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品 > 新使者雜誌 > 第95期 哪兒來那麼多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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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生活 |
| 悲劇的消費與昇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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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易澄
(高雄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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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裡的重擔，我死去的人們
你們靜默地給了我責任，為你們活下去
清償 使你們毀滅的罪債
——Viktor E. Frankl（http://blog.roodo.com/oj2005/）
羶色腥的媒體
《壹周刊》封面展示著一具燒炭自殺逾一年、疑似因經濟困難而自尋絕路的屍體，令人看了感到一陣噁心。其實，除了因為死狀的慘烈，最深的感慨還是對雜誌編輯的痛惡吧！一本羶色腥味濃厚的雜誌，標榜直擊社會底層，挖掘問題，實際上卻以血腥畫面撩弄社會窺視他人悲劇的脾性，究竟用意何在？
八卦雜誌裡倒也道貌岸然地談起了自殺問題，並直指元兇乃不知人間疾苦的政府；顯然，編輯將自殺者視為受難者，論點看似正義凜然，彷彿社會學者的言之鑿鑿。但是，作為為社會問題把關或伸張正義的掌鏡人，在扛起攝影機往社會直擊而去的粗魯舉動，那樣傲慢的姿態，反而不易被社會察覺。他們習慣將自己隱身於鏡頭後方，以仁者之姿向世人索取消費。這番鬧劇以腳尾飯風波為首，大家都不陌生，可是節目停播之後，媒體顯然不以為誡，反而加以跟進。如今每天的報紙版面與新聞畫面，總是一貫毫無遮掩地血光四射。
關於媒體批判，那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只好留給專業者討論了。但這種現場直擊受難者的慘狀的手法，在倫理上究竟要如何取捨與評價呢？
凝視大屠殺
又如二二八話題，過去我們熟悉的，以受難者的故事來喚醒人們對悲劇的重視，是平反大屠殺的歷史事件一貫的紀念方式。當然，這樣的方式與「直擊現場」的哲學多少有些雷同。透過對受難者的凝視，我們會心生悲憫。而這些同情，必須單純回饋在悲劇事件本身；如此，此刻的我與歷史的來回關照、相互陳訴中，將會開闢出一道防火巷，作為避免災難再度發生的絕緣空間。
同樣是受難，我們可以想起許多畫面。譬如二二八事件期間在嘉義火車站前被國民黨軍隊槍殺的畫家陳澄波，又如在雜誌社引火自焚以拒絕警察攻堅的自由鬥士鄭南榕。他們的死，以及他們受難後的圖像，喚起後人對自由清晰的想像，以及民主運動更強大的動能。
但人性的脆弱，總是令我們難以拿捏注視悲劇的距離。去年鄭南榕的遺孀葉菊蘭女士代理高雄市長，上任之際，就有基督徒議員宣稱要喚起議會緬懷烈士的精神，在議場當著葉菊蘭女士的面上公開播放鄭南榕自焚的畫面。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這樣說：「遙遠地，通過攝影這媒體，現代生活提供了無數機會讓人去旁觀及利用——他人的苦痛。」
今年國民黨斥資製作二二八的紀念影片，並在黨部前懸掛受難者的照片，彷彿向台灣社會宣告對歷史的同情。而今年3月，陳水扁總統也在雷震基金會成立的致辭中，宣稱制憲精神與雷震的自由主義相符的正當性。姑且不論制憲正不正確，也不論二二八究竟該如何紀念，只是在藍綠爭鬥突梯荒唐的當下，任誰再如何擺起悲憫的臉孔，都掩蓋不住其向人民索取政治認同的附加利益的企圖。
墮胎的爭議
同樣的倫理矛盾，也在不同層次的生命難題裡，在不同的空間裡。最近，一位活躍在婦運界、同時作為家庭醫學科醫師的學姊，以E-mail傳來一則簡報，說「尊重生命全民運動大聯盟」中的保守團體直接點名作為行政院婦權會委員之一的學姊是「極端婦權運動者」，原因是他們在「墮胎」的立場上極為不同。保守團體主要以宗教團體為成員，他們堅守墮胎之合法必須增加三天的思考期，但學姊作為第一線的臨床工作者，如此提醒：「成年女性決定墮胎前，大多已三思，或和先生、家人討論過，除非『但書』為十八歲以下才須有思考期。」
一位在家醫科服務的同學，在她的blog曾談及一位前來求診的年輕女性，因為墮胎的思考期規定，使得她必須回去「再想一想」。但多少低下階層的女性朋友，在思索多時之後，鼓起勇氣決定就診，耗費車資及舟車勞頓前往醫院，卻仍必須在沒有足夠的社會資源保障產後生活的情境下，「回家想一想」後，再花一次車錢，冒著越延遲越不利墮胎的生命危險，向醫生求助。
我無法不想起曾經參與「世界基督徒醫學與牙醫大會」時，韓國的與會教會醫院工作者，在現場播放墮胎手術剪碎胎兒的照片。而其實在許多女性友人的言談中，都曾提起高中時代的護理課，曾觀看以天主教團體主導拍攝的墮胎影片，其血腥的畫面，無不令女學生們震驚又作嘔。但如此將暴力印象片面加諸在女性學生的手段，其目的是什麼呢？我曾聽基督徒的友人咬牙切齒言地引用《聖經》經文，「流他人的血」來評價墮胎的「罪惡」，探究其心理，究竟是同理墮胎者的痛苦多，還是招搖其宗教信仰的傲慢多呢？
受難記這樣一部電影
「抗議災難的意義為何？與承認這災痛有何區別？」蘇珊．桑塔格在《旁觀他人痛苦》一書中，提出了這個令任何戴著道德高帽的人都要汗顏的問題。
作為基督徒，應該都深知要仔細分析釐清「旁觀他人痛苦」其中隱含的矛盾隱喻，一定是非常艱難而不討好的工作，因為基督教本身就是以耶穌的受難來喚醒世人對聖者的敬畏與相信。蘇珊．桑塔格又說：「……但聖者的命運不容世人置喙或哀悼。」
記得《受難記》這部電影在台灣熱映期間，教會界一片趨之若鶩，學校團契契友們也紛紛前往電影院趕集。然而這部電影讓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耶穌在廣場上被打得皮開肉綻、血肉模糊的畫面。
一部表面上在談「耶穌的愛」的美國電影如此熱賣，為導演梅爾吉勃遜與電影公司賺進大把鈔票之後，整個美國社會或輸入好萊塢電影的消費國家，是否都「向上提升」了？
天主教雜誌《人籟》中有某神父也曾如此評價《受難記》這部電影，認為電影工業正因喜好暴力，才會拍出如此血腥的電影。但台灣的教會界卻沒有認知到這種本質，在《受難記》上映之初，積極地與電影院合作包場，台灣的教會界一向有「數大便是美」的迷思，但最大的受益者，應該是片商吧！
與上帝的子民同苦
就精神醫學的角度來說，人在面對傷痛，必有一定的限度，若過度經歷於創傷的經驗，可能會引發創傷症候群、恐慌等症候。但人所能面對的壓力大小因人而異，難以衡量。我們猶能把關的，則是面對受難的距離與方式，這樣的條件端看人的動機，究竟軟弱的人在扛起受難者的聖像時，抱持著怎樣的心態？
這個世界充滿了無數的戰場，大至國與國之間的侵略殺戮，小至家庭暴力，受難的經驗在任何有權力關係的空間不斷地發生，也許是法庭，也許是一間小手術室或是家裡的客廳。人們也許利用受苦的影像來控訴戰禍，但同時也可能利用了受難者而另起戰端。
人永遠是脆弱的，但人在受苦經驗中學習堅強，並學習不再受苦。但人的命運是難測的，人世間的壓迫也不斷地在軟弱的人性中被複製、輪迴著，於是，人可以透過凝視受苦，同理受苦經驗來杜絕新的壓迫，但這些動機與目的都必須出於悲劇的最原初苦難經驗，並回饋至受苦本身，像摩西一般「寧願跟上帝的子民一同受苦，不願在罪惡中享受片刻的歡樂」。如此，人的受苦才終於能昇華，否則當那些外在的、政治的、商業的，甚至娛樂的利益滲和其中，從消費他人痛苦又賺取他人消費，而受難者將不會成為主角，反而更加的被邊緣化了，而人紀念悲劇的神聖儀式，最終也只能像一本八卦雜誌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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