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眾關心政治的方式，往往是關注與選舉有關的新聞與社群媒體訊息，甚至追著政論節目。在具體行動上，常轉發與政治有關的報導、評論、懶人包、梗圖，和自己同溫層的親朋好友一起罵怒笑，遇到不同立場的人，維持風度不想與之爭論，但內心早將對方視為拒絕討論的對象；也有人試圖發揮傳道人的熱情，提醒不要受到「資訊戰」或「宣傳戰」的影響。每四年一次的總統選舉，像是一場人人可以參與的盛會一般，為常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心流」時刻。
身為生活在當代台灣、同時又具有基督徒身份的我們，如何看待本次總統選舉？如何從國際的角度看待台灣的總統選舉？要優先捍衛「國家主權」，還是要捍衛「民主體制」？基督徒公民該如何從信仰的角度看待政治？
戰爭陰影的世界，漸受關注的台灣
台灣的國際地位在近年備受國際關注，主要是中國政經實力崛起後致力全球軍事擴張之賜。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2021年曾以「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為標題指出台灣海峽作為當前世界潛在衝突點的兩個主要因素：一是世界半導體產業的中心，二是美中軍事對抗於近年的升溫。放眼當今國際政治，除了俄烏與以阿戰爭外，台灣海峽的戰爭陰影，確實值得警惕。戰爭陰影和總統選舉的關連性無須多言，筆者建議，可以分別從美中台三個角度來思考台灣當前所面臨的戰爭可能性。
從近年美國對華政策來看，基於對中國擴張的警戒，近年已逐漸形成跨黨派的共識：嚴防中國在全球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持續擴張，以免威脅美國的霸權地位；逐漸從「平衡」轉向「聯合台灣、遏制中國」的路線。美國外交智庫的主流聲音也從過去主張對台灣的「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
其次，不管台灣在2024年會選出誰擔任總統，當前中國領導人的終極目的都是追求兩岸統一。近年習近平肅清政敵並延長其最高領導者的任期，已使中國共產黨走向權力集中化。2027年面臨第三任總書記任期屆滿以及解放軍建軍百年的壓力，預估是中國共產黨內部認為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後期限。習近平對台灣政策可能有幾種選擇：以「統一戰線」的方式分化台灣社會的內部，收編親中共的人士，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或是，不斷擴充中共解放軍戰力，透過武力佔領台灣。
若從台灣內部的角度來看，作為在美中兩大強權的夾縫中謀求生存的小國台灣，如何做出最有利於台灣利益的外交與兩岸政策選擇？其次，在考量候選人的兩岸和外交政策主張時，除了考量國家利益與存續的目的之外，是否需要兼顧人權和民主等普世價值？
當「亡國感」遇上「民主危機」
從台灣民主化之後，「亡國感」幾乎是每次總統選舉時必定出現的議題，國內民眾對於「中華民國」和「台灣」也有分歧的解讀和主張。國內政治對於國家定位的分歧，正是台灣民主化將近三十年來，「亡國感」議題爭論的關鍵原因。應如何思考盤旋於台灣上空數十年的「亡國感」幽靈呢？筆者認為，要判斷販賣「亡國感」的修辭是否只是政治口水、而非具體主張的關鍵，意即，提出這種說辭的人，談的是「名」還是「實」。
如果主張「亡國論」的人，談的是誰當選國號就會消失或國家就會滅亡，那麼他所販賣的就只是亡國之「名」，可視為政治口水。事實上，台灣民主發展歷程已經證明，此類「亡國論」從未發生、也無從發生。原因是，更改國號涉及憲政，必須經過法定程序，台灣現存的民主制度將是避免「亡國」的最有力守護者。因此，捍衛民主制度就能捍衛國家。
如果主張「亡國論」的人，談的是誰當選我們的國家就會被出賣給中國或美國，那麼他談的就是「實」。筆者認為，談「實」的「亡國論」，才是真正需要我們關注的。主張一個候選人是否會在實質上做出出賣國家利益的事情，其實是兩面刃。若能謹慎以此作為提醒民眾注意候選人的實際言行，則能有效拒絕對國家不忠誠的政客。但若濫用這種修辭攻擊政敵，則一不小心就會淪為「入人於罪」的深淵當中，宜警惕台灣不要淪入美國於1950年「麥卡錫主義」的社會氣氛。因此，必須極為謙卑和謹慎地看待這種修辭。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1990年代台灣經歷的民主化過程，透過將總統與國會全面直選的修憲過程，以及多次民主選舉的實際運作，已經徹底將「中華民國」體制予以「台灣化」。正如同一位法國作家赫南（Ernest Renan）關於民族認同的名言：「民族的存在是每日的公民投票，正如同個人的存在是對生命的永恆肯定一般。」扼要地定位這段台灣歷史，當人們投票實踐自己的民主時，就同時創造了自己的民族認同與國家邊界。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就是建立民族認同與國家的過程。民族認同儘管在台灣仍有分歧的爭議，但大家爭論的只是未來臺灣將何去何從，卻不會質疑我們生存在同一個民族與國家當中。
相對於此，筆者認為另一個危機與挑戰，就是民主體制受到威脅的潛在可能性。「亡國論」並非台灣所獨有，近年來不少具魅力的民粹型政治人物迅速崛起，打著「愛國主義」與「亡國論」旗號：俄羅斯總統普廷訴求找回昔日俄羅斯帝國的榮光、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試圖重建土耳其帝國的威望，以及匈牙利總理奧爾班說要捍衛匈牙利的民族文化等，族繁不及備載。
這些政治人物一旦取得執政權，幾乎都會用威脅國家利益的名義打壓政敵、限制民眾的基本公民權利。簡言之，他們會以愛國之名，破壞民主體制，這也是近十年許多國家的民主體制受到嚴重威脅的關鍵原因。時常聽到「亡國論」的台灣民眾，不可不謹慎看待！
「愛國是流氓最後的庇護所。」英國作家強生（Samuel Johnson）的名言，至今仍適用於警惕現代世界和台灣民眾。台灣的民主體制，是經由幾代人的努力爭取而來。任何政治人物的言行，確實都應該受到民眾最嚴格的檢驗，尤其是對於國家的忠誠，這點毫無疑問。然而，身為民主社會公民的我們，卻也應該謹慎面對選舉時以漫天喊價式的方式販賣「亡國感」。須知，愛國有可能是訴求者迴避自身受到檢驗的一門好生意。試問自己，我們是否過於注重了「國家主權」，卻忽略了「民主體制」賴以存續的大原則，例如：個人自由與權利、責任政治等？
「即使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將誓死捍衛你表達觀點的權利。」在1980年代那個言論不自由的年代，鄭南榕先生以自焚來證明他對於捍衛「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終極決心。他給台灣的民主留下的精神遺產，並非僅是「台灣獨立的主張」，而是「可以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和權利」。人們任何理念和主張，都終將隨著時代而改變。然而，人們自由思想和表達主張的自由和權利，則將確保這些理念和主張得以改變。因此，我們應該誓死捍衛的價值，是自由和人權，以及保障其存在的民主體制。
基督徒有沒有政治觀的基礎？
世俗的政治終究有其侷限性，唯基督信仰的超越性，得以使我們超越狹隘的眼界，以永恆的觀點重新反省自己的政治觀點。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蘊含了長老教會對於政治倫理的原則。
首先，就「人觀」而言，人既有上帝的形象同時也不完美。因此，人需要被尊重，也需要被制度約束。其次，就「世界觀」而言，基督教信仰肯定人類文明各項領域的發展，是來自於上帝賜予的才能，只是同時警惕人類社會墮落的可能性。第三，就「政治倫理」而言，耶穌基督的救恩要使人得自由、使世界成為上帝的國度。本文並沒有具體指出在制度上要如何實現上帝國度，不過就其人性論與世界觀來看，民主制度應為同時兼顧可行與理想的制度。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名言可為此做出最好的註解：「人正義的傾向使民主政治成為可能，人不正義的傾向則使民主政治成為必要。」
身為民主社會當中的基督徒，基督信仰所給予信徒的，是一種面對世俗政治的超然與自我反省的態度。我們都必須謙卑承認，自己對於現實政治的觀察都是有所不足的，因此，需要學習聆聽和尊重不同意見。這說法，儘管卑之無甚高論，但背後卻蘊含了基督信仰當中的「人觀」：人性及人類的眼界是極為有限的。唯承認上帝主權，我們才能學習用屬天的眼光反省人類世界的不完美。承認不完美與自我批判，是人類進步的動力。
舊約時代有許多先知，在聽到上帝聲音後，都願意在政治權力面前，毫無所懼地展現「向權力說真話」的勇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曾伴隨民主運動走過威權時期，在面對壓迫人權的獨裁政權面前展現良好的信仰典範。當前的台灣，已經建立起民主體制，教會作為台灣社會與時代的先知，可以重新思考民主時代的政教關係應該採取何種原則。一個必須提醒的重點是：原則和價值應該永遠優先於黨派與立場。能夠做出此深刻反省，才能在時代的變化中，成為永恆真理與弱者的守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