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遇
2020年一月，美國長老教會在泰國舉行亞洲區宣教師退修會，我們在泰國的那一週得知一種新的病毒出現在中國。其中一位主管為我們的旅程準備了口罩。當我們回到台灣機場時，機場已提高警戒狀態——使用體溫感測器、行李檢查、填寫旅遊史並留下聯絡資訊（當時，我們並不知道什麼是「接觸者追蹤」，而台灣已開始做這件事）。之後，我們才知道，台灣的疾病管制署在得知新種病毒出現時，已於前一年的12月便派團隊到武漢做初步的研究。
當年SARS，我們還沒來到台灣，沒有經歷到台灣抗SARS的過程。從那之後，台灣已成為對抗COVID-19疫情的模範生。這對我們來說，無疑是一種教育，它展現了台灣最好的地方。台灣時常被形容為科技大國，意味著更加信任科技專業人才。總統蔡英文是一位法學家、專精國際經濟，前副總統陳建仁則是一名流行病理學家。台灣在這幾個方面有許多傑出的表現：（1）2003年對抗SARS的經驗，建立對抗傳染疾病因應措施（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豬流感H1N1等）；（2）作為島嶼小國，加強入境管制；（3）台灣公民良好的防疫準備（增加口罩產量、學校與工作場所測量體溫與消毒雙手、追蹤接觸者等）；（4）全民健康照護系統的便利與升級的防疫策略。看著這些，身為美國人的我相當驚訝，台灣正在做的是我的國家辦不到的事。
我的家庭在對抗疫情的一開始需要很大的調適，當時台灣正逢為期三週的農曆過年與寒假，政府決定各級學校延後兩週開學，我授課的神學院也必須面對這樣的安排。有趣的是，當政府宣佈學校延後開學時，有個笑話說：「家中的祖父母便開始接到電話」。當我們的孩子在三月初回到學校上課時，已是五個禮拜之後。當時，面對長假、旅行、課程與備課的挑戰，讓我們感到非常沮喪；但回想起來，這是台灣得以強化應對疫情的重要時機。在這段時間裡，美國人根本沒有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美國對這種新型病毒不斷增加的威脅，採取了極弱的行動。
美國長老教會
當病毒擴散到亞洲以外的歐洲與美國等地區，美國長老教會（以下簡稱PCUSA）才開始討論因應措施。我們在2月29日收到3月10日即將禁止國際旅行的通知。PCUSA在3月13日發函給夥伴教會（像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而我們則是在3月21日收到正式通知，信中指出可能面對的四種狀況與選擇：（1）立即返回美國；（2）希望返回美國，但近期無法返國；（3）無法離開，但期待留下；（4）希望留下，並維持原差派計畫。我們回信表達希望留在台灣，並維持原差派計畫，同時聯繫支持我們留下的牧長，向PCUSA表達支持我們的決定。一開始，PCUSA似乎期待所有的宣教師回到美國，而決定留在當地的，將視情況而定。
如果我們決定回美國，我們對於要在很多機場轉機感到緊張，且在美國我們並沒有固定的住處（我的父母住在養老院，而太太Emily的父母則住在較小的房子）；我們同時也擔心再次旅行會打亂孩子生活的步調，特別是他們先前因多次旅行，生活已多次被打亂。事實上，我們非常信任台灣防疫的各項因應措施。決定留在台灣後，作為PCUSA的宣教師，我們需要填寫「急難應變計畫書」，提供遇到緊急事件時的安排方式。這次在更新這份表格時，我很驚訝我看到十幾年前，我向PCUSA宣教計畫部提出的第一份急難計畫，當時我是這麼寫：
「台灣是一個有非常優秀的疾病管制署的島嶼，若面臨嚴重傳染性疾病，整個島嶼可關閉邊境，每個須隔離的城市有因應的防疫措施能遵循。因著過去SARS的經驗，台灣可能比任何國家都準備好應對這一種情形。」
我們留在台灣的申請書很快獲得批准。後來我們才知道，PCUSA大約有40位宣教師返回美國，還有70位留在國外，也有一些人正等待旅行禁令解除後返美。
PCUSA一開始向我們提出兩個要求：（1）他們鼓勵我們讓孩子暫時休學；（2）他們要我線上授課，不要進神學院校園教書。對於在台灣讀到這封信的我來說，這些要求我不但不同意，而且聽起來非常奇怪。同一時間，PCUSA需要緊急處理被差派到數十個國家的宣教師，並試圖建立防疫的機制來面對這場危機。我們的雙胞胎在台灣就讀一所2000人的公立學校，三年級有400個學生，被分為14個班級。一開始，PCUSA鼓勵我們幫小孩取消學校註冊，但後來我們收到留在台灣的許可，孩子可以在學校讀完這個學期。以翔就讀一所以英語為主的教會學校，只有大約250名學生。他的學校線上授課了一個月，並有許多防疫的因應措施，像是關於口罩、社交距離和接觸追蹤等。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的孩子能夠在台灣繼續上學。我們看到許多美國朋友今年需要「線上上課」，而且他們無法參與體育運動、欣賞表演或參加實體禮拜。
COVID-19與民主
觀察COVID-19其中一件有趣的事，是「文化」在這次危機中如何展現。一開始，我對台灣人願意從事在我的文化無法進行或不會做的事情印象深刻。最早的例子是：禁止台灣父母的孩子從中國返台；又例如：立即設立接觸者追蹤系統（美國有100多個國際機場，我們基本上沒有做出任何努力來追蹤入境人數或限制美國公民返美）；另一個例子是：嚴格實施檢疫隔離，並設下重大罰緩（在美國，檢疫隔離多是自願性的）。台灣能夠追蹤電話，並使用這些數據來進行隔離，這在美國是從未列入考慮的政策。其他例子還包括：要求學生打掃教室、進行酒精消毒和強制量測體溫等。
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不過大多數公民卻讚揚這些舉動。在美國，我的友人將這些政策看作是過分嚴苛或專制獨裁的，但我在台灣從未有這樣的感覺。在我看來，這些不像是政府為了奪取權力或操弄人民而下的決策；相反的，我很欽佩台灣政府知道如何運用科學，來增加防疫最大的效益。美國的防疫則是完全相反。老實說，我認為這應歸咎於唐納‧川普，他一再地表達，COVID-19會消失不見，普通藥物即可治癒且就像流感一樣，而疫情則完全是中國的錯。他取笑戴口罩的舉動，無視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建議。當美國各州尋求購買口罩、呼吸器和其他物資時，他刻意使各州互相抵制。當白宮的同仁爆發感染COVID-19時，川普刻意淡化染疫的嚴重性。在美國，我們許多人認為他鼓勵反亞裔的種族主義和行為，並把未能控制COVID-19怪罪於弱勢族群。川普不鼓勵復活節期關閉教堂，並且一直舉行大型集會。
諷刺的是，在川普身上同時展示了美國民主的有限與力量。他展現了一位糟糕的領袖可以產生多大的影響；也同時展現了民主的力量，人民可以讓這位可怕的領袖下台。我無法表達我對川普落選有多高興，在他落選後，美國政府的防疫政策更加合理，疫苗接種的措施得到改善，我們希望看見疫情受到控制。川普展現一種世界各國領導者爭相仿效的新型態美國政治手段。更諷刺的是，緬甸、北韓、菲律賓和中國的領袖以川普可怕的政治手段，做為贏得人民支持的典範。
美國人對COVID-19的反應依然相當糟糕，我在家人和我自己身上都看到這一點。許多人質疑封城，繼續外出與朋友見面、握手、擁抱等。
有一次，一位家人開玩笑地稱我們在台灣的生活為「香格里拉」，因為在這段經歷中，台灣的成功一直像是個神話。但是由於台灣對抗SARS的經驗、強大的醫療體系、順服的公民以及合理運用科學，台灣正迎向繁榮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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