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品 > 新使者雜誌 > 第91期 台不台有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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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學淺說 |
| 「文化情境化」到「神學情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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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崇堯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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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建構台灣的節慶故事，使其「文化情境化」，必能導引「神學情境化」，讓基督信仰更貼近台灣人民。
大中國文化意識的長期教導
台灣三、四百年來歷經外人統治，以殖民地政策而言，外來統治者會強制殖民地人民學習其語言、文化思想與生活方式，使其同化來作順民。於是上一代的台灣人曾經作過日本人，走日本人的路，學習日本人的語言與生活方式。國民黨統冶台灣後，這回台灣人被迫、被洗腦要作「中國人」，且以「中國文化」為己任。
國民黨統治台灣，長久以「壓制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如軍隊、警察、法院等來控制台灣人民，而且為了合理化其統治基礎，又以「意識型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如各級學校的統一教育等，從小灌輸台灣人民要作「中國人」，學習「中國文化」，走中國人的路。現今，民進黨雖已執政，然而國民黨長久統治下所形成的「大中國文化意識型態結構」已經滲透在台灣的各級行政機構、各級學校、各大媒體等發生作用，繼續以此影響洗腦我們的下一代，使台灣很難走出自己的路。
試想：我們在學校所學的歷史、地理、文化思想等，是不是以中國為主體來教導；我們的電視媒體整天播放的，是不是中國的古裝戲或武俠劇。這樣子的台灣，我們捫心自問能有自己的認同嗎？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曾經在「台灣青年、志工台灣」的夏令營演講中，就明白表示本土化就是要從認同台灣的歷史、地理、文化及價值開始，不只是政治上要本土化，台灣走台灣的路；文化上也要本土化，大家齊來建構以台灣本土為主體的文化風貌。
台灣應走自己的路
其實，所謂「中國人」是一個近代政治用語，指的是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與台灣人一點關係也沒有。台灣人的祖先有的雖是來自中原大陸，但他／她們不是中原人士，是沿海邊陲之民。而且，這些台灣人的祖先，也不稱自己為「中國人」，他／她們只是做過「明國」國民、「清國」國民、或「東寧王國」的國民而已。既然這些國家已不存在，所以其定居在台灣的後代，當然就以「台灣」為其認同，為其國家定位。
二十世紀初的愛爾蘭獨立運動與二十世紀末的東帝汶獨立運動，是可作為今日台灣獨立運動的借鏡。愛爾蘭人歷經七百多年英格蘭人的統冶與同化後，已漸漸失落自主意識。十九世紀末，愛爾蘭人在詩人葉慈（W. B. Yeats）的鼓舞下，興起塞爾特文藝復興運動，經由塞爾特古老神話故事、歷史、語言與文學詩集來找回愛爾蘭人的認同，由此來抵抗大英帝國的同化，並於1922年脫離大英帝國成為自由邦國，再於1948年改國號為愛爾蘭共和國。葉慈於1923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時，就被譽為「經由靈感的引導，將愛爾蘭民族的精神，以高度的藝術形式表現於詩作中。」的確，台灣若有心要走自己的路，一定要興起以台灣本土故事、歷史、語言興文學詩集為精神文化的文藝復興運動，由此來喚醒台灣意識，免於「中國人」的同化併吞。
1999年8月30日，東帝汶在聯合國的支持下舉行公民投票，以壓倒性多數脫離印尼獨立。參與東帝汶獨立運動，於1996年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Jose Ramos-Horta這樣見證地說：「東帝汶現正進入其長期以來與葡萄牙及印尼間之獨立奮鬥，東帝汶人民將投票選出制憲議會，而這個議會將為一個獨立國家之基礎憲政來作起草……東帝汶人民已展現超凡的復原力量，也從其他獲得獨立的國家學習寶貴經驗，使政治進步與經濟、社會發展結合一起。」想想：台灣若真的要走自己的路，大可向東帝汶及愛爾蘭學習，不只「正名」、「制憲」，也齊來興起以台灣故事為主體的「文藝復興運動」。
建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
筆者認為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建構，可從生活中的節慶著手。不可諱言，台灣一年中的節慶風俗大多源自中原漢文化，如果不去思考原鄉文化的象徵意涵及故鄉事蹟的重新建構，五十年後的我們在每年的生活節慶，述說的可能還是原鄉的故事，很難有自己的故鄉事蹟，來作為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建構及作一個台灣人的認同。
筆者的構想其實不難，以端午節慶為例來說，如果我們今天就能開始建構台灣的端午故事（如宜蘭礁溪二龍村的龍舟競賽事蹟）及類似「屈原」的台灣社會先知的事蹟（如高俊明牧師在美麗島事件的勇敢感人事蹟）；五十年後的台灣端午雖然可能還是划著龍舟、吃著棕子，但述說的相信不再是中原的故事，而是感人值得認同的台灣事蹟。
這種建構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文化情境化」運動，其實來自「神學情境化」的靈感。筆者最近出版的《台灣廣場》一書，第一部分就是「文化情境化」的努力，試圖將從中原傳承而來的台灣節慶，如新春、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陽到尾牙等，重新詮釋這些節慶的象徵意涵，並在這些節慶中將與台灣相關的新事蹟詮釋出來，取代原先的故事，道道地地成為台灣的節慶事蹟。
從「文化情境化」到「神學情境化」
「文化情境化」運動，事實上更可導引「神學情境化」更加貼近台灣人民。由此，台灣教會更可進一步將台灣節慶中的台灣「民眾的故事」（文化情境化後的台灣節慶），轉化成為「信仰的故事」。韓國民眾神學家金榮福（Yong-Bok Kim）就曾嘗試經由民眾的故事，匯集而成民眾的「社會傳記文學」（social biography），由此來思考民眾的社會性格及與信仰的關聯。他說民眾是歷史的主人翁，超越由社會、經濟所決定的狹窄歷史觀。民眾本身也是最好的解鈴人，他／她們可經由本身的故事、本身的傳述來形成一種運動，一種足以改變民眾性格及歷史觀的思想力量，由此來提升民眾故事中所呈現的悲恨，克服故事中所呈現由天災或人禍所帶來的生命無奈。
這樣的過程，一方面可說是民眾本身的超越（文化情境化），另一方面也是民眾從「彌賽亞政治觀」（Messianic Politics）的一種啟蒙（神學情境化）。金榮福認為凡具有彌賽亞政治觀的民眾，其良知自會導引他／她們尋求一個合理、具有正義的和諧社會。這種良知會驅使民眾與壓迫他／她們的天災人禍或獨裁專制對抗。在此，民眾的社會傳記文學，會有意義地引導民眾往「彌賽亞政治觀」的良知前行，認同廣大受苦的群眾，懷抱永不止息的盼望，並參與在自己與民眾的解放運動中。
那麼，這樣的信息又如何與台灣的節慶產生意義關聯呢？第一：台灣民眾必須在守這些由中原大陸傳來的民俗節慶中，探討其象徵意涵；且經由台灣這塊土地的洗禮及「文化情境化」後，來呈現一種獨特的台灣民眾的社會文學傳記。第二：台灣的基督徒也必須將此民眾的故事、社會文學傳記經由信仰的思考反省轉化為神學素材，並與信仰產生某種意義關聯。這種「文化情境化」後的台灣節慶，溶入台灣人民追求自由、幸福的民眾社會傳記後，必能導引「神學情境化」更貼近台灣人民，讓基督信仰有一天能與追求幸福的台灣人民衍生意義關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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