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造句對話

宿舍巷弄裡有很多老先生和老太太，操著很多不一樣的鄉音。他們大部分是在1949年跟著中國國民黨來到台灣。我記得，當時我雖然年紀很小，但我已經可以分辨那些口音，懂他們在說什麼；有時候也會用有限的語言能力和這些長輩打招呼，可以多要到一點糖果和餅乾吃。

我似乎很早就感受到語言和文字的力量，即使我在當下並沒有想太多。國小二年級，還是在用注音符號拼出大部分國字的階段，老師常出一分作業，就是給你一個辭彙來造句。我雖然盡量自己寫，但我也常跑去問媽媽造什麼樣句子比較好。母親是國文和歷史老師，寫一手優雅的好字，很樂意幫我，會造句子給我。但我不一定會照著寫，常故意改一、兩個字，覺得這樣這個句子好像變得比較好。這一分作業，通常就是在母子之間的來去對話中完成。

不過，雖然在學校很大量地學習所謂的「國語」，但因為信仰的關係，台語的重要性並沒有在我們家庭中降低。耶穌基督的信仰已經在我們家族裡傳承到第三代了，爸媽會帶我們到鎮上的一個長老教會做禮拜、上主日學和參加團契。那裡的牧師、主日學老師和會友都講台語，我們小朋友也就在這樣全台語的環境裡聽到耶穌的故事、學做勞作、用蠟筆畫圖、吃點心。教會裡的大人很關心每個大人和小孩，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不愛文字堆砌

從國中開始，我發現我不喜歡當時很多老師教學生寫的抒情文（或是坊間的作文範本書籍），那種不斷用虛無飄渺的文字堆砌、不斷用「換句話說」來闡述同一件事的寫作方式。我喜歡閱讀強調邏輯的論述，有證據為基礎的理論。幸好我遇到的老師都很鼓勵我朝這個方向發展，特別是國中國文老師兼導師巫仁和先生。他非常注意學生的文字表達能力，很注重我們文章的主旨是否清晰、舉例是否恰當，以及文章結構各部分的鋪陳。另外，除了加強我們的閱讀能力與字彙量，巫老師連標點符號都不放過。他會把一篇文章中的標點符號都挖掉，然後要我們把正確的標點符號填回去。我們常會在課堂上為了某個地方要用句號或逗號討論許久，但也因為這樣一個過程，我們更了解作者文字的原意，以及標點符號與語意之間的重要關聯。當時的作文課，我們不用一般制式的作文簿寫作文。我們用的是六百字稿紙，沒有寫三張以上是交不出去的。

在巫老師的鼓勵之下，我國一（1989）就開始投稿和參加作文比賽。記得第一篇被刊登出來的文章是一篇在課堂上看完電影《阿瑪迪斯》的心得，刊登在一個教育類的刊物上。然而，我另外一個語言的學習卻是困難重重。上國中之前，我沒有學過英文，除了小四升小五的那個暑假，去了YMCA在教會辦的英語夏令營，老師給我取了一個英文名字「Joe」，學到幾個用注音符號和台語發音拼出來的簡單英文句子。我的國中英文老師以為班上所有的學生都已經學過英文字母和音標，所以直接挑過這些，開始教字彙和文法。沒有學過英文的我，完全一頭霧水，也不敢告訴老師自己沒有學過英文，只能自己回家後猛翻參考書和課本，想辦法了解英文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當然，在這樣的壓力下，效果並不好，考試成績很糟。

※從音樂接觸英文

我很沮喪，因為這跟我之前的學習經驗不一樣，好像不是把一個規則或答案背起來就能回答考卷上所有的問題。所以我開始聽音樂，尋求一些壓力的釋放。慢慢地，我注意到好像rock和heavy metal（重金屬）類的音樂對我釋放壓力比較有用，就常一邊做功課一邊聽John Lennon、Bob Dylan、Guns N’Roses、Skid Row、Jane’s Addiction、Helloween等音樂人或樂團的音樂，沉浸在怪腔怪調或是很大聲的音樂裡。我也很喜歡翻看CD專輯裡附的歌詞本；雖然看不懂英文，但我很喜歡歌詞本裡面那些離經叛道的圖案和照片，所以我也學會了畫骷髏頭和各式各樣的英文字體。我不確定壓力的釋放和我之後的學習有沒有關聯，但有一天，正在欣賞John Lennon歌詞本裡的圖片時，突然注意到旁邊的歌詞裡好像有幾個英文字我認識（現在回想，應該是be動詞和代名詞之類的），是在學校課本裡有出現過的，組合一下，似乎看得出那一行歌詞的意思。於是我趕快翻出父親送我的英漢字典，開始一個字一個字地查，把歌詞的意思拼湊出來。雖然因為文法和文化知識太薄弱，拼湊出來的歌詞意義仍然很模糊，但我很高興這個陌生的語言開始透過我喜歡的音樂對我產生意義。

就這樣，因為音樂，英文的學習和我的生活產生了關連，我也有了學習英文的動力。英文的學習對我來說不再是困擾，反而是我求知的重要工具之一。在台中一中求學時，隨著音樂類型越聽越多，從原先的rock擴展到非裔美國人（Afro-American）文化色彩濃厚blues、rap、reggae、jazz，我開始注意到這些音樂人寫的英文歌詞裡常有對社會問題的關懷與批判，而這是台灣流行音樂裡比較少見的。我覺得這就是文字的力量：文字讓人有力量，表達思想，改變社會。對這樣一個強大力量的體認，持續支持著我日後藉由寫歌和投稿論述來表達我對社會和世界的關心。

※自己土地上的歧視

不過那時的我並沒有想到，自己生長的這一片土地，也像美國一樣，有族群歧視的問題。高中畢業後，我來到台北這個大都會上大學，主修英美文學。在學校裡，我結識了許多來自全國各地的朋友，但其中大部分仍是來自台北的當地人。一直到今天，我們都還是朋友，但當時在言談當中，有些人會流露出對南部人的偏見。他們常會說南部人講「國語」會有奇怪的腔調，連講英語也會有那個腔調，或是穿衣服很俗氣之類的。當我故作輕鬆地說出我就是南部人時，他們會說：「真的嗎？你是南部人？真不好意思，可是你一點都不像他們！」

初次來到台北的我，對於這種似乎和語言、區域、外表有交互作用的意識形態感到十分訝異與好奇。我開始閱讀和台灣語言歷史相關的書，也參與一些相關主題的討論會和營隊活動。我才了解，中國國民黨來到台灣之後，有超過四十年的期間，極力打壓本地語言的使用與發展，獨尊「國語」。讀到連在電視上的布袋戲都要講「國語」的這段歷史時，我完全無法想像那會是個什麼樣的畫面。

在我第一個參加的台灣文學夏令營裡（林義雄先生是其中一位講師），有一位隊友，是國中老師，分享了一個童年時期的創傷經驗。小學的時候，老師要求所有的學生只能講「國語」，在學校不可以講台語或客語，因為他們是沒水準的方言。如果有學生講「方言」被抓到，就會被罰款。當她因為說台語被老師處罰時，她不敢跟父母說，更不敢跟他們要錢，因為他們賺錢養三個小孩已經很辛苦了，哪還有錢幫她繳罰款。所以，跟大部分學生被罰的時候一樣，她只好下課後在街頭巷尾尋找破銅爛鐵和紙箱去換錢，常常需要找好幾天才能累積到罰款金額。當時只有八歲的她，有時候動作比較慢，就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去存到錢，一旦遲交了就又被罰更多錢。有時在外面因為翻找垃圾而晚回家，也會被父母以為是貪玩，結果被罵被打。這位隊友淚流滿面講述這個傷痛經驗的畫面，自此烙印在我心中。

我後來讀到，1985年，當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尚未結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公開拒絕中國國民黨要求各教會不得使用「方言」的禁令，並視之為違憲。當時，身為一個語言學習者和基督徒，我對這樣一個捍衛語言權和人權的宣示感到十分榮耀；然而也領悟到，我現在能有權利自由自在地使用我的母語，是經過先前多少人勇敢的奮鬥和抗爭而得來的。

這段時間，也開始閱讀國文老師特別挑選的課程教材，其中包括葉石濤、林雙不、黃春明、白先勇等人的小說作品，英文方面則喜歡閱讀電影和戲劇劇本、現代詩等。當兵時也從未中斷閱讀習慣，經常在晚上十點床上就寢之後再偷偷爬起來看《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Jack Kerouac的《On the Road》和J. D. Salinger的《The Catcher in the Rye》，直到夜巡的班長說「該睡了吧」。那是讓我在軍中可以稍稍覺得自由的一小段時間。

※繼續尋找文字的力量

然而，成年之後受過的真正專業文字訓練，是在退伍後前往美國攻讀的寫作教學碩士學位。進入這個研究所，我才知道原來我國中時期就已經受過的寫作和文字訓練是「修辭學」（rhetoric），是一門對文字錙銖必較的學問。而就是在這樣字字斟酌的專業領域裡，我也才注意到連一個人的「名字」都很重要。我選修了一門課，是自傳學（autobiography）。第一次上課時，教授請大家自我介紹。輪到我時，我說我的名字是「Joe」。此時教授突然打岔，問我為什麼學校給他的學生名單上不是寫「Joe Chang」，而是寫「Jui-chuan Chang」。我就趕快回答說，「Joe」不是我的本名。這個答案卻讓同學們和教授對我更好奇了，不僅問我為什麼不用本名「Jui-chuan」（因為我大部份的外國朋友都念不出來它的拼音，所以我就用一個英文名代替，方便他們稱呼我），還問我的中文本名怎麼發音。甚至教授還請求我的同意，希望可以用我的中文名字稱呼我。在那個時候，我才領悟到，當我興奮地帶著九十公斤重的行李走出芝加哥O’Hare國際機場時，我似乎把我的名字留在幾千萬公里外的家裡了。

2004年回來台灣後，就一直在大學教英文學術寫作；2007年，決定再進修，攻讀英語教學博士學位。然而，當我埋首在博士課程的教科書和期刊論文裡，以及忙碌於英文寫作的教學工作中，我感覺我逐漸看不到文字力量的展現了。我對教育和教學熱情，學生的努力與改變總讓我感動，但不管是博士課程的研究，或是教書環境與制度，似乎都有些脫離知識本質和社會現況，很難在其中看見新的理念，很難去改變什麼。這二件事，已經離我的初衷很遠了。我相信文字的力量，我相信它可以表達想法，它可以改變社會。所以，教書教了七年後，我辭去了教職，也暫停了博士班的學業，開始尋找一個真的可以展現文字力量的方向。雖然現在我「無頭路」，我相信上帝早已安排了一條「路」給我，我也已經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在這條路上往前進。我會勇敢努力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