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青團契與部落生活體驗

對我而言，記者這一行，是人生的必然，也是偶然。

我大學是念台大動物系，小時候，從來就不想把文字工作當作人生未來的選擇。雖然文科一直是我的拿手科目，在升學主義下，文科只是考試拿高分的工具。一直到大學時期，逐漸找到「記者」的工作，成為信仰實踐的人生方向。這是必然，因為上帝預備許多道路，一路呼召我成為記者；這是偶然，因為記者始終不是我的人生方向，直到我唸了新聞研究所。

台大的歲月是我人生最大的轉折點，尤其在長青團契的日子裡，參加許多部落的「生活體驗營」與課輔工作，也走上街頭，參與社運遊行，組織學生到台南七股反對設立濱南工業區。這些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刺激年少輕狂的我，難道這只是大學時的「學生活動」？還是未來的生涯規劃？

在長青團契裡，我也認識許多學長姐，如何在職場發光發熱，有的從事本土音樂工作，有的擔任人權律師，有的從事環保和社福工作，也有很單純就是選擇上班族，卻稱職做好份內工作。我當時尋思：如何把自己信仰實踐和工作結合？職場如何當作祭場？工作如何當作天職？於是開始認真尋找上帝呼召的道路。

※當記者想為小人物發聲

真正影響我成為記者，最重要的關鍵是蘭嶼的一段奇遇。在大學聯考放榜的暑假，我第一次到蘭嶼，參加教會的課輔營，趁著課間休息的時候，有機會去逛野銀部落的地下屋，這也是蘭嶼保存最完善的地下屋聚落。

正當我和兩位同工要進去部落參觀時，在入口處，突然竄出兩個小毛頭，年紀約略幼稚園到小一左右，沒想到，他們打開雙臂攔路，一伸手就是要錢，我們也不斷說明來意，強調絕非觀光客，「我們是牧師邀請來的朋友，朋友怎能給你們錢？這樣就不是好朋友了！」孩童依舊堅持，眼看我們執意不給錢，甚至拿起地上石頭，不分青紅皂白就往我們丟擲，試圖驅趕我們。

雙方僵持不下，最後我們索性不管小孩的「勒索」，進到部落參觀。或許，孩童怎樣不懂事，還是保有一顆赤子之心，還是可以感受到人與人互動的善意，看到我們和老人家的和善互動，以及對部落的尊重，孩童的態度竟然一百八十度大改變。他們從丟石頭，一路跟蹤，到最後越靠越近，竟主動伸出手來牽著我們，嘴巴嚷嚷要帶我們去海邊玩。這次伸手不是要錢，而是分享友誼。

我永遠記得，到海邊那一幕。孩童們奮力跳水，展現自信與開心的笑容，毫無保留秀出跳水的美姿，就當作是最好的朋友，其中一個小朋友在「熱情演出」下還撞到胸口，紅了一片，他緬靦地說：「沒關係，我還可以跳喔！」轉頭又爬到珊瑚礁石上，一躍而下，濺起一陣浪花。當場濺濕了我的衣服，我也濕了眼睛。

之後，每到部落，越來越瞭解原住民的困境與生活，我總想到這兩個孩子。是怎樣的社會，讓來不及唸書的小孩，卻過早進入了成人世界？過早學會伸手向觀光客要錢？惡劣的觀光文化是怎樣侵襲童稚的心？是怎樣的社會，讓樂天知命的原住民族人失去土地，也失去了自信與尊嚴？甚至淪為社會邊緣的黃昏族群？

我想接觸多采多姿的新資訊；我想採訪小人物的心聲，有機會能為他們發聲；我也想多認識社會各角落，瞭解人生百態和社會萬象。因為關懷社會的熱情，以及尋求信仰實踐的動機，最後促使我選擇了記者的這條路。我相信，這是上帝安排的路，但進入新聞界後，卻也讓我幾度躊躇是否要離開。

※見證當前媒體困境

檢視這幾年的記者生涯，懷抱高度熱情進入媒體工作，卻也見證當前的媒體困境。過去戒嚴時期，政治扼殺言論自由，不過，敵人卻是很清楚，就是當權派與國家機器，雖然冒著生命危險，衝撞對象也很明確，如今，媒體的敵人卻是商業化的魔手，無孔不入，更加細膩地掌握媒體，連面貌也變得模糊難辨。

首先，在高度商業化的惡性競爭環境，媒體亂象叢生，包括媒體內容競相炒作暴力、色情，扭曲社會事實與良善價值與輕蔑人性，侵犯隱私和污名化弱勢族群等。媒體弱化原有的公共服務角色，重視成本管控與營收效益，帳面上的數字原比新聞品質與影響力更重要。

不論是苛扣出差費用，簡化人力，加重工作負擔，或者大量引用低薪資新人取代資深記者等手法，背後都是凸顯成本考量的新聞媒體運作過程。換言之，「賠錢的新聞」越來越不受重視，問題是，如果新聞想拿來換錢與賺錢，如何監督政治人物與企業？如何獨立針砭時事？如何成為無冕王伸張第四權？

當前最為嚴重的是，新聞外衣包裝商業利益的伎倆屢見不鮮，包括置入性行銷和新聞廣告化等，原本該被視為亂象，如今幾乎反成了新聞的常態。在報社或電視台生存利益考量下，新聞記者也難以維持高度自主性，往往賦予業務配合或置入性行銷的任務，有些媒體甚至直接將業務列入考績評比，原本獨立監督的新聞角色已經出賣了閱聽人。

其次，台灣媒體環境看似擺脫政治高壓箝制，不過，政治力的穿透影響如同幽靈般揮之不去，相較過去的粗糙威權管控，現在轉型為陰柔牽制，尤其當前政治環境陷入藍綠惡鬥下，掌握發聲管道的媒體更是容易身陷其中，各擁其主。媒體失去扮演社會溝通的平台，捨棄理性對話的公共領域，反而逕自扮演製造社會對立的發動機。

媒體揮舞著撩撥社會情緒的大旗，藍綠扣應節目和報社立場鮮明，交相指責，刻意忽視台灣社會多元與混亂政治認同的現實，戕害公民社會原本該壯大的中道理性力量。在缺乏民主價值和社會同理心下，媒體鮮少提倡傾聽與尊重異族文化，形成壁壘分明的「二元對立」文化，新聞操作與不當的新聞比例，更加深內部族群的對立，這也難怪「親綠」、「統派」、「御用」媒體等標籤滿天飛。除了批判指責，絲毫看不到媒體深刻的自我反省文化。

在當前一片拚銷售量，絕地求生的媒體困境中，新聞內容走向淺碟、膚淺、花俏又羶色腥，幾乎每天一、二十家新聞台都會出現好幾則網路新聞，只要好笑討喜就是「好新聞」，對於重大的公共政策或國家發展議題，都被視為「票房毒藥」:
；另一方面，新聞媒體也淪為工具，不斷鼓吹報老闆的政治見解，藉此找到市場定位，甚至學會拉攏閱聽人。媒體不只是商品，也不該是報老闆意志舞台，悲哀的是，這兩者都是當前台灣明顯的弊端，造成媒體公信力的衰落，也是改革媒體亂象的重大關鍵。

※新聞專業受到空前挑戰

新聞學者林照真，之前也是資深新聞工作者，她就提到，時下扭曲變質的媒體生態，不僅影響媒體內容，更根本改變了記者的面貌。「記者為了賣報或是幫公司賺錢，一心只想提供好看、好玩、好賣的新聞，若不是轉向羶色腥，便是著重娛樂、或是無關批判的人情趣味。媒體中充滿迎合閱聽大眾的輕巧新聞，遮掩了嚴謹的公共論述。」

傳統記者受到媒體環境和新聞框架的限制越來越大，反倒是，近來崛起的公民記者帶來一線希望，也讓不被重視的聲音，找到發聲的版圖。舉例而言，大埔毀田事件，當初就是從公視PeoPo新聞的公民記者一路挖掘，並播出農民哭訴無門，怪手無情拆毀農田的畫面，引起廣大部落客和網路族的迴響與聲援，主流媒體才跟進重視，後續也有農民夜宿凱道等行動，終於得到執政者重視。

只是，當前公民記者的面貌依舊模糊，力量還是有限，僅能算是游擊戰，是否能發揮影響力，尤其網路無遠弗屆，如何能有效動員與影響閱聽人，仍有待觀察，不過，確實已經衝擊原有的媒體生態，新聞資訊不再只是主流媒體或傳統記者所能壟斷，新聞專業也將受到更多挑戰。

不同世代的記者，總有不同的困境與著力點。年輕世代的記者，經歷電子媒體的過度氾濫，平面媒體王國逐漸衰微，網路新興媒體卻仍在迷霧中匍匐摸索。我們不必面對政治封殺，不用屈筆躲藏，可以大放厥詞，這是年輕世代記者的幸運，但是，面對種種來自商業壓力的干擾，甚至壓縮記者的自主空間，卻又是當前世代的悲哀。

※做記者是我的信仰實踐

身為基督徒的記者，如果要談對當今社會的傳播責任，我想，就是先堅持一個記者該有的分際，捍衛工作崗位，重拾記者工作的尊榮感。不必想「基督徒」有多偉大，只要善盡「記者」職責，善用自己的筆與鏡頭，就已經是榮神益人。坦白說，這確實不容易，當前環境如此惡劣，但只要能有所堅持，就能多一些光明，儘管只是小燭火。

其次，就是尋找共同奮鬥的伙伴，不論是記者同業，或者是關心媒體的基督徒，一同守護媒體環境。因為媒體環境的惡劣，絕非個人力量所能改變，這也是「基督徒團契」存在的目的，可以成立「媒體工作者的團契」，或者是「關心媒體的團契」，只有組織的力量，才能力抗媒體環境的困境。

基督徒如果要為問公民社會的傳播責任，就是應該擴大基督徒的影響力，參與媒體改革行動，在教會或社區中推動媒體教育，呼籲社會關心媒體健全的發展，聲援並支持盡忠職守的媒體工作者，一同捍衛媒體工作者的自主權與專業空間，這也是促進公民社會的具體行動。

最後，教會媒體也可發揮影響媒體生態的功能，不僅是宣揚基督教福音，而是形成一股關心或催化媒體生態的力量，積極投入媒體改革過程，聲援媒體工作者的權益，也可以培養更多公民記者，關心各角落的社會議題。

一九八九年，在馬尼拉舉行第二屆世界福音洛桑會議，會中發表「洛桑宣言」提到「基督徒的社會責任」：「我們確信，上帝是全人類的創造者及審判者，所以我們應當共同負擔起祂對人類社會的公義及和好的關注，以及對那些受各種壓迫的人的自由的關注。」記者的工作，其實就是關注人類社會的公義，也成為社會衝突的和解者，並關心那些受各種壓迫者的權益。這是我的工作，也是實踐信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