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國好萊塢引爆的「#Me Too」反性侵性騷運動，如火如荼在全球各地展開，許多名人紛紛勇敢說出自己曾受性侵、性騷的遭遇，它也延燒成全球的終止性／別暴力運動。
這一兩年「#Me Too」再度成為全球輿論焦點，被美國奧運體操小天后拜爾斯（Simone Biles）等160多名女子體操選手指控性侵、性虐的美國國家隊隊醫納薩爾（Larry Nassar），經過長達7天的聽證會後，終遭美國法院以多次性犯罪的罪名，判處40年至175年有期徒刑。
鄰近台灣的日本、香港也有傳出女選手、女影星、女主播響應揭發名人性侵醜聞的「#Me Too」運動，她們指證歷歷，道出身旁知名人物對她們的性侵，令人遺憾的是，被指控的人幾乎全盤否認，截至目前為止，仍無法水落石出。相對全球「#Me Too」運動，台灣就很安靜了，還沒有所謂重量級人物現身說法。
這不是說台灣沒有名人性侵或受性侵事件，而是台灣目前的環境還是很難讓人勇敢說出性侵遭遇。更何況，鄰近的日本、香港都還沒有還給受害者一個公道，讓這些名人受害者承受極大壓力。如此的寒蟬效應，台灣當然噤聲了。
健康的親密關係
事實上，「#Me Too」運動之後，也有法國老牌女星凱瑟琳丹妮芙（Catherine Deneuve）婦女運動者跳出來說「#Me Too」運動太過火了，她指出，想要告發的女性需搞清楚「不恰當調情」和「性騷擾」間的區別。此言論引發女權工作者與她的論戰。
遺憾的是，台灣的網路一堆揶揄的酸民，支持凱瑟琳丹妮芙的論調，認為這是剝奪男人的調情權。殊不知，調情與性侵是有很大區別的，也很容易區分的。好的調情是屬於愉悅的，而性侵是令人痛苦、屬於不愉悅的親密關係，因為它沒有徵求當事人願意，或違反當事人意願的強行親密關係。至於凱瑟琳丹妮芙說的不恰當調情，這也屬於不愉悅的親密關係，也不應容忍的。
健康的親密關係是建立在尊重對方表達感受的完整性，與尊重對方表達身體界線的需求上。在健康的親密關係中是有容許犯錯的空間，有包容的可能，但這一切都應該建立在尊重對方的感受與界限。
友善的文化與社會
再談，讓台灣噤聲不揭發性侵，還有一個很大因素，就是台灣或說東方社會太重視「關係」，讓很多是非或對錯無法說清楚，當把「關係」放在第一位子，更重於「對錯」時，是非就被掩蓋了，性受害者常在這樣的「關係」中，被犧牲了，甚至被要求忍耐與噤聲。其實，一個重視把是非對錯講清楚的社會，一個追求真相、實事求是的文化，才能讓性受害者敢把自己受害的遭遇講出來。
「#Me Too」自我揭露運動，急需要一個對性受害者友善的文化與社會，當他／她們勇敢說出內心的困難與遭遇時，周遭親朋好友與社會的接納與支持，是療癒創傷非常重要的一環。
勵馨基金會從30年前的救援雛妓開始，一直在終止性／別暴力這條路上陪伴所有倖存者，然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民國86年施行迄今已滿20週年。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顯示，民國86年至105年這20年間，性侵害通報案件受暴人數累計為13萬1,134人，其中女性高達9成，為男性的10.52倍。男性被害人數雖僅占1成，不過男性受害人數從86年的19人逐年增加到105年的1,159人，20年來增加60倍，顯見男性舉報性侵害的案件愈來愈多。
以勵馨的服務經驗，相信仍有許多受害者不願意報案，尤其是發生在熟識者之間的性暴力，更讓受害者難以啟齒，因而形成龐大黑數，導致許多受害者長期處在孤立的5狀況中。值得注意的是，童年時期性侵害的負面經歷，會在成年後造成許多身心傷害。若加害人為熟識者，受害的孩子更容易會產生羞恥、罪惡感、困惑等各種負面情緒，負面效應包括容易依賴藥物或酒精；而遭遇較多次數和較長時間的性侵受害者，會有更多憂鬱傾向和自我毀滅行為。
另外，逐年上升的男性受害者也需要關注，台灣的社會文化，期待男性有淚不輕彈，因此受到性傷害的人更難向外界求助。其實，男性性侵受害者也非常多，而跨性別者所面對的性暴力更少被社會關注，尤其是男跨女的跨性別者，更是遭受性暴力的高危險群。
破除性侵迷思
再談司法系統，今年台灣有一件知名的性侵案子，竟然還有檢察官以移工被害人沒有咬傷加害人陰莖、沒有大聲呼救，來推論沒有發生性侵害，不予以起訴。無獨有偶，今年三月，加拿大Robin Camp法官在開庭時，重複質問19歲女事主「為何不緊閉雙膝」以防止性侵害發生，被加拿大司法委員會（Canadian Judicial Council）建議國會免去其職務。其後，Robin Camp法官自行辭職。
若再回溯更早70年代全球知名的法界迷思「穿針理論」，以為一根動的針，線是無法穿過的，來比喻「女人不願意，就絕不可能發生強暴」。從70年代到今天，檢視近年妨害性自主罪的判決書、處分書，很遺憾的是，這樣的性侵迷思，依然充斥在台灣父權司法體制下運作。即便，台灣在1999年刑法增訂「妨害性自主罪章」，強調以被害人之感受去判斷是否違反被害人之意願，審檢系統仍充滿性別迷思。
事實上，被性侵者面臨性侵威脅時可能有幾種反應，不是審檢系統所想的唯有反抗一途，如逃跑（flee）、打鬥抵抗（fight）、僵直（freeze）、癱軟（flop），甚至是與侵害者為友（friend），以避免生命與身體的嚴重傷害。
政大王曉丹教授指出，司法界想要的是一個不存在的被害人：（一）漠視熟識者強暴中的「權力與控制」；（二）帶有對女人「性／性慾」的錯誤假設；（三）只是將強暴理解為被害人某一時刻的不願意；（四）忽略語言的斷章取義；（五）只有「理想的被害人」可以成為被害人。（註）
「#Me Too」運動引發許多省思，台灣應該看見性傷痛、接住受害者；抗爭結構性壓迫與噤聲；抗爭不正義的人際關係，還原是非；抗爭無性別意識的司法系統。我們不能讓「#MeToo」停在台灣。
雖然台灣性受害者污名尚未除去，仍有一群很勇敢的人走在前面，呼籲大家支持「#MeToo」運動，勇敢揭露。當性受害者經過說出傷痛、面對傷痛、處理傷痛的過程後，就有機會重新找回笑容，回到最初充滿生機、快樂的自己。我相信，性受害者若是感受到社會的支持，將有更多人願意揭露自身的遭遇，儘早走上復原之路。
註：
參見「破除審檢性別盲看見移工處境拒絕性侵迷思」https://www.jrf.org.tw/articles/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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