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神學」（prosperity theology），通常也稱為「健康與財富福音」（health and wealth gospel）或「豐盛福音」（prosperity gospel），這是是宗教社會學者在研究二十世紀的宗教活動時所使用的概念，強調的信仰價值是基督徒在物質和財富上必定會受到上帝的祝福。不同於傳統對於聖經的解讀方式，成功神學非常偏重特定的聖經經文，較常被引用的經文如瑪拉基書3:10：「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成功神學的論者將其對信仰的詮釋重點放在個人的信心必定帶來上帝對於個人財富的保證，卻較忽略個人信仰生活當中的義務和苦難的面向。本文要說明的重點是，二十世紀成功神學的發展跟資本主義全球化有密切關係。

※成功神學的興起與發展

美國宣教士甘堅信（Kenneth E. Hagin, 1917-2003），普遍被認為是成功神學的奠基者及領導者。1974年甘堅信於美國奧克拉荷馬州Tulsa創立聖經訓練中心（Rhema Bible Training Center / RBTC），後亦有「聖經學校」等等機構之出現。經由這種定期的「信仰福音」及其它密集的發表活動，這組織已經傳佈了甘堅信的思想與神學概念，包括身體醫治、物質財富、信仰與權威、救贖、代贖行動(Substitutionary Act)、聖經。

在這一波的運動中，至今仍相當有名的傳教士有奧夫‧艾克曼（Ulf Ekman）、Kenneth Copeland、Jim Kaseman 及John Brandstrom。而與台灣最有關係的就是奧夫‧艾克曼，其在2003年曾來台灣，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培靈特會，天恩出版社並翻譯了一系列其著作。而對台灣諸多教會甚具影響力之新加坡籍牧師康希（Rev. Kong Hee），即以其門下弟子自稱，而台灣多位本宗或他宗派的牧者與康希有師承關係，或亦師亦友關係。這些牧者所牧養之教會包括台北市中心一間新興之教會、新北市南區一間大型教會、以及長老宗位於屏東一間強調青年事工之教會，都列於新加坡城市豐收教會之隸屬教會，足顯出其緊密之傳承。

艾克曼高等教育其間就讀於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y）和研究人種學，歷史和神學，並應規定於1979年回到烏普薩拉大學的瑞典路德會（Swedish Lutheran Church）擔任幾年的牧師工作。其後於1981年至1982 年前往前述甘堅信所創立的聖經學校就讀，於1983年返回瑞典烏普薩拉創立生命之道（Livets Ord, Word of the Life）教會，同時也創辦了生命之道聖經中心和生命之道大學。甚至設立中學、幼教機構及一所出版中心。艾克曼擔任這些學校與機構之要職，負責編輯其出版的雜誌「凱旋生命雜誌」（The magazine for a victorious life）及「生命之道」（The Word of Life）。詳細資料在網路上可以查到不少。

※結構與文化因素

就其發展而言，成功神學在晚近數十年間，迅速地從美國拓展至全世界許多新興的工業國家，如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亞洲。其背後因素跟資本主義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的現象有極大關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三十年間（1945-1975年）是美國國力的全盛時。美國無論是在經濟、政治、宗教和文化上，都在世界局勢當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美國國力強盛的社會基礎在於，此時的美國，一般民眾的財富逐漸增加，這強化了美國人民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平等。美國在總體經濟力上的提升使得此時美國內部的階級問題較不嚴重，人們希望有一天每個人都能分享到「美國夢」。然而，過了這戰後的三十年，美國在經濟上逐漸失去其絕對支配的地位。這個國內社會經濟環境的轉變使一些基督徒開始重新思考財富問題在神學上的重要性。由於成功神學傳達的理念是人的信心必定可以為人們帶來心中所想所願的可見事物。因此，成功神學也就搭著這時興起的新興福音運動---五旬節運動（Pentecostal Movement）和靈恩運動（Charismatic Movement）等---的浪潮前行。

這波新的福音運動所訴求的對象是各種不同的社會階級。持此觀點的教會領導階層歡迎窮人來到教會，但值得注意的是，這批領導階層都是以經濟和教育條件較好的中產階級為主。他們所宣揚的神學理念強調高度個人主義的形式，並將個人和耶穌的關係轉換成著重於個人敬虔、個人感受、個人健康與個人財富。成功神學強調「正面思考的力量」，認為只要一個人願意相信上帝，就能得到他所要的。在這個基礎上，它們認為不應過分注重個人在外在所面對的難題，因為那有礙於一個人進行正面思考。進一步來說，持此神學觀點的人認為「正面思考」與「理性思考」是對立的。在他們的解釋下，理性思考的概念與懷疑和不確定成了同義詞，是沒有信心的表現。因此，反理性思考、「僅僅」相信聖靈的感動往往成為信心的表現。

必須進一步釐清的關鍵問題是，推動成功神學的動力到底是什麼？筆者認為應是主導當代人類社會與經濟生活（甚至於政治生活）的資本主義精神。作為一種意識型態的資本主義精神，挾著美國在世界當中強勢的經濟力和文化力，以支配性的力量傳布到許多新興工業國家。資本主義精神強調個人或企業根據可量化的成本效益計算，以最低資本換取最高報酬這樣的基本邏輯指引人們的經濟和社會行動。成功神學的精髓將此精神轉換為這樣的信念：只要相信上帝，必定能得到肉眼可見的、或物質上的回報。簡單來說，「資本主義倫理」已被轉化成「成功神學精神」。

英國文化人類學者Simon Coleman曾深入瑞典進行田野研究。根據他的研究，起源於美國的成功神學在瑞典的成功發展，可看成是美國式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在世界傳布的典型。自從1980年代開始，成功神學就在瑞典發展得很好，背後的原因其實是企業精神。這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我們以往所熟知的瑞典社會對於早年社會民主體制路線的共識正在逐年降低，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企業精神，而後者所強調的正是消費主義和個人責任。此外，在亞洲方面，韓國的趙鏞基牧師可說是這波福音運動在亞洲推展的成功案例，他所建立的韓國汝矣島純福音教會是當前全世界最大的教會。該教會以發源於美國的成功神學為其教導會眾的基本理念，然而，其中也加入了不少因應韓國脈絡的神學觀。

我們可以看到，在晚近數十年的人類生活當中，資本主義精神已經全面滲透到全球許多社會當中，並且成為當地人民的主導性信念。就此趨勢而言，作為屬靈國度守衛的教會仍難免於受到資本主義精神的入侵。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今天的資本主義已經不只是以一種經濟體制的方式，從全球經濟體系分工的核心地帶向邊陲地帶進行「殖民」。資本主義更令人畏懼之處在於，資本主義如今是以意識形態的形式，從原本的經濟及社會生活當中，擴散到人類生活的所有面向進行「殖民」，其中岌岌可危的是基督徒的信仰。

※追求此世回報的信仰觀 

我們來看豐盛福音何以在這樣的脈絡下蓬勃發展，並以一個宗教市場理論來檢視為何豐盛福音席捲台灣。以下將以美國學者Stark與Bainbridge的宗教市場理論作為理論架構做簡要分析。根據世俗原則，人類總是追求認為有回報（reward）的東西，並總是避免付出代價。然而如同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的，回報是稀少且分配不均的，同時有些人縱使努力到了盡頭，仍然兩手空空。此時，就只能期待補償物的出現，而補償物（compensators）是指相信將來會有回報的信念（縱然可能落空），而其存在與運作就必須要有一個超然的神來掌控。

再加入了階級權力的面向，我們在教會中可以發現：有權力者控制著宗教的回報（在教會中享有地位、舞台），而不具權力者控制著宗教的補償物（希冀救贖、有財富）（限於篇幅，詳論證請見原著）。換言之，掌握權力者（如握有財富者）在教會中所得到的，就是確認了上帝給予他恩典，而不具權力者（窮人、下層階級），則在教會中祈禱，希冀得到財富、健康，或是死後的天堂。但同時，若回報不存在，任何人都期待補償物的滿足。

我們可以以瑞典的現況放入以上的理論脈絡來檢視，如前揭所提，其受美國式資本主義明顯，強力追求個人財富以榮耀上帝，希冀以最低成本，取得最高產值。這樣的思想進入宗教中變轉化為致力追求此世的回報，而此世的回報正見證上帝的恩典。同時只能靠補償物的出現，安慰那些沒取得物質成功的人。這樣的社會經驗與神學脈絡相輔相成，緊密結合了，豐盛福音在這樣的環境中滋長也不足為奇。再來到台灣的情境，我們更可以看到為何豐盛福音對主流的基督教派造成強烈的威脅。少數的富人在講台上見證神如何的祝福她，具體的「回報」使她站上了舞台，見證上帝的恩典。而在多數處於中下階級的人除了繼續領著補償物，相信自己在未來能有翻轉的時刻。成功、美滿、趨吉避凶是人心最基本的需求，這樣有未來可能性的宗教深深吸引人類。人類總是追求認為有回報的東西，並總是避免付出代價。同時，最好是此時此刻即時的回報，來世的，那就再說吧！

※結語

我們當前所面問題是：我們該怎麼看待成功神學在當代全球社會，以及台灣社會的發展呢？我們必須理解，成功神學原本起源於宗教的基本教義派對於宗教世俗化的反動，試圖透過訴求個人直接面對上帝來找回信仰的核心精神。這樣的訴求形同教會內部再次進行一次「宗教改革」，有助於再次喚起已經失落的信仰核心價值。然而，這樣的運動卻同時也產生了外溢效果。那就是，由於這項福音運動是在以美國資本主義為主流的社會文化脈絡下產生，因此，也就無可避免地捲入了當代主流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及其衍生的消費主義文化。所產生的現象就可能是，基督教的福音運動和資本主義精神形成了巧妙的結盟。然而，兩者的精神原本就有其內在緊張的關係，展現在現實社會的情況很可能就是資本主義精神反而吞噬了福音運動的訴求。

至此，讀者可能會問道：資本主義精神有何不好？如果這樣的精神有助於福音的廣布，那麼我們為何不能借其之力來傳布福音呢？這樣的信念起於一種假設，即「資本主義為信仰所用」。然而，現實的世界則是，以個人經濟上繁榮富足的保證作為信仰號召的傳佈信仰之道往往禁不起考驗。關鍵在於人性當中的兩種特質：「禁不起誘惑」與「昧於表象」。倘若人性的軟弱加上信仰作為後盾，就更有理由讓人把原本是附屬品的財富保證當成其信仰的終極目的，真真實實地成了可以沿街叫賣、輕易取得的「廉價的恩典」。嚴重的後果當然是遮蔽了基督信仰的精髓，也就是真實的信仰往往是要人們甘願付出生命的代價而去追求的「重價的恩典」。然而，人在初次聽見福音時往往不會想這麼多，對於傳福音者只要說有信仰就保證物質富足的保證後，就興高采烈地以為此信念即是基督信仰的本質。即便後來他知道不是如此，但他的軟弱性也使他合理化以信仰之名追求財富。資本主義本身並不是魔鬼，只要其被人們妥善地實踐於經濟領域當中，則其可對人類生活起著良好功效。然而，當資本主義侵入信仰的領域並支配人們的信仰時，就彷彿為人們打造了一座現代金牛犢供眾人敬拜一般，忘了上帝曾經吩咐：「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出20:3）

重新思考資本主義與信仰的關聯性，不免會想起二十世紀初那位先知型的社會學者韋伯（Max Weber）的思考。韋伯認為基督新教當中對於職業的觀念是來自於禁慾主義的思想。清教徒深信透過自己在生活上與職業上的嚴以律己和盡忠職守的精神可以榮耀上帝，而這樣的精神也選擇性地影響了近代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然而，韋伯最為精闢的觀察其實在於，他預言，資本主義精神終將成為一只「鐵籠」，人類生活將受其支配而無所遁逃。韋伯的預言確實有其獨到之處，因為即使是這波要求人們重新回到上帝面前的福音運動，都是在資本主義這只鐵籠裡運作，並且不只是和其結盟，甚至在宣揚基督福音的同時，更多地宣揚了資本主義的倫理。如果韋伯在那個時代對於西方現代化的觀察是：「新教倫理間接地導致了資本主義精神」，那麼在我們這個時代發現的或許是：「資本主義倫理創造了成功神學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