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品 > 新使者雜誌 > 第103期 阿拉？佛祖？主上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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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題 |
| 從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理性傳統與宣教遺傳看宗教對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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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維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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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老教會在「宣教觀」上的更新－－從基督福音的宣教到「上帝國」的宣教，並強調「定根本土」、「愛和受苦」，把其他宗教當作「鄰居」來看待，是使對話之所以可能的重要原因。
※ 從個體自主到批判理性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屬於加爾文的改宗傳統，其改宗理念主要有三：一、聖經中心；二、因信稱義；三、萬民祭司。受到當時文藝復興人文主義之影響，雖然幾乎所有早期的宗教改革家都反對人類理性可以自主，主張嚴格地回歸聖經為最後權威，但是他們也同意人人都有自上帝所得的恩典，可以接受上帝的話並為基督作見證。因此，和天主教比較起來，加爾文的改革宗更強調「傳講」與「聆聽」，亦即準確傳講聖經的記載，而人的心靈憑著信心去接受。加爾文認為，當上帝創造時是以「語言」創造，而祂流傳給人類的啟示是祂的「話」－－聖經。因此，耳朵比眼睛更適合接受真理。這個傳統使得改革宗變成一個重視「宣道」的基督教。也因此，改革宗基督教比天主教更具有「先知」的自我定位－－先知必須不斷地說出上帝的言語、先知必須不斷地提出上帝對這個社會的控訴、先知必須不惜犧牲生命以抗衡國王與祭司的權柄。先知必須是公正的，但是公正不是盲目，而是指向聖經的基礎。
筆者在此要再次強調，雖然加爾文與一般宗教改革家對於人類理性並不抱持絕對欣賞的態度，甚至天主教哲學家都比宗教改革家更注重理性，但是宗教改革對於語言文字的重視、對個體自由與自主的尊重、並要求人在世俗生活中以倫理實踐來回應上帝，這些都等於是對個人理性重建的重要啟蒙點。也因此，在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之後，改革宗很快地從高舉「理性與自由」的思潮中獲得足夠的滋養，改革宗的神學家們敢於懷疑舊有的不可懷疑的教義並重新詮釋，他們也懷疑舊有的聖經在其本身與其詮釋上的真實性。懷疑導致批判，所以改革宗基督教基本上相當強調「理性」傳統。
※ 從佈道式宣教到「上帝國」的建立
然而另一方面，站在「信仰」的角度，「宣教」也是基督教改革宗在十九世紀以降最具成效的成就。以台灣長老教會為例，她是分別由英國清教徒傳統與加拿大長老會傳統所進行「海外宣教」的成果，外國宣教師們充滿了宣教的熱忱，也將這熱忱注入長老教會的基因深處；而其所本有的理智遺傳也隨之進入長老教會的骨子裡。因此，她同時承襲了改革宗「理性」的傳統－－在崇拜禮儀中以「講道」為核心並強調安靜默想－－與「宣教」的任務。我們可以看到在五○年代台灣長老教會積極加入「普世性」的世界基督教組織，如「普世教協」（WCC）、世界歸正教會聯盟（WARC）、亞洲基督教協會（CCA）等等。
在這之前，長老教會對於政治參與的看法還比較屬於清教徒式的觀念；但是在加入這些普世性組織之後，長老教會的「世界觀」以及其所衍生的各種社會態度便有了相當大的轉變。而同時，她也推行了「倍加運動」與「新世紀宣教運動」，代表宣教的基本訴求並未被忽略，只不過六○年代之後在社會政治參與的頻繁似乎無法與佈道式宣教取得平衡，加以一般性福音派教會對於「社會福音」的疑慮及當時執政當局在媒體宣傳上的導引，造成社會大眾對長老教會的誤解，所以宣教的成效一直極為有限。1990年之後，開始了所謂的2000年福音運動，強調「在台灣處境中宣教」，並將宣教核心定位在「上帝國」的建立，試圖在社會關懷與宣揚福音的雙重訴求中找到平衡點。
※ 對話如何可能：批判理性的傳統帶來宣教觀的更新
從以上的敘述，我們可以約略理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一方面承繼了加爾文宗教改革的「自由理性」傳統，也自其國外宣教師處遺傳了「宣教」的責任，在一路走來的歷史中，她選擇了普世教協（WCC）的宣教觀－－重視社會關懷、重視與本地其他宗教平等的對話，重視行為的見證甚於佈道－－看起來似乎較趨向「多元化」宗教的立場（註1），但是仔細去理解，我們仍然可以發現長老教會的內部仍然無法有效整合「對話」與「宣教」的步調。贊成「對話」的仍然屬於與普世教協關係較為密切的決策者或學者那些人，而基層地方教會的「傳教性」依然相當強，牧師與信徒在宣教的時候依然強調要非基督徒「認罪悔改」，這正是「宣教主義」的重要口頭禪。而且雖然長老教會自詡是理性而觀念開放的教會，事實上還是相當注重傳統，和傳統較有抵觸的思潮與禮儀並不容易被長老教會接受－－如靈恩運動一直被視為是當代的「孟他努異端」，而「敬拜讚美」也經過了將近十幾年的努力才逐漸被少數教會接納。就整體而言，長老教會中大多數人嚴格說是屬於「包容式」的對話心態，亦即是「可以對話合作，但終究希望對方改信」的基本想法。不過儘管如此，與其他台灣基督教派比較起來，長老教會在「宣教觀」上的更新－－從基督福音的宣教到「上帝國」的宣教，並強調「定根本土」、「愛和受苦」，把其他宗教當作「鄰居」來看待，確是使對話之所以可能的重要誘因。
<未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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