票。接待我的神父帶我走到修院花園裡,跟我說了這位在郵票室工作的神父的故事。
原來這位神父在修院的時候,就對考古學這方面很有心得,他在大學修課也專攻考古學,一直到研究所畢業,並且修到博士學位。在博士班時,經常發表論文,是指導教授最看好的一位,甚至在他完成博士學業之前,他已經在幾間大學開課了。有大學主動跟修院院長聯繫過,希望他完成博士學位之後,能留在學校擔任教學的工作,而他本人意願也甚高。
當他獲得博士學位後一年,也完成了修院的訓練,準備晉鐸為神父。在教區主教主持的禮儀上,這位擁有博士學位的神父趴在地上,領受主教的祝福,同時聆聽主教任命的誓約。主教連續三次問同一個問題:「你有想到比較喜歡受差派到哪個教區去傳福音嗎?」依傳統禮儀,他只能回答說:「我願意全心全意地順服主教的差派。」而主教雖然是這樣連續問三次,他都必須三次都回答相同的這句話。
當晉鐸禮儀結束後不久,他就接到派令,是留在修院專門負責管理郵票的工作。修院院長感到相當驚訝,主教為甚麼會這樣決定?因為在這之前,院長有跟主教報告過這位在考古學上有特殊表現的神父,希望主教能夠將他差派到大學去,或許可以藉著他在學校教書的機會,能鼓勵些青年學生獻身在傳道的行列。當時雖然主教並沒有清楚答應,但在洽談中並沒有感覺主教有認為不妥的任何意見。而這位神父自己更是失望至極,修院裡許多同學、朋友都覺得主教真的是埋沒了人才,且認為過去用這麼多時間栽培一個這麼傑出的考古人類學家,可能就因此而英才早逝,淹沒他那來自天上賞賜之特別才華在修院的郵票室中。這件事一直讓這位擁有博士學位的神父好長一段時間悶悶不樂。但他必須完全順服主教的派令,只有服從,也只能服從。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確實改變得非常快,不僅是科技的,以基督教信仰立國的國家,其人民的信仰改變得更是快到無法想像。人民不再像過去那樣踴躍鼓勵子女進入修院,獻身為福音作見證,信徒也不再像大戰前那樣,立遺囑捐贈遺產給教會、修院。為此,進入修院的人越來越少,修院的財務狀況日趨結据,甚至為維持修會能夠存續下去,也考慮到要將差會所屬幾間人數較少的修院關閉,好節省經費的負擔。為此,修院高層多次開會,也呼籲大家每當祈禱時,就要為修院面臨的困難祈禱。大家都知道此事,也彼此交換著意見,表示對修院未來發展的高度關心。
有一天,這位考古學出身的神父像過去一樣,窩在郵票室聚精會神地分類、整理一堆從世界各地送回來的郵票時,突然間發現有一枚郵票非常特別,他再仔細觀察一下,然後越看越覺得那是一枚很不尋常的郵票。此時,突然心跳開始加快,他的手也有點抖。趕緊拿起桌邊的顯微鏡仔細審視著那枚郵票好長一段時間。然後又趕緊跑去大學圖書館找資料,終於發現那是一枚非常稀有的郵票,且全世界僅存七枚。於是,他又趕緊跑回修院郵票室,因他突然想起不久前似也檢視過類似的一枚,他還記得將之分類收在哪一盒子裡。於是,他小心翼翼地將那盒子找出來,就這樣,他找到了這世界僅存七枚郵票中的兩枚。他的血壓飄到很高,幾乎昏倒,大聲喊叫,很多人聽到跑到郵票室傳出來的聲音,以為發生了甚麼問題,大家看到他雙手一直在發抖,有人立即上前抱著他、安撫著他。他才指著桌子上的郵票,說要找院長。大家趕緊找來院長,終於清楚知道這個重大發現。
為了要解決日漸吃緊的財務,院方在主教的同意下,將這兩枚珍貴的郵票拿到市場去拍賣,結果得到一筆龐大的收入,也因此解決了修院經費不足的燃眉之急的窘境,不但不需要賣掉原本計畫要賣掉的修院,甚至還足夠修院持續支援世界各地的宣教事工。
主教為了要向這位考古專家的撿郵票神父致謝,問他是否想去大學當教職的工作?這位神父這樣回答主教說:「我知道原來上帝是要我來這裡撿郵票,好讓修院的福音事工可以繼續。我願意順服上帝的旨意,請主教讓我繼續在這裡撿郵票吧。」就這樣,這位神父繼續留在修院的郵票室。他說:「上帝的旨意真是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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