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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生活 |
生態關懷的起點──「看見」和「憐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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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慈美
(現為中原大學、中華福音神學院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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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拯救地球的努力,都必須以側耳聆聽 人類的哭泣和大地的呻吟作為起點。」── Larry Rasmussen
※ 「文明」與「自然」的對立 自從「農耕文化」逐漸取代遠古人類的「採集──狩獵文化」之後,人類便開始在全球各地進行土地馴化(humanization)的工作,到廿世紀末的今天,我們很難找到沒有受到人類干擾的土地。
在馴化土地的過程中,「自然」是供養持續成長的人口的「資源提供站」,而所謂的「人類歷史」就成為「人類戰勝惡劣的自然環境的過程」,「文明」與「自然」是對立的、二分的,所有還沒經過人為改變的「自然」便被稱為「荒野」。現代人很難想像在未經馴化的大自然中,人類怎麼可能擁有舒適、寫意、滿足的生活,因此,現代人深信:史前時代的人極想逃避荒野並深切渴求文明的發展。
漸漸地,在工商文明發展到極致的現代,愈來愈多人想回到大自然中以逃避焦灼、擁擠、污染、暴力的「文明社會」。於是,擅長掌握商機的生意人及時利用現代人渴望回歸自然的衝動,冠上琳琅滿目的花招名堂,提供各式各樣以「回歸自然」為名的旅遊選擇,旅遊業遂成為結合多重消費行為的熱門行業。
※ 「自然觀」的再思和重建 然而,在這時候,有一些人卻能夠超越「浪漫的退避」或「盲目的逃避」,他們看出:人類表面上戰勝自然,將荒野轉化成文明的過程,不但危及大地的「生命網絡」(web of life),而且是根本地縮減了我們的人性,使我們無法成為更完整、更豐富的人。正如美國國家公園之父繆爾(John Muir)所說:「山林和河流不只是供應木材或灌溉的資源,它們是生命的泉源。」
這種視「自然為人類生存根源(source)」的觀念,不但批判現代人主流的自然觀:「自然是發動經濟引擎的資源(re-source)」,也質疑長久以來將「文明──荒野」二分的想法,並且提醒我們:在決定人類的行為時,我們很難區分「自然」(nature)或「教化」(nurture)各自扮演怎樣的角色,因為,「文化」在決定人類性格氣質上雖然好像是佔上風,但藉著遺傳基因所決定的「人類本性」(human nature)卻同樣無法抹殺。
處於當今「化約主義和分析方法」當道,以及各學科極度專業化的情況下,上述這種「另類自然觀」備受爭議,但是經由「自然史」的研究發展,我們慢慢地發現:史前時代的人所過的「採集──狩獵」生活,是一種與大自然經濟(nature's economy)和諧共處的生活方式。施乃道(Hebert Schneidau)指出:「廿世紀中,人類思想的最大進展並不是來自原子彈的製造或登陸月球,而是來自對史前史能擁有較充分了解的管道。」(註1) 因此,現代人在尋找與自然和諧相處之道時,所需要的不是懷疑或解構,而是透過復原和重建,去建立一種老舊的新生存方式(an old-new way of being)。
※ 現代人自然觀的形成 不論情願或被迫,全球各地已經或快或慢的搭上盲目奔馳的「現代化」列車,因此,要了解現代人的自然觀,必須大致掌握影響「現代化」的幾個主要因素。(註2)
「現代化」包含一連串的歷史過程: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民主革命、工業革命、啟蒙運動等。這時期「人與自然」關係的演變,必須在政治、經濟、宗教、科學,以及其他變數交互影響而成的文化脈絡中才可以看得清楚。
(一)政治方面:中世紀以前,神學上對封建社會的合理化論述受動搖,轉向世俗化、民主化的原則。馬西流(Marsilius of Padua,1270-1342)的政治哲學成為中世紀到文藝復興的分界線,他主張:人民擁有最高權力,國家的目的是要為人民謀取幸福生活。事實上就是指物質方面的成就,這在神權時代是不可思議的。 (二)經濟方面:中世紀時期已經蘊釀的商業活動在此時期加速發展。貿易和商業活動的成長、商人聚集而不斷普及的都會生活,以及交通設施的建立、加上企業家的竄起,不但累積足夠的財富來支持文學、藝術方面之發展,更導致對物質的需求節節上升。 (三)宗教方面:商人階級的興起對教會的經濟是第一個打擊,宗教改革(c.1517-55)則為它敲下喪鐘。由於更正教強調個人才是實現救恩的中心,整個中世紀的政治、經濟、學術領域的觀念完全改變了。世俗的成功已經不再被教會禁止,甚至還賦與宗教肯定和鼓勵:經濟上的成功是上帝祝福的證明。以前視財物的累積必導致毀滅,並以神職人員的貧誓和捨棄物質財富的作為,成為信徒行為規範的理想模式,現在則從宗教立場對俗世的活動賦與社會尊嚴和心理上的意義,自此消費社會已經準備登場,只等民主革命、大量生產的技術,以及市場社會的觀念的來臨。 (四)科學方面:從伽利略、培根、笛卡爾,以至牛頓等人所帶來的科學革命,對現代人觀念的形成、影響最為深刻。「自然界」不過是「運動中的物質」(matter-in-motion)而已,所有與自然有關的神話都被剔除,而一個不具神話的自然是可以任人擺布的,因為它具有無限的可塑性。(複製羊的新聞或複製人的隱憂,便是在這種觀念下的必然產物。)
從此,理性逐漸取代信心,一面向教會當局的權威發出挑戰,一面合法化對現世成功的追求。而且,由於將自然視為提供科學研究的對象,以及發動經濟成長的資源,不但導致不斷上升的物質需求之浪潮淹沒了整個自然界,也形成深刻的「人類中心主義」(homocentrism)、「無限的人」(man infinite)、「人類大人」(Lord Man)等意識形態,造成現代人史無前例地認為自己是可以不受自然的限制而存在(existing without natural limits)。
※ 信仰的反省和實踐 廿世紀末的台灣社會,很少有人能夠自外於這些「現代思潮」的影響,然而,教會裡卻仍然有人把生態環保觀念的提倡視為「給自己一個理論基礎來抗衡天地將要過去的聖經真理」,或乾脆直言:「環保沒有神學根據」,或在聽到有關農藥化肥污染的專題之後,以不屑的口吻安慰會友:「我們只要有信心,什麼事都不怕!」
當土石亂流奪走無數的生命,口蹄疫的流行爆發出整個社會產業結構的弊病之際,教會是否聽到大地的呻吟和人類的哭泣?還是等著神學大師/大牧師來建構合乎聖經真理的神學根據?
福音書裡面記載著:「耶穌周遊各市鎮鄉村,在各會堂裏教導人,宣講天國的福音,並治好民間的各種疾病。當他看見一群群的人,動了惻隱之心;因為他們孤苦無助,像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般。」(馬太九:35-36)兩千年後的今天,人類依然是「孤苦無助,像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教會界缺少的恐怕就是「看見」和「惻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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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參看:Herbert N. Schneidau, The Sacred Discontent: The Bible and Western Traditio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6),103.
2.參看:Max Oelschlaeger, The Idea of Wilderness,(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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