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品 > 新使者雜誌 > 第89期 幸福的感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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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霧社事件引發信仰反省一、二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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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良智
(政治大學宗教所碩士生，台師長青團契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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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文乃延續本刊八十四期（2004年10月）張以牧〈霧社事件述評〉一文之討論。
重新審視霧社事件
1920年代對台灣來說是個重要的時期，大致上可以說台灣地方勢力對於帝國政府的抗爭已經由武力轉變為政治、文化抗爭。當然有可能是因為1915年余清芳的抗爭事件死傷過於慘烈，使得台灣地方勢力不得不循比較溫和的抗爭路線；而帝國內部的轉變也是值得注意的，當時正值大正天皇執政，比較開明，被稱為大正民主期，而台灣也在1919年換上了第一任文人總督田健治郎，台灣同化會雖然在1915年被下令解散，不過內地延長主義的思潮仍持續發酵，台灣地方勢力希望以溫和的抗爭路線，以爭取與內地同等的權利。在這個時期台灣主要有三個抗爭運動在持續著：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民眾黨、台灣文化協會。看似溫和的抗爭路線已經獲得廣泛共識的同時，Seediq（賽德克族）的Tgdaya卻發生慘絕人寰的霧社事件。
霧社事件當時被反抗帝國的一方援引是對帝國的武力抗爭，包括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也在〈南國哀歌〉一詩中感嘆：只是偷生有什麼用，眼前的幸福雖享不到，也須為子孫奮鬥。而在霧社事件中，所謂「為虎做倀」而同屬Seediq的Seediq Truku、Seediq Toda則被視為民族罪人，然而這個世界真的是截然二元對立那麼簡單嗎？1980年代中研院近史所開始進行大量的口述歷史的訪談工作，隨後地方史的文史工作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加上人類學深入部落實地參與觀察的田野工作，我們對於霧社事件的理解也漸漸得以從「他者」（other）的臆測與想像跳脫出來，真正進到當事人的內在理路中。
1999年，適逢九二一災後，地方文史工作者邱若龍先生終於在霧社事件七十週年的前夕，發表《[gaya]1930年的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這部紀錄片，歷經三年的拍攝工作，邱若龍對於霧社事件的發生，提出一個更加深入的見解，原來一切都是gaya！gaya是個很難翻譯的詞彙，全世界大概只有Tayal（泰雅族）可以輕易地理解。基本上gaya可以理解為祖靈、祖先、勸戒、規範、禁忌、詛咒等1。可以說，霧社事件所以會發生，完全是因為Seediq為了遵守從祖先承襲下來的規範。
是什麼規範，以致於發生那麼慘烈的霧社事件呢？原來Seediq相信，人死後，必須越過hakaw utux（祖靈之橋），回到祖先的地方。然而在橋頭會有一隻螃蟹查驗亡者是否真的為Seediq，女性的標準在於會不會織布，而男性則在於有沒有獵過人頭。
一切都為gaya
關於Seediq的馘首傳統，又是另外一個主題，在此解釋太多的話可能就岔題了。總之，馘首傳統在帝國政府的統治受到禁止，話雖如此，有時馘首也變成是一種獎勵，如1920年的Tsulamo事件。當時Tsulamo社受到流行性感冒的侵襲，族人認為必須出草馘首祭告祖靈，以息疫情，結果就砍了幾個帝國政府警察的人頭，警方為了報復就開放附近的社群，獵取Tsulamo社的人頭，兩個月後包括後來起事的Mona Ludo（莫那魯道）在內，共提回二十五顆人頭。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霧社事件中，這也是為何Toda跟Truku要附和帝國政府對自己的兄弟Tgdaya馘首；一來是因為馘首的gaya，二來是長久以來的衝突而結下的血仇，不對Tgdaya報復，是違背gaya的。其實以Mehebu社為首2的Tgdaya會對帝國警方馘首也是因為gaya。原來先前巡查近藤儀三郎在1909年採取和親政策，迎娶了Mona之妹Tewas Ludo，但是幾年之後轉任花蓮港廳，竟然藉口在赴任路上失蹤，而遺棄了Tewas。Mona當時即想要起事，但是被警方發現，警方藉口招待Mona及其他社群的頭目遊覽內地，誇示帝國軍力強盛，要Mona不要輕舉妄動；進而要求Mona參與Tsulamo事件，獵取兄弟之邦Tsulamo社的人頭，以示對帝國忠心不貳。但是到了1930年Mona長子Tadao再次因為敬酒事件受辱時，帝國警方的頭顱就非拿來謝罪不可了。
Mona知道一旦起事，必然遭受嚴厲報復，但如果能在生前履行gaya，死後必然得以安然度過hakaw utux與祖先同在，則死又有何懼呢？因此在霧社事件中，最令人驚異的，除了全家人在一棵巨木下集體上吊的景象外，竟然還有Seediq 勇士在警方的火網中跳舞挑釁，這不是什麼武力抗爭活動，而根本就是大規模的自殺行為。
霧社事件的確是一首哀歌，它不只是一首屈就於帝國武力下被壓迫者低聲啜泣的哀歌，它更是一首追悼gaya的哀歌，過去在gaya規範下的生活方式，再也回不來了。一直到1945年日本政府勢力因戰敗而退出台灣後，Tsulamo一度試圖對1920年的血仇發動報復性的馘首行動，不過當然戰後接手台灣的國民政府也不會容許有什麼地方武裝勢力的存在，所以Tsulamo的復仇最後也不了了之。
在基督裡和解共生
戰後原住民社會的重要變化，就是基督教的傳入；原來日本政府是禁止原住民信仰基督教的，一直到他們撤出台灣，宣教士才得以光明正大進入原住民部落宣教。令人意外的是，原住民的宣教工作竟然獲得空前成功，到目前為止，平地的宣教工作已經進行了上百年了，信徒比率仍不達百分之五，而原住民宣教工作不過才幾年的時間，除邵族及平埔族以外，幾乎可以說所有的原住民都是廣義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簡鴻模的田野工作中指出，這是因為Seediq認為既然gaya已經受到破壞，而基督教的gaya與傳統的gaya相近，不如就接受基督教的gaya。然而幾百年來社群之間因為馘首行動所結下的血仇，似乎還沒有在基督奧妙聖體中獲得和解，在原住民部落中，長老教會、天主教會、真耶穌教會、安息日會林立互不往來，似乎是長久以來血仇的延續；甚至即便是同一個宗派，也很難化消祖先的恩怨。
1993年賴貫一牧師接任謝緯青年營地，在信仰的反省下，開始推動各族群間的「和解式」，然而加速讓中部原住民真正體認到主內一家的內涵的，竟然是九二一大地震。在大自然的肆虐下，中部原住民族群真切體認到原來人是那麼渺小，基督教的價值乃在於此：既然我們都是透過耶穌基督白白的恩典才得以來到上帝的面前，得以稱為上帝的兒女，那我們自己又有什麼好誇口的呢？又有什麼血仇是不能在耶穌的聖體中獲得和解的呢？耶穌都已經親自擺上，成為眾人與上帝和解的贖價。
災後的賑災行動中，還可以見到不同的宗派會友之間，願意打破長久的隔閡，共享僅有的物資；甚至願意耐住自己的飢餓，把眼前的物資往交通更不便的深山運送。一直到2004年的艾力風災，還可以見到同樣受創嚴重的泰雅爾中會和平區會願意把他們的資源與其他的區會分享。甚至在歷史上應該是與Tayal結下血海深仇的Bunun與Hakka，也似乎在耶穌基督中獲得和解了，中布中會與客家區會也在這次風災中大力捐輸。
我們接受基督信仰之後，生命到底有什麼改變？經歷過九二一大地震的中部原住民與客家族群可能在信仰上有更多的體悟，願意在耶穌的愛中拆解彼此的隔閡，反而是對於其他擁有更多資源的平地中會主內兄弟姊妹呢？當泰雅爾中會的牧長疲於照顧失散的信徒，平地教會的牧長有幾個來關心過？特別是當各個收容站充斥著慈濟的義工時，不禁令人懷疑，到底是上帝而來的愛心比較大，還是做功德的愛心比較大，抑或是這些Tayal是什麼時候砍了你們祖先的頭顱，讓你們怨恨到現在。如果有的話，看在耶穌基督的面子上，我們和解吧！
註：
1.另外一個相近的概念是utux，有祖靈、靈魂、鬼神、神靈的含意，Seediq稱彩虹為hakaw utux（祖靈之橋）。
2.據鄧相揚統計，當時參與霧社事件的Tgdaya部落共有六社，包括Mehebu、Truwan、Boarung、Suku、Gungu、Drodux，合計二八○戶，一二三六人。按照他的統計，殉難者男三三二人，女三一二人，共六四四人。1931年4月25日又發生第二次霧社事件，警方慫恿Toda對那些已經投降安置的Tgdaya發動奇襲，計二一六名遭到殺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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