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無分聖俗」的新眼光
受到宗教改革運動前輩馬丁路德的影響，加爾文同樣強調「職業無分聖俗」，這樣的觀點和中世紀的職業觀有著極大的差別。簡單地說，中世紀的教會領袖或經院哲學家都主張，接受呼召為教會服務遠比從事其他任何職業要來得神聖，社會地位也較高，因此慣稱神職人員為「聖品」，而從事一般工作的信徒為「俗人」。相對地，改教家們則認為所有的職業在上帝面前都具有同等地位。這可以說是一種以「是否具有敬虔的人生態度」來評估所有職業的新眼光。
換句話說，宗教改革運動打破了中世紀將聖與俗二分的信仰傳統，在教會中強調「信徒皆祭司」的精神，在社會裡則高舉「天職」（vocation）的信念，這強烈吸引了當時新興城市裡的市民階級（後多譯為「中產階級」）。天職原本意為「呼召」（calling），後來被改教家引申為「受上帝呼召所從事的工作或服事的人生位置」，這深深影響了後世西方世界裡的職業觀和人生觀，也是一種新的世界觀。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指出，儘管加爾文反對出世、禁慾的修道主義，但他的天職觀卻蘊含著一種「世界即是新的修道院」的積極入世態度。
換句話說，基督徒選擇職業或工作的關鍵，在於他們是否願意以信心接受上帝的安排和指引。當一個基督徒祈求上帝為他預備終其一生可以委身的職業時，包括教會和社會都應該尊重其選擇，因為這個選擇並非建基於賺取更大利潤或社會地位的提升，而是在於傾聽上帝的心意，並憑著信心跟隨上帝的呼召。上帝對於一個工作的認可，和一個人的經濟所得及社會地位毫無關係。
有趣的是，路德十分讚揚農人和工匠，相對地卻貶抑商人，因為他認為前兩者畢竟是靠著自己的勞力和技能生產基本生活物資，而商人則是靠著買賣他人所生產的物品獲取利潤。相對地，加爾文卻不接受這樣的區分，並且認定任何對公眾利益有貢獻的職業在本質上都是尊貴、平等的。可以想像的，這樣的觀點對當時自由城市裡的工匠和商人是深具吸引力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加爾文這位法國人文學者深入解讀了舊約希伯來原文，因此發掘了「天職」一詞的更深意涵。傳統經院學者認為人類之所以要辛勤工作，是因為亞當犯罪所受的刑罰，因為〈創世記〉如此記載：「你要終身辛勞才能生產足夠的糧食。」（三章17節）然而，加爾文發現，上帝對亞當的咒詛並非工作本身，而是工作所帶來的厭煩與挫折。加爾文指出，在墮落之前，亞當的工作原本是愉悅的，好像是遊戲或娛樂一般。因此，他也強調，上帝要求人為生活努力工作，當一個人僅僅依賴他人的勞力和貢獻來過活時，那是很不道德的。
正因為上帝已經為每個人選擇了適當的天職，加爾文因而視所有的工作都是被上帝所「聖化」的。也因此，任何剝奪人從事天職的作為，都是違背上帝旨意的。他進一步指出，失業是一種社會的天譴和咒詛，任何人因貪婪的本性導致他人失去工作，是不可容忍的。他主張，教會和政府應共同努力創造就業機會，保障人民的工作權。同時，儘管所有的職業都是平等的，加爾文卻特別嚴格講求「誠實」與「正直」的原則。譬如，商人的工作本身並無可議之處，但卻不能用詐欺的手段來達到目的。對他來說，「不誠實」不僅反映人的不完全及墮落本質，更糟的是，它違背了上帝所託付予人的管家職分。
追求「公平、共享」的經濟哲學
宗教歷史學家因惹斯（W. C. Innes）指出，加爾文的經濟理論是建立在教會論和人類共享的團契生活上。加爾文認為，沒有人擁有世界財富的所有權，也沒有人有權剝奪它，因為世上的一切所有都屬於上帝，我們只不過是上帝的管家或僕人。加爾文甚至主張，當有人炫耀財富時，上帝的主權已經遭到破壞。因此，當論到如何分配財富時，他指出，上帝所賜的愛心是我們的衡量標準，也是在經濟事務上做出正確判斷的準則。
論到經濟分配的原則，加爾文嚴正地堅持基督「悲憫慈愛之律」（law of compassion）。他引用同時代法學人文學者布德（Guil-Guillaume Bude）的觀點：「儘管法
律要求絕對的公正，但公平原則也調和了法律。」對他而言，自私之愛往往讓人變得盲目或迷失，以致和上帝背道而馳。因此，人應該學習節制，不讓一己的私利超越公義而橫行。
加爾文的神學研究也讓他逐漸確信，貧窮的存在是因為人類集體犯罪的結果。他相信，儘管這個世界的資源足以供應所有人的生存需求，但因人的貪婪、自私和剝削，造成了嚴重的財富不均。很不幸地，這證明了人的罪性、對權力的競逐、對物質的奪取，以及因追求短暫歡樂而罔顧基督和其教導的心態。事實上，基督本身的生活方式是簡樸的，但他從不匱乏。他留下的美好典範就是：心靈的豐富並不需以物質的富裕為基礎，而我們的責任就是盡可能地與需要的人共享資源。確實，加爾文深信，為求一個公義社會的建立，我們必須盡力消除愈來愈惡化的貧窮問題。
為了達到照顧窮人的目標，加爾文指出，積極輔導就業和訂定合理工資是財富重新分配的必要條件。此外，基督徒群體必須設法消除嚴重威脅窮苦人民之福祉的經濟措施。他特別譴責囤積基本民生物資（特別是食物）以求獲取暴利的行為，因為這將導致物價不合理地升高，並迫使窮人因無法負擔而必須借貸維生，或餓死街頭，甚至鋌而走險、犯下暴行。因此，加爾文直接譴責這些無恥的商人或機會主義者為小偷或兇手。
加爾文的人文和法學訓練讓他深信公平、共享的基本原則，他的神學研究則讓他將這些信念和上帝國的團契精神結合起來。
通過呼召「榮神益人」
論到現今改革宗或長老教會的呼召和工作觀，當然最重要的精神還是要「榮耀上帝」。然而，隨著時代的演變以及工作模式的漸趨多元、複雜，我們也漸漸感受到呼召感愈來愈薄弱，工作的意義與價值也愈來愈難以確認。面對新時代的諸多挑戰，我們要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呢？
沃特史托夫（N. Wolterstorff）指出，改革宗傳統是一個強烈主張「在世界中」落實上帝主權的信念，加上積極參與政治的態度，就形塑她成為一個「改造世界的基督教」。這可以說是一種「社會敬虔」的人生態度：因為對上帝感恩，所以順從上帝的旨意，而這感恩與順從就表現在社會的天職裡。
有趣的是，對沃特史托夫來說，路德的天職觀比較是消極、靜態的，因為他主張基督徒應當儘可能保持在受召的身分裡，但加爾文的天職觀則是積極、動態的。也就是說，基督徒為了更忠實地回應上帝的呼召而尋覓新的工作或職分，是應當且值得鼓勵的。前者傾向維持現狀，後者則致力改造世界。
另一位學者布朗（R. M. Brown）則主張，儘管工業革命之後的工作型態愈趨繁瑣、枯燥，其意義性也愈難分辨，但基督徒若能堅持「信徒皆祭司」及「積極入世」的精神，將個人和信仰群體的生活都納入在上帝的主權當中，應該還是能忠實回應上帝的呼召，榮神益人。這不但是上帝的應許，也成為我們的挑戰！
參考書目
1.William C. Innes, Social Concern in Calvin’s Geneva, edited by Susan Cembalisty/Innes (Allison Park, PA: Pickwick Publications, 1983).
2.Robert McAfee Brown, The Spirit of Protestant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3.Nicholas Wolterstorff, Until Justice & Peace Embrac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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