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台灣談論環境人文與政治生態時，長期以來我運用的「走讀」方法，已逐漸成為一種重要的知識實踐與教育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把這種走讀實踐，放進基督信仰與宣教歷史的視野裡來觀看，並同時與福音書中耶穌「在路上」的宣教方式，以及十九世紀在北台灣巡迴行走的宣教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對照，我們會發現三者之間，在若干關鍵層面呈現出耐人尋味的呼應。
這種呼應並不是要把三者混為一談，而是要指出：一種具身、在地、走向邊緣且透過同行與提問來塑造人的實踐，在深層結構上，讓耶穌的在路上宣教、馬偕的巡迴步行，以及我多年來在泰雅部落與基隆故鄉的環境走讀，形成一種跨越時空的對話。
「路」不是背景，而是宣教與學習真正發生之處
就福音書來看，耶穌多數的教導、醫治、衝突與對話，都不是在固定建築物內完成，而是在路上展開。他從加利利走遍各城鎮與村莊，在路上回應求醫的盲人，處理門徒之間「誰為大」的爭論，也在往以馬忤斯的路上伴著困惑的門徒解釋經文。對他而言，「走路」不只是移動方式，而是神國啟示與門徒塑造真正展開的核心場域。
一個多世紀之前在北台灣，「路」同樣成為馬偕宣教的主舞台。他並沒有選擇在一處建立宏偉的禮拜堂並等待人前來，而是從淡水出發，翻山越嶺，徒步巡迴北台灣各地，從沿海漁村到內陸農村，甚至深入泰雅族等原住民族群的部落。許多教會不是先有建築，而是先有一條被踏過無數次的山路，以及一間借來的民房或茅屋，成為聚會起點。對馬偕而言，宣教首先是一段又一段真實走出來的路程。
我的「走讀」則在當代學術與教育脈絡中，刻意把學習從教室移到路上，帶領參與者走向河堤、偏鄉、老聚落小巷，把行走的路徑本身設計成課程的文本。參與者不是先在室內吸收一套完整知識再出去「驗證」，而是邊走邊學，在各地方、在不斷變換的視角裡漸漸被塑造。
從耶穌、馬偕到走讀，三者共同提醒我們：最深刻的教導與轉化，往往發生在「在路上」，而不是在封閉空間之內。
具身與貼地：用腳步與身體讀地方
耶穌很少停留在抽象論述，他總是就地取材。看到田裡的種子，他就談天國；看見百合花和飛鳥，他就談信靠與憂慮；站在湖邊、坐在漁船上，他就談呼召與信心。對他而言，真理不是漂浮在世界之外的概念，而是透過具體土地上的事物，與某些人的日常經驗被說出來。
馬偕同樣不是一位「離地」的宣教士。他學當地語言、吃在地食物、住在民宅或簡陋聚會所，走進漁村、農田與山地部落，在路邊拔牙、看診、與人談天並傳福音。他對地方的認識，不只是地圖上的地名，而是用身體長年踩踏出來的肌肉記憶，是與土地居民一同流汗與受苦的生活感。
走讀的方法要求參與者，以身體去走、用眼睛去看，讓雙腳真正踩在土地上來「閱讀」環境變遷、地景變化與權力關係。例如，看堤防如何改變河流，看工業區如何蠶食農地與濕地，看拆遷與重劃如何重組社區生活。在這樣的過程中，概念不再只是教科書上的名詞，而是在具體場景中被體會為彼此牽連的問題與關係。
從這個角度來看，耶穌「用身邊的事物說天國」、馬偕「用長年行腳與在地生活實踐福音」，以及走讀「用腳下土地說社會與環境」，在認識論姿態上形成強烈共鳴：都拒絕抽象與漂浮，並共同強調具身與貼地。
走向邊緣：從撒馬利亞、泰雅部落到工業邊陲
福音書中的耶穌，沒有長期停留在宗教與政治的中心，而是不斷走向邊界。他刻意經過撒馬利亞，跨越猶太人與外族人之間的界線，也進入被視為不潔的領域，與稅吏、罪人、病患同桌吃飯，使那些被驅逐在外的人重新成為故事主角。
十九世紀的北台灣，馬偕同樣展現出鮮明的「邊緣取向」。他不只在港口與城市宣講，更長期往艱困而偏遠的山區行走，進入泰雅族等原住民族群的部落，陪伴那些在清帝國治理與漢人社會中處於邊緣位置的人。他的宣教足跡遍及當時交通不便、資源匱乏、甚至充滿危險的地方，也常因這樣的偏移而遭受質疑與阻力。
在當代台灣，我的走讀則帶人走入另一種邊緣：工業廠區邊界、受污染的河段、都市邊陲聚落、被迫遷或遭拆除的社區。這些地方在主流發展論述與華麗城市意象之下幾乎隱形，卻是承受環境與社會代價之處。
無論是耶穌走向撒馬利亞與格拉森、馬偕走入泰雅部落，還是走讀帶人走進石化廠旁的小漁村，三者都表現出一種空間與社會上的「偏移」：離開中心，貼近被忽略與受壓迫之處，使被壓抑的真相與苦難得以被看見、被命名。
同行與提問：不是單向灌輸，而是關係中的學習
耶穌在路上的教導，經常以比喻與反問為主，很少直接給出完整系統性的答案，而是在故事中引發思考，透過問題揭露門徒的盲點。他問門徒：「你們說我是誰？」也責問他們：「你們還不明白嗎？」在往以馬忤斯的路上，他先聽兩個門徒傾訴，再循序解釋經文，直到他們的眼睛被打開時。門徒的成長，是在與耶穌同行、對話，並不斷被問題衝撞的旅程中發生。
馬偕的巡迴宣教，也不是只靠一次性的佈道會，而是反覆拜訪、同行與陪伴。他在各地建立小聚會點，長年來回巡視。主日他講道，平日則與會友一起勞作、談家務、處理衝突，一面分享聖經，一面學習理解在地人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他不只是教導者，也是學習者：學習語言、習俗與地方的集體記憶，在互動中彼此改變。
走讀的帶領者則不是權威導覽員，而是拋出關鍵問題的同行者。他會邀請參與者一起思考：這條河為何成為現在的模樣？它原本是怎樣的？誰因這些變化得利？又是誰在付出代價？參與者被鼓勵自己觀察、猜測與討論，隨後再在補充說明中，將零碎印象與更大的歷史、政治、經濟結構連結起來。知識於是成為在行走過程中的互動與提問裡，被共同編織出來的東西，而不是由老師單方面輸出的結果。
從耶穌、馬偕到走讀，學習都被理解為一種「在關係中的同行」，而不是一次性、單向度的灌輸。
一起走，才慢慢成為門徒、會友與公民
對跟隨耶穌的人來說，「作門徒」不只是接受一套信仰內容，而是和他一起走路、一起吃飯、一起面對群眾與反對勢力，也一起經歷風浪、恐懼與危險。在不斷重複的旅程中，門徒學會信靠，也多次經歷失敗與悔改，並一再被呼召回到跟隨的路上。門徒的身分，就是在這樣的共同旅行與共處中慢慢成形。
對馬偕而言，北台灣許多早期基督徒的「信仰身分」，同樣是在行走中被塑造的。有人陪他走遠路去別村聚會，有人在山路上與他談論信仰，也有不少村落，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巡迴拜訪、查經與生活分享，才逐步聚集出穩定的信仰群體。會友不是聽過一次信息就「完成」，而是在多年反覆相見、同路前行、一起面對壓力與逼迫的過程中，彼此成為肢體。
走讀也不只是一次性的戶外教學，而是透過多次走訪與長期累積，讓參與者在不同地點與議題之間建立關聯。在身體的疲累與情緒的震盪中，他們慢慢形成自己的地方感、責任感與判斷力。可以說，公民、學者或行動者的身分，往往是「走出來」的，而不是在一次說明會上被灌輸出來的。
受造世界作為可讀文本：從加利利湖到淡水河與工業煙囪
耶穌的諸多比喻顯示，他對自然世界具有細膩的感受力。種子、土壤、葡萄樹、無花果樹，以及風和海的反應，都是他用來說明天國奧祕與人心狀態的素材。自然在他的敘事中，並不是只用來襯托人類故事的布景，而是能夠啟示真相的存在。
馬偕的宣教足跡，沿著河流、海岸、山徑與聚落展開。他仰賴對地形與氣候的熟悉，來決定行程與路線。河口的港灣、淡水河與基隆河的流向、山區道路與部落的空間配置，不只是背景，而是深刻影響他宣教策略與會友生活世界的空間結構。雖然他未必以環境人文的語彙來書寫，但從他的日記與報告中，仍可感受到他對土地、地景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敏銳觀察。
走讀則以當代的語言，明白主張山川、河流、海岸、濕地、農田與工業設施都是「可讀的文本」。河道的曲直與高低、堤防的高度與形制、土地用途的變化，無不訴說著人與受造世界關係的歷史與倫理。透過對這些地景的凝視與解讀，參與者學會看見人類活動對生態與地方的長期影響，也學會珍視非人世界的脆弱與價值。
因此，無論是加利利的湖面與田野、十九世紀的淡水河岸與山徑，或是今日鋪滿水泥的河岸與升起黑煙的煙囪，都可以成為人重新思索自身位置與責任的受造世界。
超越「看見問題」：指向公義與和好的呼召
耶穌所宣講的上帝國，並不只是關於個人靈魂得救的福音。他不斷挑戰不義的權力與虛偽的宗教體制，眷顧被排除在外的人，拆除人際與群體之間的隔閡，展現出對全人生命與群體關係的醫治心意。
馬偕在北台灣的宣教，從某個角度來看，也具有公共與倫理的向度。他關注醫療與教育，在缺乏醫療資源之處行醫拔牙，並設立學校與神學教育機構，提升在地人的知識與判斷能力。他與被瞧不起的族群交朋友，和遭歧視與壓迫者同坐一桌，使福音不只停留在「內心」，也觸及整個社群的尊嚴與未來。
走讀在環境人文與政治生態的語彙中，也提出相似的倫理呼喚。當參與者看見遭污染的河流、被迫遷的社區、因開發而消失的海岸時，問題不該停留在「知道」或「感動」的層次，而是要進一步追問：我們可以如何與這個地方建立較為公義的關係？我們如何支持在地的行動者？我們在自己的生活選擇與專業實踐中，又可以做出哪些不同？
從耶穌到馬偕，再到走讀，重點都不只是「開眼界」，而是被邀請回應一種關乎公義、憐憫與和好的召命。
必要的區分：獨一的基督行動、歷史中的宣教實踐、當代學術實驗
儘管三者之間存在多重共鳴，我們仍需要清楚區分它們的不同。首先，在主體與層次上，耶穌的宣教是基督信仰中獨特且不可重複的啟示事件，關乎上帝在歷史中的自我賜予與救贖行動；馬偕的宣教則是這個信仰在特定時空中的一種歷史性回應，他以具體人格與時代限制，見證並傳揚福音；走讀則是當代知識分子（其中包括一些基督徒）在這個視野之下，為回應台灣處境而發展出的一套學術與教育實踐。走讀可以深受前兩者啟發，卻不能與之直接等同。
其次，在直接目標上，耶穌的核心呼召是邀請人進入與上帝的關係，進入上帝國的生命；馬偕的直接目標是在北台灣建立信仰群體，培育本地教會領袖，並透過醫療與教育事工來見證福音；走讀的直接目標，則是培養地方感、公民素養，以及對環境與社會的批判性關懷。它們在倫理方向上可以互通，但在救贖層次與信仰核心上並不重疊。
再次，在語言與處境上，耶穌身處第一世紀巴勒斯坦的猶太宗教與政治情境，使用當時的象徵與語彙；馬偕身處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現代國家初現與宣教運動高漲的時代，他的語彙介於福音派與近代文明的進步想像之間；走讀則採用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的概念，如政治生態學、環境正義、在地知識等，以回應全球資本、國家治理與環境危機交織下的台灣現實。
將這三者並置，並不是要把學術實踐神聖化，也不是要淡化耶穌與歷史宣教的獨特性，而是要讓我們意識到：在這塊土地上，一種認真面對地方、環境與邊緣者的「走讀實踐」，可以被理解為對那位在巴勒斯坦山路與小鎮間行走的耶穌，以及曾在北台灣山海間巡迴的馬偕的一種當代回聲——在不同語言與脈絡之中，延續了「在路上學習與同行」的召命。
從走讀到深度旅遊式宣教的想像
如果把上述三種實踐綜合起來，其實可以發展出一種「深度旅遊式的宣教模式」。這種「深度旅遊」並不是在一般旅遊外面，加上一層宗教包裝，而是一種真正以宣教與門徒訓練為核心、能真實祝福在地教會與社群的旅程設計。
在理念上，這樣的模式不再把宣教理解為「到某地待幾天、辦幾場活動」的短宣，而是理解為「在某地與教會及社群一起走、一起看、一起聆聽」的深度旅程。參與者藉著具身的走讀，在在地處境中重新認識福音、公義與自己的召命。這樣的深度旅遊，同時承接了耶穌在路上的宣教方式、馬偕巡迴步行的歷史經驗，以及我們在走讀所彰顯的環境與地方關懷。
在具體實作上，一趟走讀式的深度宣教旅程，會從謹慎的行前預備開始：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場域，尋找願意同行的在地教會與居民，預先了解地方歷史與社會脈絡，並透過神學與宣教課程，重新理解這趟旅程的屬靈意義。參與者也會學習基本的走讀與田野方法，知道如何在尊重地方的前提下觀察與傾聽。
實際旅程中，每一天都在「走讀、相遇與反思」之間循環。早上用腳步「閱讀」地方，下午透過拜訪教會與行動者與地方相遇，晚上再用經文與群體分享來消化與反思。如此，旅程不只是看風景或感動，而是一步步把參與者納入上帝在那個地方正進行中的故事裡。
旅程之後，則透過整理與分享，讓整個信仰群體共同承接這趟經驗，並思考後續可以透過代禱、再訪與實際支持，與在地教會建立長期互助的關係。整個過程中，必須時刻警覺宗教觀光化、苦難景點化、加重在地負擔與狹隘果效想像等風險，確保這樣的深度旅遊，真正成為一種回應福音、學習公義與實踐和好的門徒訓練，而不是只換了一套語言的觀光行程。
結語：從歷史腳印到今日腳步
從加利利到淡水河，從第一世紀的猶太鄉村，到十九世紀的北台灣山海之間，再到今日被工業與開發重塑的河岸與部落，我們在不同時空看見同一條被延續的道路——一條必須以身體行走、以眼睛觀看、以耳朵聆聽、以心靈回應的路。
如果教會願意在當代台灣情境中，以走讀為媒介、以深度旅遊為形式、以宣教與門徒訓練為核心來重新想像自己的腳步，那麼，每一次在地的行走，都可能成為回應那位呼召我們「起來，跟從我」之主的具體方式。
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在這塊土地上，與邊緣者、與受造世界、與在地教會，一起走在通往公義與和好的路上，使從加利利到淡水河的那條路，在今天仍然發出當代的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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