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品 > 新使者雜誌 > 第98期 消逝的年代？──二二八之後的台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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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題 |
| 二二八之後原住民與漢人之間關係的變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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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
(傳道師，台灣原住民族部落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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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當今台灣制約著政治運作的社會分歧，主要是在族群性，而非一般已開發國家所見的階級差異。目前台灣的政治族群生態，一般習慣性地把台灣的住民分為原住民、外省、客家及福佬四個族群。在可能出現的各種族群關係中，以原／漢、客／福、本省／外省三大軸線為要。其中客家與福佬之間的關係最為隱晦；本省與外省之軸最具政治敏感性；而漢人與原住民之軸則較為一般人，甚或政治人物所故意忽略。
其實族群文化並無產生族群對立的必然性，尚有許多中介的催化劑或緩和因素值得探討。諸如政治權力或經濟資源的分配公平與否、族群菁英和政府的角色、族群是否地理集中、是否有國際聯繫、是否社會正義反制或平衡的力量有效影響，以及經濟發展的程度等。也因此，我們常會聽到，民間已經族群融合，都是族群菁英為了私利在那裡推波助瀾，導致族群關係被撕裂或更加惡化。其實人都有社群的認同需求，不過每個人都有多重角色，他可以是一個國民，也可以是某個族群的成員。因此，每個人對利益的衡量，亦由不同的角色來界定，對少數族群而言，在面對多數族群真正或想像壓力時，族群認同更形重要，族群關係常因主客觀的形成與條件而有所變化。
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不只牽動了台灣的族群關係，對台灣原住民族而言，事件的發生，更促使原住民族了解，外來台灣的漢人，原來都存在著大漢沙文主義的本質，並對原住民族有深厚歧視的偏見態度。另外，原住民族更懷疑到，原來統御宰制他們的漢人，之間亦充滿歧見對立，甚或敵視，特別是當不同的漢人強調其利益與地位時，族群意識與認同，便立即產生緊張與衝突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原本在台灣歷代祖先為了土地與生存空間，亦有打打殺殺的原住民族，在面對漢人日益嚴重的威脅時，開始掀起泛原住民族的整合意識與運動。
本文試著以原住民族的觀點，論述二二八之前自我容忍、二二八之後自我認同的原漢關係，以及今後猶待努力的自我重構的原漢關係。
自我容忍的原漢關係（二二八之前）
筆者稱二二八之前是「自我容忍的原漢關係」，是一個願打，一個不願挨，但被挨時能容忍下來。依據原住民族的定義：「原住民族乃是殖民者從其他地方來到之前，他們就已經居住在他們的土地上；根據一種定義，他們的祖先在不同文化或不同種族的人來到時，就已居住在一個國家或一個地理區域，新來者後來透過征服、佔領、殖民和其他手段，佔有了統治地位。」
遠在1430年，居住在中國大陸的漢人便已知道台灣，可是中國鮮少有關台灣的記載，那是因中國漢人稱島上的住民為野蠻人，不曾遣使向中國皇帝納貢，以致他們的國土未被視為受著天子統治的一個屬國。
1563年中國的都督俞大猷，在中國東海巡遊，並通緝海賊林道乾。林道乾便逃亡到台灣，因所乘船隻破損，便在台灣殺害原住民，並以殘忍手段，用這些可憐人的血，來嵌補破損的船縫。在這期間，林道乾等人殺害原住民，並搶奪原住民的財物與食物。
1602年荷蘭設立了東印度公司，以伸展其殖民統治和遠東地區貿易工作。1622年海將雷雨生率領十二船艦、兵一千零二十四名，先攻佔澳門，但死傷很多未獲成功。同年7月14日，轉為佔領澎湖群島，明廷為了結束戰局，示雷雨生若荷軍放棄澎湖，明廷不干涉荷軍佔領台灣，如此引狼入室，台灣原住民一下子面對紅毛、白皮、藍眼睛及語言古怪的荷蘭人強制的高壓統治。
1661年4月，漢人鄭成功率兵二萬五千，由台南鹿耳門登陸，守城的荷蘭人經過七個月苦戰之後，領事克埃都才呈鄭成功長達十八條降狀，荷人仍留下廣大原住民的土地與財物，鄭氏政權並繼續以武力征服原住民，設置「土牛蕃界」，隔阻原住民的土地與生存活動空間。鄭氏政權根據漢人統治階級陳舊的思想意識，一併移植過來，台灣亦就是在這時期開始強迫被同化。
1683年中國清帝政權，派施琅率領大小船艦二百餘艘，先行攻取澎湖，同年8月2日從鹿耳門登陸，不戰而攻取台灣。8月22日出示安民佈告，台灣正式屬於清朝統治。身為滿人的清帝，派遣漢人官員統治台灣，將原住民分為「生蕃」與「熟蕃」，並大力引進中國漢人墾殖原住民的土地，施行恩威並濟的統治。
1895年4月10日，中國清廷在中日甲午戰爭挫敗，中國李鴻章和日本伊藤博文締結了馬關條約，中國賠償兩億銀元，並割讓原住民的土地給日本。日本接手台灣後，便對原住民進行討伐征服，並利用原住民充當軍伕，甚至強迫原住民婦女充當慰安婦。受壓迫的原住民長期的積怨，因而爆發原住民霧社事件及多起抗暴行動的發生。
綜觀二二八之前的原漢關係，是一種侵略的漢人和被侵略的原住民關係，是征服的漢人和被征服的原住民關係，是壓迫的漢人和被壓迫的原住民關係，是出賣的漢人和被出賣的原住民關係，是同化的漢人和被同化的原住民的關係。或許更透徹地說，無能為力的原住民，面對強勢的漢人，為求自保與生存，只能選擇自我容忍的關係態度，不然還能怎樣？
二二八之後的原漢關係——原住民族的自我認同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族群關係變化的分水嶺。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投降而放棄台灣，同為戰勝國的中國，便派兵接收台灣，台灣人因日人的離去，興奮迎接所謂祖國軍兵的來到。然國民黨一到台灣，便現出猙獰面目，以高壓統治、榨取台灣人民，因而爆發了二二八事件的嚴重流血衝突。
二二八事件後，中國國民黨的政權更加專制，許多台灣菁英，包括漢人和原住民族，被套上反動份子、思想有問題、反政府、叛亂份子，甚至扣上匪諜罪名，被羅織罪名逮捕入獄，甚或槍決，遭殺害者逾萬人。台灣人民，包括原住民族開始看清，原來所謂的祖國政府，比日本統治更加惡劣腐敗，國民黨政權的軍事統治與專制，更激化了台灣人民民主化的思潮，再加上政權的貪腐、長期戒嚴、國會不改選、憲法不合時宜、一黨專政，改革浪潮更加澎湃。
隨著台灣民主化腳步的推進，台灣原住民族，開始掀起過去未曾有過的原住民族集體自我認同運動。1980年代，來自不同背景的原住民族，已逐漸自覺到彼此的文化與統治者漢人有別，開始進行集體自我認同的追尋，積極展開泛原住民運動。其中最具體的表現就是正名運動。原住民族勇敢面對專制威權統治及漢人主流社會，棄絕漢人所給予的「蕃仔」、「山地同胞」、「高山族」等污名化的稱呼。他們喊出「我們是台灣的主人——原住民族」。這項受人矚目的正名運動，終獲得台灣社會與國民大會的支持並通過。接著「恢復傳統姓名運動」，原住民族主張，姓名權是重要的基本人權之一，原住民族有權以自己傳統姓氏命名。另外，「還我土地運動」，原住民族強烈要求，統治者應歸還長期被統治政權所掠奪的原住民傳統領域，這不僅是要討回歷史正義，原住民族實際上已察覺到，因失去土地，族群將面臨萬劫不復的大危機。另一項原住民族重要的訴求是「成立原住民族自治區」，原住民族主張，原住民族有自決的權利，而原住民族自治區，是民族自決最重要的揮灑空間。
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權的專制，漢人族群間的矛盾與衝突，締造了原住民族左右逢源、民族集體認同的機會。原住民族的自我認同，亦在台灣人民追求相同的民主價值過程中，非常幸運地穩定成長和成熟。當外省人、福佬人、客家人強調其不同的族群認同時，原住民族的自我認同亦受到了尊重，亦在這段時期，台灣人的定義，亦更加多了包容。
自我重構原漢關係
雖然台灣長期以來，原漢關係充滿著緊張、猜忌、歧視、傷害，多過相互尊重與和諧，但我們仍可看見在台灣社會中，存在著致力族群和諧，以及試圖在歷史傷痕癒合與治療的努力。在筆者長期觀察與體驗發覺中，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所做的努力，應值得台灣社會學習與效尤。長老教會幾乎包括了外省人、福佬人、課家人與原住民，教會尊重不同族群的文化與特色，允許不同族群展現其自主性。特別是漢人教會居多的比例，卻亦能讓原住民教會有擔任總會幹部、甚至總會議長的機會；在許多重要的決策上，常能尊重原住民教會的意見或特殊情況；在互動中，原住民與漢人教會，不斷地重構新而有裨益的族群關係。
2000年總統大選，長期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挫敗，取而代之的是象徵著台灣本土力量的陳水扁總統。在選舉前，與台灣原住民族各族群領袖代表，在蘭嶼共同簽署「新政府與原住民族新伙伴關係」文件。這是台灣歷史劃時代變革，陳水扁總統為台灣宣誓了「從今以後台灣原住民族不再是被統治者，新政府也不再是征服者或外來政權，而是命運共同體的伙伴關係」。事實證明，陳水扁總統為履行約定，上任後，助益原住民政策的政績一一實踐。諸如：台灣第一所原住民族學院誕生、亞洲第一台原住民電視台開播、原住民族基本法報催生、平埔族群原住民族身分得以回歸、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得以制訂、建立母語認證制度、原住民自治區的推動與規畫、傳統領域歸還的籌畫，以及憲法原住民族專章的催化，都是極為實際重構原漢關係良好的示範的具體措施與努力。
這幾年來，台灣社會由於民主化與族群多元化的思維風潮，原住民族亦由過去偏見的憎恨漢人，以及對漢人恐懼與猜忌，開始重構了解與信任。筆者從小就一再受父母及部落族人叮嚀：「小心漢人」、「不要上漢人的當」、「沒有一個漢人會安好心」。初時完全相信，然一路走來，回首所接觸的漢人，雖偶而會遇到一些「漢害」，但憑良心說，「尊重原住民的」、「關心原住民的」，甚或「愛原住民的」，還是多得不計其數。
在原漢關係的互動中，原住民本身的自我重構亦很重要，原住民族本身應建立族群自信，捨棄自卑與自棄，方能以健康心態面對其他族群。進而有尊嚴地永續發展並為台灣整體社會，做出原住民族特殊的貢獻。
結語
綜觀先進國家，諸如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及北歐諸國，在嘗過以征服者移居至原住民族土地，所加諸原住民族的歧視傷害，以致整個國家須付出相當的代價彌補歷史傷痕，如此慘痛經驗，勇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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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之後原住民與漢人之間關係的變化 (第 9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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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San Jose Calif：蓬島文化公司，1980。
2.林衡道，《台灣史》，台北：眾文，1994。
3.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原住民宣道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族宣教史》，台北：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4.施正鋒，《族群政治與政策》，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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