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監務

日治時期在台灣傳道的英國長老教會梅監務（Campell N. Moody, 1865-1940，滯台期間為1895-1924年），以簡樸生活、使用樂器聚集群眾熱心傳道而為人所知的宣教師。筆者以其英文著作作為研究對象，其中內容反應了梅牧師的主張與思想，其中有兩個問題引發筆者興趣，進而想近一步研究。第一，當時殖民地統治與帝國主義拓展所延伸而出的，對民族、宗教他者有著負面刻板印象的「標籤化」傾向，梅監務採取什麼樣的批判態度？特別是根據他的基督教宣教觀點——質疑宣教不應只是在「不道德的異教徒之道德化」，確認宣教的核心應該是耶穌基督的信息。第二，是探討與梅牧師關係密切的人際關係，以及他在台灣宣教的經驗，與台灣人的交往等等的問題。尤其是與梅牧師既是傳道夥伴，也是好友的林學恭（原名赤馬，1857-1943）對他的影響。

※異民族統治的批判

1895年，梅監務牧師因為在台灣宣教，有機會目擊由日本引起的這場戰爭而混亂的台灣社會。同一年，在澎湖的傳道師林學恭，不僅是在當地進行台灣登陸作戰的日本軍所聘任的「領員」（嚮導）身份，也捲入漢族義民軍與日本軍的戰鬥，自身生命暴露於危險之中，而且目擊了陳屍遍地的街頭，看見場戰爭的慘烈。1895年至1900年代初期這段的台灣社會狀況，梅牧師根據自己的台灣宣教經驗所著的首部英文著作《異教徒之心》（1907?年）也有所反應。例如，他提到抗日的游擊隊時，有以下的敘述：「日本軍不顧後果的燒毀了許多村落，即使是清白者也當強盜罪犯逮捕，群眾煽動反抗的情緒，無辜的農民們變成無家可歸而絕望的造反者」。1901年到1902年間，暫時在新加坡從事傳道的梅牧師，也根據這樣的經驗，在《異教徒之心》作出以下的陳述：「我認為應該可能的讓所有的人民能自治。我們不能將異民族的統治視為暫時性的必要之惡。我在新加坡聽聞許多誤審的案例，也聽說許多台灣方面有許多無罪之人卻受苦的案例。」

※台灣與新加坡的宣教經驗與類型的批判

從台灣與新加坡的經驗，梅監務對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產生了批判角度，對於他批判歐洲人對他民族他宗教的「標籤化」有很大的影響。例如，梅監務曾提到「漢人遇到溺水之人不救，是冷酷的人」，卻在英國統治的新加坡佇留期間，遇到了一次體驗，因而修正了自己的看法。當時，去救助在排水溝溺水的漢族長者的他，對於周遭看似視若無睹的漢人有一種作為「西洋人」的義憤填膺，後來他才知道，這個老人其實是被無理的美國海軍官兵推下水的，頓時有了「不由得羞愧到無言」的感覺。他體會到東方與西方皆有一種只愛自己的自私自利。此外，他也對於基督教的宣教所採取的，所謂「基督教可感化不道德的異教徒成為道德者」的宣教模式進行省思。在台灣宣教過程中，梅監務發現有一些基督徒與他同行時，常會以自己的腳拇指先幫他撥去路上的的尖銳竹子以防他受傷，後來當他發現其他的未信者也這樣做時，他發現他以為是基督徒才會有的體貼出現在未信者身上。通過這樣的經驗，可見梅監務的基督教核心並非「道德」，若非道德，那是什麼？還需要我們進一步追尋。

※與一些台灣人的相遇，以及相互關係的重要性

如上所述，梅監務的批判，是針對帶有帝國主義的傾向和觀點的，且具有人種與宗教上將「他者」貼上負面標籤的陳規。而使他能夠思想這方面問題的契機，則是他在台灣與新加坡的宣教經驗；然而，更重要的是，他與被帝國主義和相關觀點所壓迫的一些人物的互動經驗。如果沒有與這些人際接觸的相互關係，也許梅監務不會意識到自己著作當中的許多思考觸角。觀諸梅監務的英文著作，裡面的匿名者、具有明確姓名者約有80位人物登場，因而他與這些台灣人的接觸狀況，具有相當重要的關係。因此，以下特別就梅監務對「標籤化」（負面刻板印象）的批判，以及與基督教宣教活動關係密切的人物做討論，特別以林學恭為例。

※林學恭，可愛的人物

林學恭，又名林赤馬，生於嘉義的書香世家。1883年26歲時接觸基督教，此後因信仰基督教遭受家族迫害，之後在基督教教會附設的小學擔任教師，1891年從台南神學院畢業擔任傳道師。1895年為駐澎湖的日軍聘任為領路者，帶領日軍從台灣南部登陸後，雖然日軍欲留他任職，他斷然不就，返回澎湖。1899年在澎湖首次接觸到梅監務，之後因梅監務與蘭大衛牧師邀請轉往彰化，1903年就任牧師。上述出自於梅監務的英文著作 “Mr Brown-Horse Wood”（林赤馬先生），此作也觸及梅監務在彰化活動的情形，以及他與台灣中部地區的交友往來狀況。根據筆者調查，林學恭除了在《教會報》報告宣教經過外，其他的史料幾乎付之闕如。林學恭寫過〈故梅監務牧師e?小傳〉之悼念文。

閱讀林學恭與梅監務兩者的相處描寫，兩人之間最重視的是與耶穌基督的連結，以及靈性的修養和神學的涵養。上述的《異教徒之心》一書中，梅監務對林學恭的描述，這樣的紀錄：「對基督教有高度理解，能與之談論聖靈相關話題。」

梅監務對於林學恭堅定的信仰高度肯定，曾寫下這樣的記事：梅監務主持禮拜、聖餐、用餐，或是講道時，會眾會起立祈禱、感謝，連他這個外國人都已經覺得疲倦想坐著較為省力，林學恭卻一直都站立在一旁，將「不中用的」自己與這個虔誠熱心的林學恭做比較。梅監務的筆下，林學恭的形象相當生動，例如，梅監務敘述，林學恭來去似如天使地開門、禮讓座位，說話柔和謙遜，禮貌周到。行走時像是歐洲人一樣快，雖然個子小，但是行動力強到幾乎不知疲倦為何物。林學恭常常是馬上想向前行動地彎著腰，長得寬額大眼，臉頰削瘦而聲音柔和低沈，偶有反常而唐突的禮儀。林學恭講話很快，不論是異教徒或基督教徒常常聽不懂他的講道，因此造成講道不太具有威嚴。然而這無損於林學恭的優點，梅監務也認為這不重要，他還是認為林學恭是個「可愛的人物」。

林學恭也相當推崇梅監務的熱心與信仰。有一次，他們在溪湖傳道時，因天色已晚因此兩人留宿那裏，一起睡在店裡的一張三尺寬的桌子上。林學恭對梅監務這樣描寫道：「看伊的吞忍，艱苦枵（iau），嘴焦（ta）無眠，le?k-l??，厭倦（ià-si?n），chiah ê伊攏吞忍」（khoà?i ê thun-lún kan-khó?iau, chhuì-ta, bô bîn, le?k-l??, ià-si?n chiah ê i lóng hoa?-hí thun-lún）。在南投傳道時，梅監務飽受「m?-bat k?-tio?h se-iû?lâng」（譯者按：意微不曾叮咬過西洋人的蟲，指的是叮咬得非常兇猛的蟲子）的臭蟲叮咬之苦，林學恭感嘆道：「亦是吞忍。無論得時不得時，受毀謗也忍受，親像按呢的做工，上帝看顧伊，不只有效果」（i?s?thun-lún. Bô-l?n tek-sî put-tek-sî, si?huí pòng i?jím-si?. Chhin-chhi??án-ni ê chò kang, Si?ng-tè khoà?-kò?--i, put-chí ?h?u-kó）」。林學恭的描寫，不僅是梅監務的宣教方式而已，也是近距離一起與梅監務共事所得來的記憶。

※台灣信徒與梅監務的基督教觀

從以上可知，當時歐洲人普遍對民族、宗教的他者「標籤化」之時，梅監務卻能批判之，這是出於他的「基督教觀」立足點。而台灣信徒與梅監務兩者的相互關係，不僅在信仰同工方面，精神的、靈性的接近上，也在共同傳道的協力關係上扮演關鍵角色。具體的例子，可由梅監務對於林學恭的肯定描寫當中，有「體貼的心」與「熱心勤勉」兩個重點來說。梅監務形容，林學恭的體貼的心，讓人有自慚形穢的感覺。這種「體貼的心」，不只與梅監務的基督教觀有關，並且與其對「負面刻板印象」的批判相關。原因是，體貼的心是與個人與他人之間關懷層面的連結，是每個信徒真實與耶穌的人格而相連的實踐。梅監務對「標籤化」（對他人的負面刻板印象）的批評重點就在這裡。換言之，「標籤化」就是不在乎各個人的不同，所以根本上跟「體貼的心」或關心各個人的耶穌的人格不相容。以張有義（Righteousness, 生卒年不詳）這個在梅監務描寫當中出現過的人物為例，相當明確。梅監務寫道，張有義賣炭時，因為在街頭聽到基督教福音而成為基督徒。他最顯著的性格特點就是「對所有人都熱忱關心」。他曾走五英哩的路去到彰化，對醫生描述自己教區內的人的各式病症，然後再背著個別的藥品走回去發送。他在醫院幫醫護人員工作的時候，對待患者們都用相同的溫暖來關心，這不是一般的關懷，是一種個別的關懷。從這段敘述梅監務對林學恭與張有義這些台灣基督徒的「體貼的心」的評價，與一般人對「體貼的心」的定義不太一樣，是著重於「個別的關心」。並且，「個別的關心」就是與關心各個人的耶穌的人格相連結的，因此，跟不在乎各個人的不同的標籤化是不相容的。

其次，是「熱心勤勉」的問題。梅監務有19世紀以後蘇格蘭長老教會派信徒既有的觀念，相當重視勤勉這項美德，容易將「貧困」導因為怠惰、不道德和犯罪的緣故。因此，梅監務對於林學恭的勤勉當然給予高度評價，但這其中並非如此單純，但這容易讓我們陷入梅監務所批判的「標籤化」之一種。因為，雖然梅監務給予「勤奮熱心」高度評價，但並不是絕對化的標準，在他姑匿其名描寫的一個「疲弱弟兄」可見一斑。這個弟兄因為貧苦生活遭到其他基督徒的蔑視，自己認為這是他自己的罪所致。在這件事情上，梅監務認為折磨這對弟兄的，不是他的罪，而僅只是「運氣不好」（misfortune）。他也指出許多基督徒都有把貧困歸咎於「罪」的問題。梅監務為何指出這樣的問題？其中一個原因，是他發現，生活困苦者，常有自己是犯了某種過錯的說法，而生活無虞的人，則常常是以「加入救濟」來沽名釣譽。後者全然只為了自我滿足的行為，在信靠耶穌，理解耶穌救贖真義的基督教觀點內，當然不被接納。正因為如此，梅監務才會指出，貧困不是個人的罪或不道德的問題引起的，而只是個人生命歷程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