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聽到莫那能的名字是大學時代參與那一段風起雲湧的社運時。後來，進入台灣的族群研究領域，他的經典之作「美麗的稻穗」更是必讀之作。2009年六月，在一場要求原民會道歉其回應西拉雅族要求恢復原住民身分認定的傲慢態度的記者會中，排灣族詩人莫那能與包括我在內的平埔「番親」們站在一起，他控訴原民會的態度為「殖民買辦」心態。

我清晰記得他慷慨激昂的說：「到底誰有權利決定我是誰？」

對於莫那能，也因此多了一份感激。2010年出版了莫那能口述傳記，我迫不及待買來拜讀。一本純樸不經修飾的記錄、從個人經驗背景與人生故事，看到的不僅僅是莫那能個人經驗，也是整個台灣原住民族的一個歷史縮影。

看畢之後，抹滅不去的除了那些屬於那個年代的生命敘述，更是莫那能在記者會說的那句「到底誰有權利決定我是誰？」之迴響。

因為閱讀莫那能，我也以生命故事的書寫來進行意識覺醒後的認同革命。

我的西拉雅認同，再次被激勵。

※崗仔林阿嬤家

阿嬤家位於台南縣左鎮鄉岡林村，在地人都以「崗仔林」來稱呼這個村落。從有記憶開始，我們總是說到阿嬤家而不是阿公家，因為那真的就是阿嬤的家。

小時候去阿嬤家，真的是要翻山越嶺：搭客運，換平快火車，再趕上班次很少的客運，然後從終點站岡林派出所下車開始換成徒步走，至少要走30分鐘高高低低的山路才會到。阿嬤家就是屬於那種下個大雨，來個颱風天，整個部落幾乎一定會斷電、斷交通的地方。

然而，我們一堆小孩總是期待暑假在阿嬤家渡過。大人們的默契總是讓一堆小孩集體回去山裡，像是放風一樣。過個暑假讓大家變得很野，也曬得很黑。放水牛、養山羊、捕松鼠、釣青蛙、灌蟋蟀、撿蝸牛，焢窯等，鄉下樂趣一個都沒少過。

那裡，有我最美好的童年記憶，雖然只有寒暑假可以當阿嬤的小孩。

現在已經可以開車子直接到阿嬤家。不過居住在後山的部落朋友們來到這裡，認為阿嬤家更是符合所謂的鄉下標準，比起原鄉部落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其實，朋友形容阿嬤家是「落後」：交通不便利，自己接水管引池水，用柴燒熱水洗澡，鄰居是要隔一個山頭才有，手機則因為訊號不良需要四處「拜天公」測試訊號等。

如果要用生活條件與便利性來比較所謂的「原味」，我很驕傲的說阿嬤家是不輸給許多山地鄉區域的「落後」。這些被視為落後的象徵，正是我常引以為傲，甚至自我解讀為什麼可以那麼的被理所當然視為「部落婦女」的原因。

落後，常常是部落與原住民的代名詞。

而我，以落後象徵來證明自己成長過程中的原味，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心態？是落後的認同？還是認同落後？

落後與進步，其實就是資本化發展的二分法。而資本化，是否也可以被用來當成漢化的具體指標之一？如果我們持續允許用落後來形容原鄉，用教育來檢視文明程度，採經濟力為進步指標，那麼這樣資本化下的「漢化」，一定不是熟番的特殊情形。

許多部落族人不僅是無法抵擋資本化，甚至常在不自覺下內化了這樣的準則。是生番也好，熟番也罷，對很多漢人來說，都只是番。而對資本化的抵擋力，不管是人是番，大概也差不了太多。

※命名與被命名的權力關係

我的阿公與阿嬤兩邊家族在日治時代在種族欄位上記載都是「熟」。我對阿公完全沒有印象，記憶中的他只是一張小小黑白照片，再加上媽媽舅舅阿姨們形容的他。

我的阿公與阿嬤結婚後，入籍進入阿嬤家族中。我的大舅與大阿姨出生後被記載從我阿嬤姓氏「李」，但在身分上記載上並非長男與男女的身分，而是被以同居人記載。

後來阿嬤繼承家產後與阿公自立門戶，阿嬤的家產在紀錄上的戶長卻成為阿公。大舅與大阿姨從阿嬤的姓氏改成阿公的姓，在身分上也因著姓氏被塗改後，從同居人被改成為長男與長女。

看著那一頁頁的戶籍資料，發現塗改的不僅僅是姓氏與出生序所給的身分，還有族群身分。全部都是「熟」的家族，有幾個人是直接從這頁到另一頁被竄改成「福」。後來，取消種除欄的註記。種別，也從填寫「一」蓋住到完全看不見。

我們的各種身分，就在不同的殖民政權中被定義中與被記錄，依照殖民者的慣習。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很多時候對這樣的歷史常常是後知後覺，甚至是不知不覺。

媽媽退休後就從中部搬回去住阿嬤家。在都會區生活時，謝媽媽是她較為人熟悉的代號。年輕一點在部落的人大部份都是稱呼她是買阿姨或是謝媽媽。但是對於老一輩的村人，媽媽被稱呼的名字是日本名，音似「Ｍori」。這個名字是媽媽在岡林村子的唯一名字。

2009年在台南縣政府推動下去辦理西拉雅熟番登記時，我和媽媽一起看那份我手中的日據時代戶籍謄本。媽媽指著戶籍謄本中那個「盛子」說那就是她，我才發現原本那邊的確記載著「參女」，生日是與媽媽完全一樣的。

原來我漏掉這一段沒聽說過的歷史，就算手中有資料，我竟然也沒有認真看。那時才知道那幾份快被我翻到爛，並還拿來當活教材的戶籍謄本所紀錄的「買盛子」是我媽媽，而不是我自己以為是的認定那個是年幼即夭折的小孩。

阿公的西拉雅姓氏「Dagalomai」，之所以會變成「買」，是被殖民者賜予漢姓時，取短以諧音而給的漢字而來。阿嬤的「Tavli」，則轉變成百家姓中的大姓 「李」。於是，不管是買還是李，都是西拉雅大姓。

皇民教育下的「盛子」 變成國民教育下的「秀英」。至於「Moriko」 是如何變成「Mori」的？那是日本文化中很通用的用法，為了表示親切而省略「ko」只稱「Mori」而來的。

「買盛子／Mori」唸小學時期是國民政府光復不久後，老師將她的日本名改成漢名「買秀英」。這看來好像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畢竟在這個漢人父權中心架構下，名字不重要，只要有跟到爸爸的家姓就好了，管這兩個同是熟番的父母是以傳統方式男方入女家的。

這樣的命名使得被命名者不得不過著一邊被性別化與漢化，另一邊在摸索尋求族群身分認同夾縫中喘息。

※在．之間—認同的尷尬

說來，其實真的有些感傷。我有阿美族的名字，反而還沒有西拉雅的名字。或許因為如此，每次談到原住民恢復傳統名字的議題時，總是忍不住要進行一陣原運正名運動歷史脈絡的說教，來隱藏自己的酸葡萄心理。

對於想要透過名字宣誓族群身分卻不可得的我來說，看到繼續使用殖民姓氏的人，不管他們是否經過思考與判斷，對我來說簡直是一種文化自殘。

我讀神學院時剛好是台灣社運風起雲湧的時期，大大小小社會事件與議題，除了成為台灣本土意識的深耕外，更讓抗爭反對不公義的精神化成具體行動。與其說那是在個人信仰上的操練，不如說正逢台灣解嚴初期，透過社會事件反省與社運參與，堅定了對上帝「道成肉身」與「定根本地」的認知。

那些社運，包含了拆除吳鳳銅像、反雛妓運動、還我土地運動、正名運動等。這些經驗，也成為與其他第四世界原住民對於宗教之於原住民壓迫與反壓迫的不同經驗之深刻對話。

台灣在一個特殊的國家認同情況中，透過信仰的反省，使基督徒在台灣原運的歷程上有些貢獻與功勞。當初宣教士到台灣，或許在殖民史是個錯誤，但也有其美麗的一部份。最近出版的西拉雅語詞彙，就是依據荷蘭時代馬太福音的記錄而來的。

原住民的語言因為福音的緣故而比較有系統性的保存下來，那些傳教士也和旅遊者一樣，透過日記與遊記撰寫方式，讓許多人得以看到被殖民政府摧殘無剩的部分傳統。

社運的參與，意外打開了我的族群身分潘朵拉之盒，意識到了屬於西拉雅的原住民族群身分。

那是一種很熟悉，卻又陌生的感覺。

殖民者在不同時代以各種辦法加速同化被統治的異族，這是世界各地幾乎是大同小異的眾所皆知的歷史。能夠被同化的就洗腦同化，不能同化的就污名化。被同化的與被污名化的原住民，都一樣是殖民者統治下的受害者。

所謂的「文明教化」，導致失根，失去族群自信，或是加入迫害者陣營去壓迫自己受苦難的族人，都是一種歷史創痛與當代悲劇。

平埔議題，沸沸揚揚。在臉書上，看到有人叫熟番的祖先起來說明為什麼當初是「加速」漢化的語言，也有多數講「國語」的「官方認證」族群認為熟番都是講著流利閩南語，所以不是番。

部分平埔族裔或關心平埔正名的人對於這些反應常以情緒化語言嗆聲，或是自認為比現有原住民族具競爭優勢，甚至用平埔血液論戰去進行呼召。

這些都讓我覺得不安。「現有的原住民運動應該花時間在生番與熟番間製造矛盾決鬥生死，讓真正的殖民政權繼續有機會來分化台灣原住民族的族群團結嗎？」是我常常自問的。

因此面對現有官方族群的不經意奚落，雖會極力保持沈默，但常為此憤怒難眠。被加害者成為壓迫者的幫兇的證據，就露在不經意流出的言語中。

「要注意不要步入平埔後塵…」。最近在一個原住民網絡中看到這樣的呼籲。

為什麼不一起幫忙熟番將「正義」逆轉回來？難道就在看見歷史脈絡下的熟番境遇後，可以轉過身，拍拍自己的胸脯，慶幸自己不是受害者就好？

當一些我們到底流了相同的或不相同的血液之類的基因研究報導滿天飛時，台灣國族建構的力量，是否該以原生論手法，成為國家的認同應有視野與態度？

其實，更難讓我面對的，是一種無法言傳的尷尬。這有點像是美國軍隊中先前對不同性傾向同志的規則：Don't ask. Don't tell。

一些對平埔族群比較友善之「中央認證」原住民朋友，有關熟番問題，他們不主動提，我也不會主動談，似乎有種默契，擔心這樣的問題出現是一種尷尬。

「妳到底是不是原住民，是就要勇敢的說是，不是就不是，沒有那種好像是又不是，或者覺得是卻不敢承認的空間。」前原民會主委尤哈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