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風的故事：學費應反映教育品質？

台灣的大學學費究竟為何需要每年不斷調整？不管哪一任的當政者、大學行政官僚部門從來都沒有把整個學費政策說清楚，通常我們一般民眾只能在媒體上接收到今年學費是否調漲的訊息，而官方與校方對於調整學費的說法，不外乎都是因應物價調漲、以及反應學校辦學績效等。然而，這套說法的背後隱然是商品市場的邏輯，甚至認為目前學費跟大學所提供的教育品質具有「不等價」的關係，因此誤認台灣是「低學費」的國家，以今年二月初教育部部長吳清基的說法為例，99學年度學費雖不打算調整，但吳部長認為：「教育部也會持續檢討學雜費合理機制，讓它能夠反映教育品質的改善以及教育成本的支付，也提供高等教育有比較好的競爭力的空間」(中廣，2010/2/2)。言下之意，台灣目前的學費低廉，無法反映所供給的教育品質，在商品市場上是不等價的，一旦只有漲學費，才算是反映了教育品質，台灣的大學因而才有競爭力。

可是，什麼是教育品質？什麼又是競爭力？幾年前一次在政大公企中心舉辦的學雜費政策座談會，幾乎成為各公私立大學高層官僚的互吐苦水大會，台灣大學的校方代表說了一個台灣大學與中國大學的競爭力故事，這位行政高層說他到中國的大學參訪時，發現中國幾個大學的講臺麥克風都是無線麥克風，當他回到台灣，看到企圖擠進世界百大的台大，教室裡卻大都使用有線麥克風時，令他感到十分難堪。原來，教育的品質並不意味的提供給學生更有可能的未來，而是在於學校的門面，在這種心理下所生產的高學費高教育品質論，卻讓台灣無數的學生與家長，都得在開學時面臨著阮囊羞澀的窘境。 

※學費的真相：勞動力訓練的費用 

如果對於學校與教育部來說，學費是等價交換的營利收入，是文憑的對價；然而，學費對於一般薪水階級來說，學費到底是什麼？

除非家中有開採不盡的金山銀山，否則畢業都必須找到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而任何人在上班之前，都必須是已習得一技之長，因此學費的根本性質，便是作為勞動力訓練的費用；換句話說，工資所得必須支付得起學費才行。

從「勞動力訓練費用」的角度說來，不管是高學費還是低學費，都必須以受雇者能否負擔為標準，以官方正式統計，96學年度高中職以上辦理助學貸款的人數是75萬9千多人次；而隨著近幾年全球金融海嘯影響，光是保守預估98學年度（2009下半年~2010年上半年）申請貸款人數便會超過80萬人次，這還不包含信用貸款或信用卡分期付款等其他繳納方式。當「借錢唸書」成為常態，台灣仍是官方及校方宣稱的「低學費」國家嗎？

進一步問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教育難道只是個人的投資？優質的勞動力最終由誰獲利？誠然接受教育對於個人有所啟發，但勞動力的培養最終還是服務於企業，尤其台灣過去曾是重要的「世界工廠」，到了今天，大型高科技產業也一再地以產品的「良率」勝出，台灣的經濟成就絕非只是少數企業主天縱英明所致，台灣的整體經濟基礎受惠於優質且「便宜」的勞動力。

2010年2月台灣《商業周刊》報導了台灣薪水負成長現象，實質薪資十年來不增反減3%，影響所及，近八成受雇者薪資縮水。可是薪水階級同時是最主要的繳稅者，根據最新官方統計，2008年政府稅收中，個人綜所稅占總比例的73.31%。台灣的薪水階級的稅負已經如此沉重，高昂的教育費用則是一條牛剝兩層皮：一方面是由學費支付；另一方面，是全部受薪階級透過繳納所得稅的形式，通過國家預算支付給各級教育單位、學校。

※「企業紅利稅」與資本利得稅 

早在1998年，反高學費行動聯盟就開始訴求「課征企業紅利稅，專款專用於教育」。這不僅是讓「使用者付費」這個邏輯有了正本清源的機會，因勞動力最終的使用者是企業；另一方面，也凸顯了台灣的企業在許多時候，都是位居「白吃午餐」的角色，尤其是透過國家的獎勵制度，節省了許多大部分的賦稅。1991年，台灣開始實行的獎勵高科技產業「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導致十年來，國家稅收損失8千5百億元，以《商業周刊》估計，如果以個人綜所稅來換算，等於減免了2.2年的個人所得稅稅收。即使促產條例在2009年底落日，但高科技產業真正開始盡納稅義務卻還要到4年之後。也就是說，當台灣受雇者負擔了七成三的國家稅收時，像台積電、聯電等高科技產業，卻享有十幾年的特權，對其社會責任減之再減。

台灣究竟是不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不只「促產條例」一項，2009年1月立法院火速地大大降低了「遺贈稅」；反觀英美等國都實施的「資本利得稅」，甚至英國可能在6月大選時提高資本利得稅稅率，但台灣政府卻反應遲鈍地還在研擬、考慮中。以此，台灣官方卻還是「恐嚇」民眾，低學費甚至是免學費的國家是所謂課征高額所得稅的國家才能實施，完全無視於台灣薪水階級已是主力擔負國家稅收的事實。 

※就學貸款：預支未來，以負債作為人生起點 

從學費作為勞動力訓練費用的性質來看，教育根本不是社會福利的一環，不應由全民繼續買單。因此長期被社會福利的假象所矇蔽的「就學貸款」，就更為可議。教育部屢屢在面臨抗議之際，動輒便以放寬就學貸款條件來救火，近年更開放低收入戶學生貸款生活費，看似體恤民情，卻是大開通往地獄的道路：教育部無能約束公私立大學調漲學費，卻編列高額預算來支付就學貸款的利息，96學年度教育部便付了41億6千萬的利息，一旦本金節節調漲，利息支出自然也失控，還「圖利」了無辜的第三者──辦理就學貸款業務的特定三家銀行（台北富邦、高雄銀行、台灣銀行）。

只要辦理過就學貸款的家長與學生便會知道，因「就學貸款」與銀行往來的過程，都會被列入未來徵信的記錄，非旦如此，單一家庭當中，只要有任何兄姐無力償還就學貸款，也會連帶累及弟妹的貸款權益；同時，一旦學生無法償還，教育部（即納稅稅金）以及學校都必須連帶承擔還款責任，就學貸款並非是社會福利，反而透過調漲學費為手段，「鼓勵」學生與家長向銀行借錢的一種金融商品。如果我們都已被「人生不要輸在起跑點」這種套語轟炸到耳朵長繭，為何我們還得接受教育部竟把台灣年輕人帶往預支未來，以負債作為人生起跑點的政策？

台灣的貧富差距，並非存在於薪資高所得跟薪資低所得之間的距離，換句話說，並非是受雇者階級的內部差距，不是統計學上收入五等分的前20%以及最後20%在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