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品 > 新使者雜誌 > 第60期 教會有性別嗎?——她的教會?他的教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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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題 |
| 教會參與，男女大有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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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佳青
(台灣女人連線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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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自一百多年前由西方傳教士設立以來，早期以醫療與教育之服務為主要發展事工，對當時的社會發展貢獻良多。尤其是在教育方面，當時來台傳教士相當鼓勵女性接受現代教育，並首開先例地設立了女子學校提供台灣女性學習成長，此一事工更奠定了台灣婦女能夠大幅度進入公領域的機會，包括進入就業市場與教會事工參與。
正由於長老教會具有高度的組織結構以及受高教育的知識菁英的條件，自然而然成為近百年來台灣社會發展史上最重要的成員之一，因此長老教會從日據時代，到進入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一向都扮演引導社會進步與對抗強權的重要角色；直到1970年代末期台灣社會的能量與人民的智識已經普遍到達一定程度後，加上外來國際資訊的刺激，台灣各種功能性的團體組織穩健發展到相當規模，公民社會的規模與品質逐漸上升中，相對的長老教會似乎並無太多改變與進步。
以醫療和教育、傳教為根基的長老教會決策結構，是以間接民主式的長老代議制度。這個制度對於培養會友的民主意識與素養有相當大的貢獻，由全體會友選出的長老執事成為決定教會事工的發展主要機制，同時教會事務的分工也依循長執會的分派各司其職。若由近百年來長執人口的性別比例來看，可發現男性的比例佔絕大部分，近年來或許受到社會結構轉變與女性意識提升影響，女性長執略有增加外，其實男女長執比例仍是未能反映會友的人口分佈，這樣的結果不足為奇，其和幾千年來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領域，以及台灣傳統社會的性別分工模式是相類似的。
在一般教會中多有設立婦女團契，這個團契的成員並非以年齡、教育程度或社經背景來作區分，而是以性別作為主要的基礎，這和教會中其他團契（少年團契、青年團契、夫婦團契或松年團契等）的成員組成邏輯不同。而這個婦女團契在教會事工的參與可是非常全面，大大小小的活動都可看到她們忙碌的身影與強力的動員能量，一般性教會服事更不用說，打掃、煮飯、準備茶水、插花、看顧小朋友等，這些消耗性、邊際性的工作類型是婦女團契的領域，而決策性、教導性的事物卻常與她們絕緣。
其次在主日學事工上，教師以女性的比例居多，而校長則多由男性長執擔任，這樣的分工情況總會不知是否作過調查與分析，我常聽到教會長執或牧師在分派任務時會表示，女性比較會照顧孩子，所以較適合擔任主日學老師，而不是校長。而多數教會若聘請第二位牧師時，女性牧者多是擔任教育牧師或副牧，其所分配到的職務也離權力核心較遠，如果可以選擇，多數教會是不喜歡聘請女牧師的。我曾聽過某位長老說：「女人不適合站講台，因為容易引起男性會友想入非非。」或許這是一個特例，但這想法和教會神職人員性別比例相差如此懸殊的結果卻不謀而合，即便現在女神學生增加，女性傳道與牧師跟著增加，然多數仍是以到教會機構服事為導向，而非在基層教會服務，這個現象的形成原因是制度設計與價值觀念的偏差有關。
為什麼教會有婦女團契這種邏輯的組織方式呢？怎麼沒有男性團契呢？問過許多教會前輩的看法，可歸納為幾點：一、女性比較有時間，她們可以在週間白天聚會（假設所有男人都要出外工作）。二、女性比較需要教導，透過團契可以提供婦女靈性成長的空間（沒有講出來的思考是：男性靈性較高所以無須教導）。三、過去女性受教育的人較少，所以透過婦女團契的聚會可以提供教育（但我們看看婦女團契聚會在學些什麼）。四、女人有一些特別的問題，婦女團契才可以幫忙解決（男性難道就沒有個別困難嗎？）。這些解釋到底透露出怎樣的訊息呢？
因此根據上述現象的觀察與分析，基本上長老教會會員在事工參與和服事的分工仍然是依循傳統社會的性別分工模式，無論是一般會友、長執人員及神職人員都是。然而當全球各地民主風氣逐漸提升，台灣社會近十年來也在經濟、政治或社會領域逐漸改變傳統性別角色的分工，各界都積極提升女性的地位與角色重要性，甚至台灣人民選舉出女性副總統時，為什麼長老教會似乎還停留在原地，並未隨整體社會的進步性變革大幅調整，到底是什麼原因所造成的結果，相當值得探討。
依據長期的觀察與分析，個人認為與長老教會內部的倫理教導和權力結構的形式僵化有關，早期從西方傳入的基督教教義除了保有某種程度舊時代西方傳統文化價值觀（也是男尊女卑）之外，長老教會的宗教倫理還融合很大部分的台灣本土意識和傳統社會價值，而且不管進步或保守的我們都吸納了，因此在性別倫理上的教導也自然而然遵循這套意識型態來進行。而權力結構上雖然長老教會向來以間接民主制度為傲，但教會長執選舉與神職人員選聘制度和傳統觀念還是緊緊結合在一起，而有權參與教會法規制訂的代表又未能設計出一套扭轉這個問題的策略（或是提案一再遭反挫），於是乎女性參與教會決策的空間仍舊狹隘，傳統性別分工依然大行其道。
近十年來女性意識的大幅提升，使得教會內的女性會友及女性神職人員對這樣的分工結構從默默接受，到逐漸表達不同的聲音，甚至有些女性開始以具體行動來改變參與教會事工的角色時，到底長老教會的高層權力機構可以作什麼協助？這些女性在教會的處境其實相當艱難，如果她所提出的改革意見不為多數男性會友及長執的同意時，通常除了選擇退出事工的指派，或是換教會服事外，真的堅持到底去執行自己理念的女性，最後就是被孤立。
單單只有個別女性的奮鬥並未能真正解決整體教會的傳統價值觀念與事工推展的困境，這必須要從教會的選舉制度與規定著手，例如規定長執當選男女比例，總會年會代表年齡及性別比例等，才能在結構上有所突破。同時神學院應配合時代與社會背景條件的進步，提供倫理教導，從學生時代開始就有相關的性別研習課程，培養具有性別批判的眼光解讀神學的經典；另外，擔任教會的講台宣道或教導的神職人員更需要在職進修，由中會、總會定期辦理工作坊或演講，以提升長老教會神職人員的視野與批判社會歧視的能力，從而改變各基層教會的性別倫理教導的偏差，以及教會決策結構的民主與合理化，讓我們先從性別正義開始做起，使長老教會能再度扮演台灣社會進步的推動者、最後的社會良心和光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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