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歷史中，有一位似乎已為人淡忘的前輩──周再賜。因為歷史與空背景的隔閡，我們以往未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有足夠的資料可以閱讀、理解到他的人生帶給我們後輩的啟示，或者，由更大的歷史框架來說，他的生命事蹟在其所處的背景下，在教育、種族，甚或國家方面具有的標示意義，然而，就如同台灣許多位先行者「出土」的過程一樣，周再賜，也需要我們追溯。

※周再賜的出身──周步霞之子

周再賜1888年7月6日出生於阿猴，為牧師周步霞的第三子，八個兄弟姊妹當中，排行老六。其父周步霞於1869年9月12日在府城亭仔腳禮拜堂自李庥牧師（Rev. Hugh Litchie, 1835-1879）受洗成為長老教會牧師，是台灣最早期傳道者之一。或許因為周步霞牧會地域的關係，他與來自日本高知，現今台南民族路教會(當時稱為台南日本基督教會)首任牧師細川瀏(1856-1932)相識。周家最早背負父親期望負笈日本的是長子周福全，由細川瀏帶領至日本加以照顧，然周福全兩年後因病折返回台，後入總督府醫學校，成為嘉義首位受西醫訓練的醫生。

※與久留島武彥、小竹德吉的相遇

周再賜在幼年時偶遇久留島武彥(1874-1960)，久留島以繪畫的方式教導了周再賜基礎的日文單字，為周再賜立留下了美好而跨越種族的童年記憶。久留島日後返日，成為有名的口演童話家，獲得日本文部省的「兒童文化功勞賞」。直到周再賜在日本成為校長，仍邀請過久留島到校演講，兩人的師生情誼延續了一生，直到昭和35(1965)年6月27日，久留島因肝癌於逗子逝世為止。

1899年，因為父親傳道身份的關係，周再賜一家人移往台北大稻埕居住，周再賜編入大稻埕公學校四年級就讀，在這個階段，他遇到了小竹德吉老師。當時的教育者對台灣人與日本人實施差別教育，教師腰間配劍，煞是威風。然而小竹從來不配劍，也不擺架子，與學生一起遊玩，一同角力，對台灣學生採取與日本學生一樣的教育方式，並未有差別待遇，親切又熱心，但同時也是嚴厲的。除了周再賜，台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以及愛愛寮的施乾，都是小竹在台灣培育的多位人才。他鼓勵周再賜報考總督府國語學校，栽培杜聰明於1909年以第一名成績考入總督府醫學校，意即將這兩位秀異的學生送入新式教育的最高殿堂。1900年，周再賜考入國語學校，於1904年以第二名成績畢業，並代表國語部畢業生上台領取畢業證書。

畢業之後的周再賜並沒有如其他的同學那般順利就業，他把自己關在家裡，非常沮喪。校長知道後，特地去家裡探望他，介紹他到樟腦專賣局去工作，周再賜也在此時決定要去日本留學。當時他工作的薪水，一個月是15圓，他規定自己只能花5圓在生活上，生活非常清苦。

※立志留學日本同志社

一年過去後，周再賜在明治學院與同志社兩間學校當中猶豫不決，最後一位國語學校時期的老師出具介紹信，讓他寄宿親戚家，因此周再賜決定赴學京都同志社，成為首位留學同志社的台灣學生。

周在賜在京都過著苦讀清寒的生活，訓練了他堅毅的精神。1909年3月，自普通舊制中學校畢業，進入神學部就讀，1908年，台灣有一個出身牧師之子的林茂生(1887-1947)，亦渡海赴日，插班進入同志社普通學校4年級，與周再賜成為前後期的學友。

1910年周再賜入同志社大學神學部，1915年畢業。畢業後，其他同學大概都得到了傳道任務指派，只有他一人沒有受到指派，概因他是台灣人出身，無法在日本本地順利進行傳道任務之故。於是該年夏天，他啟程前往美國，於留學歐伯林大學(Oberlin University)，也成為首灣首位在美國攻讀神學學位者。

※首位在日台灣籍教授

1921年3月，取得學位的周再賜應聘回到日本至同志社大學任助教授，頗受學生歡迎。1922年他申請日本組合教會教師試驗委員會按手禮，獲得組合教會的牧師資格，是台灣人首次能在日本獲得牧師資格的一項記錄。當時，同志社的校長為海老名彈正，由於周再賜主張「精緻教學」，與其意見不合，周再賜於1925年辭職，同年決定受聘至群馬縣前橋市的共愛女學校就任校長。

※擔任共愛女學校校長

事實上，周再賜受到邀請後，私底下簡裝前往前橋探望共愛女學校，雖然途中遇到朋友，告知他共愛學園內部方面，老師與學校的問題相當複雜勸阻，但是當周再賜看到這間圍牆殘破，校舍內幾乎什麼都沒有的學校時，他決定要赴任。上任後的周再賜發揮了極有效率的行事風格，他首先統一了校友會、互助會的組織，讓畢業生與在學生有密切互動，對於學校有認同感，也創辦《共愛時報》，使得校內的發展能快速傳達至外界。十年內，他興建了共愛館、共勵館，穩固了學校基礎，學校欣欣向榮，周再賜被譽為共愛女學校的「中興之祖」，周再賜因為與妻子沒有子息，因此把共愛的孩子視如己出，都稱他們為他的「共愛子」(??????)。

幾位共愛的畢業生，回想起自己的求學過程，心懷感激。有人記得校長在她畢業後的三年間，每週寫一封信給她，有時候只有一行字，也能表達校長的關懷；有人住在偏遠山區，周再賜騎著腳踏車去家庭訪問，上半身衣服都被汗濡濕了。幫忙慈善活動到十點而晚歸的女孩子，周再賜親自騎著腳踏車，護送到埼玉、群馬縣境的地方，自己黎明的時候才回到家。自習時間後，每天為練習鋼琴的女學生送暖火盆。已結婚的學生，也會持續一個月每天傍晚打電話問問家裡是否有所不適應。

充滿溫暖的關懷方式之外，周再賜是個很嚴格的校長。他要求學生頭髮只能中分，不允許其他髮型；寒冷的冬天裡，周再賜自己劈柴，替學生生火燒水洗澡，保持水溫的穩定，每天晚上都是最後一個洗澡，讓學生可以享受最好的水溫，還可以藉此檢查女生的浴池內是不是乾淨。校園內看不到一張紙屑，宿舍的走廊光亮到讓人覺得走路會滑倒。

周再賜自己在校園裡除草，修理窗戶，修剪庭園的花木，有時還會掃廁所，生活、工作，都在共愛的校園內。更為可貴的是，加上周再賜赴任前，學校因經營不善欠下的借款，加以周再賜任內為興建學校而貸款的負債，在他就任20年後完全支付完畢。

※重視女性教育

共愛學園的特色，即是限收女生，周再賜40年來在日本的教育界耕耘，培養的對象就是女性。如他沒有一般陳舊觀念，認為女性不需受太多的教育，相反的，他以尊重女性也是獨立人格的態度面對。他在1931年2月9日的週日講道以「人格的發現」為題，敘述這個觀點，他就約翰福音8章第1-11節的故事舉例，當時的婦女若是行淫就會被以石頭丟死，法利賽人當時問耶穌，要怎麼處置，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普遍理解，這個故事是要提醒人們常常儆醒自己的罪，不要以為自己有權力去處置別人，應寬容以對，周再賜給了這個故事一個「人格」的切入點，他認為耶穌之所以用這樣的方式告訴準備以石頭處死婦女的人，是因為耶穌看重婦女的權利，若是婦女被捕，為什麼一同行淫的男子可以置身事外？在耶穌的心中，男性與女性同樣擁有人格，並無二重標準，周再賜因此認為，耶穌是婦女解放的先驅者，也是婦人問題的解決者。

將女性視為同樣擁有人格的個體，不附屬於別人，因而，男性擁有的權利，女性也該擁有，既然男性受教育已經普遍，女性也有權利受教育。周再賜在學校創立50年紀念寫下〈次?五十年?望??〉一文，列舉該校預期栽培的女性分有三種：有信念而謙遜的女性、身體健壯而能反省的女性、有才能可以奉獻的女性，認為這是接下來50年，共愛將繼續努力的目標。周再賜看重女子的教育的原因，尚未著眼到為了女性本身的權利著想，他看重的是女性教育所帶來的穩定社會價值。

周再賜在戰前對於女子受教育的觀念在當時堪稱先進，但並沒有抓到婦女問題的核心，仍具有將女性與家庭習慣性結合的觀念，將女性視為母親、家庭的支柱，而不是看中女子本身的存在價值和獨立性，易言之，他將女性受教育的意義附著在家庭和社會的運作當中。

內村鑑三(1861-1930)愛用的聖經扉頁所寫的名句，最後成為他的墓誌銘：「I for Japan，Japan for the World，The World for Christ，And All for God」的遺言，周再賜以相似口吻將這句改為他的座右銘：「我為共愛，共愛為日本，日本是為了基督教。」(我?共愛???、共愛?日本???、日本????????)，顯示了他對於共愛學園的付出與熱情。事實上，共愛不僅招收日籍女學生，也有一些台灣與朝鮮的留學生，影響不僅只日本，也遍及外地留學生。

※戰爭期的折衝

戰爭期的周再賜，為了使學校順利運作，處處著力交涉。例如，二次大戰期間學生必須從事「勤勞奉仕」，這些勞動工作，會嚴重影響學生的教育機會，因此他在主管機關與工事場所之間折衝，努力把學生分派到離學校較近的地區工作，最好是能在學校本區工作這樣既能保障學生安全，也能藉機把握時間教學。此外，日本政府因為英語是敵國語言而禁止教授，他仍執意開課，不影響學生受教權。而被視為政府軍國主義的傳聲筒的「修身課」，周再賜從未在修身課講過愛國心之類的內容，根據學生回憶，快要戰敗的那時候，特高警察和憲兵隊的眼線無所不在，會在教室內進行監視，然而周在賜打開著桌上的修身課本，繼續熱切的講著有關聖經的話題。在國家的全體主義下，個人、自由等等的話是絕對禁止的，但是每天的禮拜，都會提到「人格的尊重」、「自由與自治」的周再賜，讓學生都擔心他的人身安全。

1945年8月5日，群馬縣遭受戰時以來最大的空襲，前橋市是縣內受災面積最大，受災戶也最多的地方，全市受到炸彈掃擊，超過萬戶人家房舍燒毀，市街百分之八十成為焦土，共愛校園的校舍除了兩棟建物，整個學園付之一炬。這次大空襲燒失了周再賜全部的心血，周再賜跌坐在地上，看著不斷竄升的火苗，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其後四五天都恍恍惚惚的，沒有心情進食。

※落寞的晚年

戰後，周再賜以驚人的意志力與努力把殘破的共愛重建起來，改名共愛學園，設置中學與高校，校舍也大規模擴展，與剛戰敗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