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頭，可能很少人會將「經濟」和「愛與正義」聯想在一起。多少政府或企業，藉經濟之名，行許多被人視為不合乎愛與正義的事：剝削、裁員、關廠、撤資……似乎都以「不符合經濟效益」為由。

然而，若因此便將經濟學貼上「違反愛與正義」的標籤，恐怕也太抬舉經濟學了。也許，可以回頭看看大一經濟學到底在教什麼。

經濟學教了我們什麼

當代經濟學基礎課程通常先談個體經濟學，也就是假設人有理性做對自己有益的決定，然後在此假設下，人如何運用有限的資源，極大化自己的福祉。可以想見，每個人的喜好以及對於福祉的定義都有所不同。以「吃」這個行為而言，有的人喜歡大魚大肉、有的人喜歡清淡養生、有的人只求吃飽，根據這幾種不同的喜好，可以看到非常不同的吃相。同樣的，談到廠商決策，傳統的假設是利潤極大化，但是如果廠商願意將「是否為社會創造價值」等非利潤的因素納入其福祉的定義，便可能產生與單單追求利潤極大化相當不同的行為。

即使依然追求利潤極大化，降低成本也不是唯一的途徑。藉由創新達到更高的品質，用創意凸顯產品的特色，都可以合理提高售價或吸引更多消費者，所以裁員或無止盡尋找更低廉的勞動力，並非追求利潤之必須。如何提高附加價值以及生產力，應該是勞資雙方可以共同努力的。

所以，問題並不是經濟思維，而是決策者究竟看重什麼。

個體經濟學討論個人或個別廠商如何做決策，總體經濟學則在相同的理性假設下，討論一個經濟體中的種種決策與行為。以最暢銷的經濟學原理教科書之一為例，作者哈佛大學教授曼昆（N. Gregory Mankiw）首先介紹如何透過國內生產毛額──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GDP──來衡量一國的財富。然而在結束GDP的討論之前，曼昆馬上提醒讀者：GDP是一國人民福祉的最佳指標嗎？GDP的定義很單純：一個國家在一段特定時間內，所生產商品與勞務的市場價值總和。這樣單純的定義必然有其局限性，例如未考慮環境品質、休閒時光、家務等沒有定價的活動、以及所得分配。

既然有種種局限，曼昆接著提醒讀者，是否有其他指標更能反映一國人民的福祉？最常被使用的指標包括平均壽命與識字率，分別代表了人民的健康與教育水準。無怪乎專責全球發展工作的世界銀行，2012年選擇了醫療背景出身的金鏞為現任總裁，放眼全球大大小小的國際組織，健康與教育也往往是當前工作的重點，因為更好的健康與教育，不僅人民自己可以體會到，這樣的人力資本提升，長期而言也有助於生產力的提高以及技術創新，應能進一步提高社會整體的福祉。台灣人民的健康與教育水準已經邁入世界先進國家之列，注意這樣的水準是否能轉化為相應的生產力（例如大學畢業生的知識程度、創新能力、獨立思考能力等，是否符合社會對於大學畢業生素質的需求），可能比一味拼GDP數字更具實質意義。

GDP仍然有其意義，因為更高的GDP象徵一個國家「付得起」更好的學校、醫療與自然環境。追求更高的GDP數字有其意義，但若單只為追求數字而追求數字，罔顧更高的GDP所應該附加產生且直接攸關人類發展的愛與正義，便是本末倒置了。

所以，問題並不是經濟指標，而是我們選擇什麼指標，以及如何看待指標。

過去幾年，筆者有幸在中南美洲、中國農村、印度與非洲了解當地的扶貧工作。深深體會，所謂發展，是一個過程。當走過喇叭齊鳴、紅綠燈形同虛設的街頭，跨過緊鄰人行道的無蓋水溝，住過每天固定停電的社區，沒有熱水澡或者淋浴時要把嘴巴閉緊、免得喝進不乾淨的水，看到被政府完全放棄的獨居老人，經過在防波堤上搭帳篷而居的人家……比起一些飽受驚嚇的同行美國夥伴，我感到一絲來自童年記憶或長輩口述的熟悉，也看到，台灣已經走過那個階段了。

不管台灣媒體與網路上充斥多少怨氣，台灣人民的基礎素質、台灣各地的基礎建設、台灣社會的民主法治及公民社會，都已經屬於當代人類社會走在前端的行列中，是台灣無法輕易被奪走的軟實力。我為台灣感到驕傲，也相信需要用更多的謙卑，來珍惜這些得來不易的果實。謙卑來自更多的反省，這是教會以及每個決志追隨基督的人無可推卻的。

迦納古堡的經濟悲歌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如果思考台灣的問題與現狀令人壓力過大，也許可以從一些「別人家的事」開始學習反省。

去年因參加經濟學研討會，有機會更多認識西非迦納。迦納是非洲大陸上政治相對穩定的國家，且有高達約70%的基督徒。在迦納，路上的招牌都是聖經名詞，如「好牧人」水電行、「耶穌賜生命」餐廳；遊覽車上放的影片，是伊甸園中的亞當夏娃；經濟學研討會開幕的時候，還要大家一起先禱告。

然而迦納更令人熟悉的，可能是其「黃金海岸」的舊名，來自迦納曾經大量出口黃金的歷史，也就是十五世紀開始，以葡萄牙略奪黃金為首，眾「基督教國家」之入侵。之後荷蘭、英國先後侵入，販賣奴隸到歐洲和美洲新大陸，迦納最主要的觀光景點沿海古堡，就是過去殖民的遺跡以及運送黑奴的轉運站。

走進古堡，導遊帶大家來到一個禮拜堂，牆上一塊牌子上寫著詩篇132篇13至14節──「因為耶和華揀選了錫安，願意當作自己的居所，說：這是我永遠安息之所；我要住在這裡，因為是我所願意的。」

然而禮拜堂的樓下，便是拘禁黑奴的房間。想像我們平時歡喜快樂敬拜的禮拜堂，樓下竟然塞滿了數千名黑奴，沒有日光也沒有照明，空間擁擠以至於沒有躺下的地方……我們的敬拜豈能蒙神悅納？神豈願意在此居住？而禮拜堂的對面是當時殖民官的房間，殖民官會從他的窗台挑選女黑奴上到他的房間來，殖民官強暴完以後，其他士兵再繼續強暴女黑奴……而教會就等於在旁默然目睹這一切。龐大的經濟利益，使得這些所謂的「基督徒」，渾然不見黑奴也是照神尊貴的形像所造。

古堡裡有另一個地方叫做「無回門」（The Door of No Return），意即黑奴從那扇門出去上船，從此就回不了家了。導覽先生請參觀者默哀一分鐘，並一起唱詩歌《奇異恩典》……大家所熟知的《奇異恩典》，即來自約翰牛頓對於自己曾經參與販賣黑奴、後得耶穌赦罪釋放的反省；2007年的電影《奇異恩典》，還有張文亮老師所著的《兄弟相愛撼山河》都介紹基督徒政治家威伯福斯在英國推動終止販賣黑奴、在專業上實踐信仰的故事。然而，即使在威伯福斯的推動下，英國廢止了非洲的黑奴販賣，美國依然延續黑奴制度數百年，黑奴被解放以後，黑人在美國社會的角色至今仍然弔詭。

耶魯大學經濟學與政治學家羅莫爾（John E. Roemer）認為，同質性較高的人群，面對較相似的風險，較能對他人的苦難感同身受，便較容易接受社會福利機制，觀察北歐與二次戰後的歐洲，都可以發現這樣的軌跡，今日美國這樣多元的大熔爐則較難推行社會福利。【註1】究竟，稱自己為基督徒的人，如何看待與自己不同種族、宗教、立場、社經條件的人？

大教會旁的所多瑪與蛾摩拉

回到迦納首都阿克拉市區，我拜訪了「民眾對話」（People's Dialogue）這個非營利機構。「民眾對話」與我曾經實習的一個印度非營利機構同屬「國際貧民區住民聯盟」的夥伴，這些組織扮演貧民區住民與政府之間的橋樑，協助政府了解住民需求，支持住民向政府爭取權益，並透過儲蓄小組強化社區凝聚力。

2003年，聯合國指出，全世界每六個人，就有一個人住在都市貧民區，若缺乏有效的政策，預估到2030年，全世界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人住在都市貧民區。這驚人的數字反映了全球經濟成長與都市化下未曾預期的狀況：都市提供了工作機會，吸引大量人口由鄉村流入都市，在住宅數量不足或無法負擔房價的情況下，許多人便住在非法違建貧民區，在狹小的空間裡，過著缺乏水電衛浴等基礎設施的日常生活。

根據現代化理論，貧民區是經濟成長過程中的暫時現象，會隨著經濟進一步成長以後，逐漸自然消失，例如倫敦或紐約的貧民區。然而幾位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認為，今日在亞非等發展中國家的貧民區，可能不會只是暫時現象，且貧民區中的貧窮問題，未必會隨世代交替而有所改善。【註2】

嘗試更多了解貧民區實際情況的我，自然把握每一個走訪貧民區的機會。在「民眾對話」工作人員的建議下，我一邊朝阿克拉最大的貧民區之一Old Fadama走去，一邊聯絡當地領袖請他們領路。然而電話一直沒有打通，我就先走進了路邊的一間教會。之前在網路上看地圖，便注意到這間極具規模的教會，經接待我的J牧師說明，這間教會已成立29年，主日崇拜人數高達七、八千人。

當我向J牧師問起Old Fadama，他起先不清楚在哪裡，經我提示說應該就在教會後面，他才說很多人稱那區為「所多瑪與蛾摩拉」。我問牧師，該區的人從事什麼工作，他說很多男人做金屬回收，女人幫人買菜（幫買菜的人提菜，這也是一種工作）……這聽起來雖然不高貴，但也並無不道德之處，教會何以用這樣罪大惡極的形象來代稱自己的鄰居？

問起教會與該社區有何互動，J牧師表示教會人很多，若有人來自那裡並不令人意外，不過教會並沒有針對該社區的外展或宣教事工。

心想大概無法至Old Fadama拜訪的我，問J牧師能不能從他的辦公室窗戶拍照，他還很好心地特別帶我到教會另一棟大樓的頂樓去照相，我不太成功的貧民區之旅便在此畫下句點。

牧師從自己的窗戶就看得到他的羊，可惜的是，在他眼裡，這些羊已經被妖魔化成「所多瑪與蛾摩拉」，裡面的人太麻煩了、跟自己太不一樣了，所以教會的外展或宣教事工都先不碰他們。

我想起幾分鐘前拜訪「民眾對話」時，工作人員提到，驅趕貧民區住民有安全問題，我乍聽之下以為是指貧民區裡犯罪問題特別嚴重，工作人員立刻澄清，他是指強力驅趕引起住民反抗時會影響該地區的安危，並附帶說明，不管是不是貧民區都可能有犯罪問題，貧民區不代表犯罪問題比較嚴重。

短暫停留迦納的我，無法確知誰的觀點比較接近現實，卻想起無感越過傷者的祭司與利未人，以及動了慈心、貼近傷者纏裹療傷的好撒瑪利亞人（路10：25-37）。　

無罪的經濟與有罪的人

經濟作為一種學科思維，無法聲張愛與正義，但也並無違反愛與正義的本質，端看個體決策者如何定義福祉、總體決策者如何看待指標。

面對種種政策爭議，最受歡迎者可能要符合經濟學的「柏瑞圖改善」（Pareto improvement）概念：這種政策能在不傷害任何人的狀況下，使某些人得益。然而假使這種乍看之下皆大歡喜的政策真的存在，在現實生活中可能仍然不容易執行，例如本來比較有錢的人現在變得「相對」不有錢，這本來有錢的人，可能也會產生某些失落、不便或不滿而起而杯葛。

經濟分析的必要，在於資源有限，但人的欲望無窮。只要人類始終存有各種「好還要更好」的欲望，經濟分析至少可以指出如何更有效率地運用資源。這些不滿足於現狀的欲望，推動了物質社會的進步，但當物質生活已經豐裕到一個地步，需要更多思考把餅做大以後，我們希望如何分配。

雖然身處代議制度的社會，每個人不需要直接從事所有管理眾人之事，但經濟學中的「代理人問題」也說明，當資訊不完全的時候，代理人可能首重自己的好處甚於頭家的權益。在學者專家不斷嘗試改善機制的同時，監督政府仍是公民無可避免的責任。

經濟本無罪，是身為罪人的你我，需要更審慎檢視自己的各種決定，面對國家層級的決策，則需要監督並非天使的政府。基督徒作為蒙恩的罪人，應該有更多動力將餅分給原本不熟悉的鄰舍、將金錢以外的價值納入福祉的衡量、尋找更適合這個社會追求的指標，以實踐神所喜悅的愛與正義。

【註】

1. 參John E. Roemer, 2012, “Ideology, Social Etho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Journal of Ethics, 16(3), p.273-303。

2. 參Benjamin Marx, Thomas Stoker & Tavneet Suri, 2013, “The Economics of Slum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4), Pages 187-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