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期的教會宣教或直播會成為一種新常態嗎？在回答這問題前，我們先看看世界正在改變什麼。根據DataReportal在2019及2020年的全球網路使用觀察，2019年到2020年全球網路使用人口數從43.9億上升到45.7億，同時社群媒體用戶數也從34.8億上升到39.6億，社群媒體人口很明顯在一年間有著近5億的成長。從使用行為探究，用戶使用網路的動機大致包括了跟上新聞時事、填滿空閒時間及搜尋娛樂內容等，在些使用原因中，大概又可以區分成功能取向與娛樂取向，在疫情高峰時期，網路不僅充份發揮資訊功能，更發揮了前所未有的娛樂力量，這也就是說，疫情迫使人們從真實人與人的互動中得到的功能與娛樂，紛紛轉向網路取得，而建立起網路世界明明虛擬卻又超級真實的歸屬感。
從互動到歸屬
「歸屬感」（Feeling of Be-歸屬感」（Feeling of Be-」（Feeling of Be-Feeling of Belongingness）是人類心理的基本需求之一，在沒有網路的真實社會互動中，歸屬感很可能是個人融入社會，或者說是整合入社會的凝聚力來源，這個看法不僅在心理學，也在當代社會學中的的社會連結或社會連繫中得到很多支持。儘管人與人的真實互動在網路互動時期遭到空前挑戰，但這種社會連繫的論點並沒有消失，反而更加得到證明，只是途徑變成是透過線上互動或人機互動來達成，虛擬世界中隔離了真實社會干擾的因素，使得線上互動或社群行為更加具有潛力。
不管願不願意，社會與時代的發展從不為個別意志停留，是集體行動的結合體。在後疫情時期有幾種新常態（New Normal），一種是原本社會行動的降低，例如群眾活動意願、接觸性社交互動或大眾運輸需求，都呈現降溫狀態；反之，另一種社會行動則逐漸崛起，包含遠距工作型態、數位消費習慣與公共衛生意識等。這也就是說，社會互動與歸屬感不滅，但形式不得不變。疫情使得這股「不得不」的力量極為龐大，就如同不管如何不願意，戰爭就是強迫社會中個人行動變遷的力量，人們只能面對並做出改變。
疫情時期，人們同樣只能面對並做出改變，結果，行動改變不僅是改變人們的行動，往往也觸發了心理的知覺狀態，形成新的社會樣貌。如果可以，教會並不希望傳統人與人的互動被打破，因為真實互動一向是確立社會關係的基礎，打破這種基礎的結果，不只是產生教會與會友間真實關係的危機，更重要的是產生對未來互動無法掌握的不安定感。然而，真實世界中，網路形成的後現代社會現象早已衝擊真實社會不只20年了，疫情只是令這種網路互動的狀態全面爆發，因此對教會而言，要正視的想法應該不是應不應該採取網路傳播，而是如何採取網路的互動形式了。
改變了什麼形式？
後疫情時期的挑戰是多重的，教會在後疫情時期不一定非得採取線上互動不可，當又有了選擇，教會最大的困難點自然變成是態度上願意不願意接受改變，而技術上又達不達得到品質良好的互動，這些可能的改變分述如下。
一、實體聚會轉向線上聚會
首先，實體聚會是教會互動的基礎，也是最重要的互動行動，一旦實體聚會改變，則既有的教會流程、小組互動等所有機制都可能被迫改變，這考驗著教會組織的靈活度與適應力。然而，所謂線上聚會的增加在疫情時期是「不得不」的作為，但在後疫情時期則是一種提醒，它提醒著過去在一般時期，教會會友不論是因為求學或工作，教會原本就應有適度建立線上聚會的作為，過去不管有沒有做到，未來似乎都不能再迴避。然而，也不必過度放大這種線上聚會的效果，很明顯在後疫情時期的線上聚會或互動是一種與實體聚會的配搭，而非取代，因為全球社會還沒進入到（也不一定會進入到）純粹人機互動的時代。教會應該學習網路技術、直播技術，及更高品質的線上互動技術，就像人與人良好的真實互動技能，以產生較好的人際影響。
二、面對面互動轉向新媒體互動
很多人質疑媒體互動無法達到面對面傳播（FTF，Face to Face）的效果，因而拒絕媒體或網路。疫情時期的手機或網路互動真是重重地提醒了大家，再不因應就失去與下一個世代的社會連結契機了。教會的目標是透過互動產生連結，面對面互動是最具效果的傳播模式，其它都是配搭方式，因此，新媒體互動或線上互動本身不是目標，這些線上互動是協助教會在後疫情時期的策略與技巧，使教會可以更具體影響到對的人、離散的人，或是可以經由線上途徑而輔助實體面對面傳播的效果。因此，教會應該考慮的是怎麼樣才會有好的媒體互動方式、品質與效果，教會並且發展出自己最佳的新媒體互動模式，就如每個教會都有自己與會友的對話模式一般。
三、從大團體轉向小團體傳播
其實這不是教會的轉變，而是網路社會本質的改變，不約而同的是，教會一向也強調透過小組運作以配搭整體禮拜，或是補充牧養個別會友，而小組就是一種最佳的小團體傳播。換言之，教會一向都在落實小團體動力學，而線上社群或網路由於本質上就是社群動力的極大化，因此深具潛力。因此，未來教會的宣教其實本來就是多元組合，線上傳播在這種組合中可以成為強大的互動工具，然而同樣的，線上傳播是工具而非目標，期待線上工具成為互動的目標是混淆了工具目標與教會目標的差異性，線上小群體經營是鞏固教會與會友之間人際連結的良方，線上傳播的目標絕不是把會友都送上虛擬雲端去居住或按讚。
四、從固定牧養流程到彈性流程
最後，從固定牧養流程到彈性流程。線上傳播最大的變化是衝擊到實體組織或牧養教會的既定流程，因此重構了教會的常態運作方式與人員互動。當聚會直播成為一種可能，則會友打破空間的限制，使網路聚集成為一種事實。再者，會友也因透過自行選擇線上互動方式而產生互動時間的自由，同樣又打破時間上的集體行動。因此，不論是直播或小組社群，都迫使後疫情時期的教會去重新審視教會與會友間的關係，特別是空間與時間的管理關係，也重新學習新的網路型態，更打破過往以實際聚會流程為基礎的教會運作方式。
結語：從另類到常態
回到本文主題，在後疫情時期的宅信仰或直播會成為教會的影響嗎？答案恐怕是肯定的，只是過去可能花20年才可能達成的改變，被迫在疫情期間瞬間被啟動，再用後疫情時期不知多少年的時間去調節。因此在後疫情時期，我們可以大致掌握到它的輪廓：會有更多的線上直播、更活躍的線上社群、更斷裂的互動時間，及更彈性的教會行動。在這過程中，科技設備是挑戰、影音技術是挑戰、互動經營是挑戰，而最大的挑戰，來自於教會相不相信這是歷史的轉變，及相不相信這是必要的學習。
儘管線上互動很重要，我們不該忽略的是，教會與信仰的對象還是人，任何轉變都只是形式的轉向，而非是信仰的改變，教會最重要的仍是生命影響生命的過程，而機制與策略則是要思考如何可更靈活有彈性。然而，技術與方式雖是方式，但方式都會影響互動本質與內心感知，我們應當提醒自己，直播與網路是個好技術，但不能傷害或壓制了人與人最真實的實體互動過程。因此，後疫情時期考驗著每一個人的資訊運用能力與素養，也讓我們重視思考教會賴以發展的信仰根基是否紮實，事實上，它是個很好的提醒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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