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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品 > 新使者雜誌 > 第80期 課本沒有教的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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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題 |
| 與台灣史同步的台灣宣教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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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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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翁佳音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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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者/郭書蓁
(教會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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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代以來，台灣史研究形成一股熱潮，各種相關展覽、話題不斷被炒熱，除了學術界人士忙於各種研討會、論文發表，學術圈外的人士也多有關注及參與討論。這其中固然可歸因於研究成果之累積，使台灣史呈現更豐富的面貌，更貼近社會大眾的語言；另一方面，也是政治人物廣泛運用「歷史」作為表述的媒介之影響。誠然，在政治範圍內所談論的「本土化」、「主體性」等議題上，台灣史似乎是個好用的「工具」。
然而，在企圖「恢復歷史原貌」之餘，這些論辯也都不可避免地重新詮釋了歷史，而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些詮釋究竟表現出詮釋者什麼樣的「主體性」？
歷史的確是容許「主體性」之存在的。更直接地說，歷史本來就無「客觀」可言。歷史事件的發生、記錄與評價，都是兩個甚至多個主體交會的結果，因此，正如《聖經》書寫也是發生於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各人以其主觀經驗描寫其所感受到關於上帝的奧妙和啟示，同樣地，歷史的詮釋也是回歸到自己的經驗，以本身的主體性與「歷史」這個主體對話。歷史並不是被放在解剖台上，可以任人剖析、左右觀照的客體，而和詮釋歷史者一樣，是個活生生的主體。
那麼，當我們從基督徒的主體性出發，又將看到什麼樣的台灣歷史圖像？
受過洗禮的海盜
從基督徒的主體性看台灣歷史，是一個至今仍有待開發的研究領域。以長老教會在台灣的傳教為例，十九世紀英國與加拿大長老教會分別來台宣教，是教會史上的大事，在當時宣教士的事蹟也轟動海外，然而對當時的台灣社會而言，初代教會與第一批漢人信徒的存在，究竟對台灣歷史起了什麼影響？今日有關當時教會史的書寫多半側重宣教士的傳教熱忱，以及他們所引進的西式教育、醫療等所帶來的文化震撼，但初代信徒才是日後建立教會內部組織、傳承信仰的關鍵人，這一批人的身影卻被化約、隱沒了。
又從長老教會在戰後的發展來看，教會史與台灣史乃是緊密相連，無論是一九五○至七○年代教會關心都市、農村宣教；或七○至九○年代中期，教會發揮信仰良心關懷政治與社會，這些教會行動都對台灣歷史投下深遠的影響。今日我們若回頭檢視，想評價基督徒對台灣民主運動的貢獻，應該看重的是基督徒的主體性，只需自我肯定、上帝來肯定，而不是一味仰賴歷史學家或政治人物的評價。
再往前推四百年，台灣開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之初，從基督徒立場觀看也會發現一個截然不同於以往的歷史圖像。十七世紀初，在荷蘭人佔領台灣之前，活躍於中國東南沿海的海上貿易商團首腦，如李旦、顏思齊、鄭芝龍等，在傳統的中國歷史中均被稱為「倭寇」或「海盜」，他們被想像為一批操著日本語、專以騷擾中國沿海居民為業的盜賊。
然而，細查這三人的背景，我們發現他們竟都是接受洗禮、擁有「教名」的信徒，李旦為安得烈（Andrea）、顏思齊為彼得（Pedro）、鄭芝龍為尼古拉斯（Nicolas）。中國傳統歷史所用的稱呼「海盜」，正反映出海上貿易商團的雄厚實力；而所謂的「倭寇」，其組成份子更有十之八九來自漳州、泉州、潮州，也就是說，當時的「倭寇」在中國東南沿海海面「橫行」時，所操的語言正是不折不扣的福佬話！
這麼一來，我們儘可以大方地說：台灣有文字的歷史乃是始於基督徒！從中國史的立場來看，這三人是海盜、是倭寇，被排除於「正統」的歷史敘述之外；然而從基督徒的立場，我們看見上帝的奧妙，先是這幾個人物揭開台灣歷史的序幕，接著到了十七世紀中荷蘭人佔領期間，台灣又是全亞洲唯一有新教傳入之地。當時在東南亞的安汶雖然也有基督教的傳佈，卻是建立在原有的天主教基礎之上，新教只是去收割。而台灣早在十七世紀，歷史和信仰就已是密不可分地相連在一起了。
若想進一步了解李旦、顏思齊與鄭芝龍與基督教（此處意為廣義的「基督教」，包含基督新教及天主教）的淵源，就要再追溯至十六世紀天主教在華傳教的背景。當明朝時，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浙、閩、粵等地，天主教耶穌會、聖本篤、多明哥等會的活動十分興旺，明皇室中也有其信奉者，葡萄牙人甚至在澳門建有神學院。也就是說，當時東南沿海的居民不但多有接受基督信仰者，也熟悉於國與國之間貿易、文化頻繁往來的環境。這麼一來，李旦等人在此背景下崛起，也就不足為奇了。
從基督徒的觀點出發，我們看見信仰傳播的脈絡；另一方面就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而言，明朝又恰是近代社會形成的時期，在文化傳統上和清代社會乃是一脈相承。這正好可以提醒我們：在以自身的「主體性」詮釋歷史時，必須同時尊重對方的主體性以及前後脈絡；一方面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腦袋去想，另一方面也必須承認自己的眼睛和腦袋並不完全。而能以承認自己並不完滿，不正是身為基督徒的好處嗎？
基督徒寫歷史榮耀上帝
現今台灣史的詮釋往往被過度引申，作為政治工具，例如：台灣究竟是不是中國「固有疆域」的一部分之類的爭論。歷史的功用如果只是發揮在這上面，則歷史閱讀會成為一種負擔，也了無新意，畢竟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以現代積極的眼光來看歷史。
缺乏尊重的「主觀」歷史意識，和帶有「主體性」的歷史詮釋，是有很大區別的。前者只是借用歷史的語言，各自表述，甚至可以說將歷史給「工具化」了。如果再以十九世紀的長老教會傳教為例，當我們回顧百年前宣教士來台的所作所為，必須考量當時的傳教策略有其獨特之時空背景，原封不動搬到今日不見得會奏效，而在傳教史中存在的宣教士與本地信徒理念不合的情形，或是宣教士本身人格特質所造成或好或壞的影響，坦然面對這些並不會傷害基督徒的「主體性」，反而是刻意避諱那些在歷史中必須被處理的課題時，才會帶來缺乏尊重的主觀意識。
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主體性——由此角度出發，基督徒寫歷史正好可從信仰的觀點，看出上帝的美妙。過去在希臘羅馬文化的觀點中，認為歷史只是如春夏秋冬一般不斷的循環，但基督教帶進了一個全新的觀點：歷史是直線進行的，朝向一個特定的目的前進，而歷史的終結就是一個由上帝完全統治的國度。這是歷史觀的一大突破。因此，當基督徒以「目的論」的史觀從事歷史書寫時，將會更彰顯出上帝國的榮光。
所謂的「主體性」不是「全台灣」一致的主體性，而是無數個主體的集合，基督徒有基督徒的主體性，照樣原住民也有原住民的主體性、女性有女性的主體性，有HIS-story，也有HER-story。只要承認自己的主體性並不完滿、謙卑下來，那麼多個主體是可以和平共存的，否則強調主體性而無尊重的歷史詮釋，只是在牽強附會、操弄歷史，徒然造成仇恨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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