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尋常的幼年
葉水樹女士1898年出生於台南一個富裕且持守傳統的大家族，但出生二個月後便喪母。她的父親後來雖然再娶，但她主要是由祖母扶養。後來祖母與父親也於她十歲及十二歲時相繼過世，她乃轉由叔父母繼續照顧。因親人的相繼離世，養成她自小非常獨立的個性，甚至排除萬難把從小的纒脚自已解開。小時候她除了學習女紅和烹飪外，並協助管理家產。在大家族裡雖較重男輕女，她卻有專門供她使喚的婢女。
葉女士國民學校畢業後，經由摯友李金鳳（黃懷義先生的母親）的帶領，開始與基督教接觸及參加聚會，於十六歲時在親人極力反對下受洗。後來並與李金鳳一起進入當時台南宣教師所辦的婦學。她二十餘歲，前往廈門集美女師範學校唸書。留學期間都和同鄉同信固定聚會查經。她因較其他同學年長、手上寬裕，經常幫助手頭較緊的同學。畢業回台後，她乃到婦學和長榮女校教書，頗受同仁和學生的尊重。
傳道者的良伴
因為葉女士是來自一個非基督教家族，當她與郭馬西訂婚時，她的一位堂弟曾揶揄她說，她要嫁給一位「過鹹水」的基督教「和尚」，她卻回答說，她要嫁的是一位基督教的教授，因那時郭馬西剛由美回台在台灣神學校任教。
1928年與郭馬西結婚時，娘家租了整節的火車箱載著她和四個婢女以及嫁妝由親朋陪同北上。二年後，郭馬西決意到東南亞和中國等地自由傳道。離台前，她為每個婢女找到好的結婚對象。巡迴傳道期間，全家生活費用都是靠著她變賣嫁妝。1934年郭馬西受聘任東京台灣基督教青年會宗教部主事，那時她的嫁妝幾乎都已花光。雖然這樣，她卻毫無怨言，並堅信她是由上帝選召來陪伴丈夫傳道及給予他一切可能的資助的。也因為這樣的堅信，後來家中雖曾遭遇到經濟極為拮据，她也絕不為了增加收入而讓丈夫在傳道工作上有所分心。
1940年郭馬西成立了「東京基督教台灣傳道會」以擴充事工，並繼續從事台灣留日青年和一般同鄉的關懷事工。那時雖然家中經濟極為困難，但牧師娘依舊經常邀請遠離故鄉的台灣留學生到家中吃飯。她很會做菜，當家中幾乎沒有米時，她就把小鍋的飯變成大鍋的稀飯；沒有菜時，她就叫她的孩子到外面去採野生的菜，然後把它們做成非常可口的菜餚；沒有魚肉時，她就會到屠宰場去買日本人不吃的內臟、豬尾巴或豬皮，做成好吃又有營養的美食。家中即使再沒有東西，她也不會拒絕任何人來家中吃飯。而有急需時，她甚且好幾次把貴重飾物和衣物拿到當鋪店去當。
若說郭牧師在牧會工作上廣受會友的信賴，牧師娘則是廣受大家的喜愛。她這種隨時歡迎離家的青年人到家中吃飯的愛心，及她風趣機智的談話，使她不論是在日本或後來回到台灣，甚至郭牧師離世後她幾次到加拿大，都讓青年人很喜歡和她交談。
1946年二次大戰後，全家從日本返台，住在台北中山北路七條通。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在那陣風聲鶴唳期間，郭牧師家中也曾數度有人來請求暫避風險，牧師娘就會準備好即刻躲藏的密處，以防萬一有人來盤檢，可立刻藏起來。槍殺發生時，牧師娘也曾數次協助朋友和信徒去各處屍體堆中找他們的親人，甚至幫助他們清洗屍體。當她聽到台中吳姓報紙業者也失蹤的噩耗時，她傷心不已並把他離日返台前送的精製手帕珍惜著做紀念。在接著的白色恐怖期間，由於她熟諳北京話，曾陪政治犯家屬上軍事法庭，一方面給與精神支柱，同時也為他們做翻譯。
1947年底郭馬西受封成為台北中山教會的牧師後，牧師娘天天忙著和牧師探訪會友或處理會友各種需要幫忙的事物。又因教會裡沒有電話，每次要聚會前，牧師娘都會徒步挨家挨戶的邀請會友來參加。有些會友看她如此辛勞，受感動告訴她以後不必辛苦邀請，會自動參加，並果然如所承諾的每次都自動參加。
那時雖然家中待扶養的孩子很多，自家生活常在困境中，但牧師娘卻隨時都在注意關心有那些會友身心上有需要或物資上有欠缺。家中若有會友或親朋送東西來，她就會把這些東西也送去給那些需要的人。
每個禮拜六，牧師娘會帶領全家孩子清潔教堂內外。每個孩子都分配工作，她當總指揮，領先大家做。除了清潔教堂外，大的三個男孩精一、惠二及安三，也得負責印週報和樂譜的工作，因此常會看到他們的手和臉沾滿藍色油墨的彩繪。有日清掃教堂後，牧師娘吩咐孩子下午要穿清潔衣服，因為郭牧師要為一位被關在新店軍事監獄的年青政治犯舉行婚禮。這位青年是偷偷利用他每日外放勞役三小時的時間跑來與他的準新娘結婚。這對新人各自帶來一位摯友，其他觀禮者為牧師四個孩子(惠二司琴)和大女婿蔡連理。婚禮後，牧師娘還特地買個孩子們都不曾有過的精製蛋糕來為這對新人慶祝。
患難中彰顯母愛
郭牧師娘對於每個孩子都同樣給予全部的愛。特別是在生病時，更是盡心盡力的照顧。當惠二約三歲時曾病得很嚴重，為了救孩子，她甚至讓醫生輸自己的血給他。
1944年當日本在大戰中已幾乎用盡一切資源時，全國都極欠缺食物。那時第九個孩子—愛子—出生，沒幾個禮拜便因營養不良去世，牧師娘為此傷心了很久。不過隔年，由於美軍大肆轟炸，他們在東京的住屋被炸燬，全家變成無居所的難民時，她反而向上帝獻上禱告，感謝上帝把愛子接回祂的懷中，否則此刻，她將無法好好的照顧家中其餘的大小。
1945年3月東京被炸後，日本政府要求全東京居民疏散，而所有小學生需隨老師到近縣避難，那時家中的四個男孩，分別為六、四、三及一年級，因此必須離家。牧師娘因為想到不知何時才能再見到這些孩子而落淚。同時，郭牧師夫婦因北海道的八雲漁村有認得的台灣友人邀他們去，於是帶著政府給的車票和一桶飯丸及四個孩子前往。但慘的是全家還未上火車離開東京，那桶飯丸就被偷了。那時么兒忠吉還不到三歲，無法耐飢而大哭，牧師娘只好抱著他去向別人乞討一點飯丸來讓他充飢。牧師娘後來曾說，在她未結婚前，從來不會想到有一天她還得為了孩子去向人討飯。
而在逃難時，牧師娘利用她隨身携帶的溫度計和小湯匙發現忠吉染了白喉，立刻背著他跑到鄰近的城市去求醫生救治，醫生也對於她敏銳的行動極為稱讚。牧師娘回來後，全家一起感謝上帝讓忠吉得以活命。
在八雲時，全家暫住在當地郭牧師留學美國時的一位日本同學所牧會的教堂。牧師娘那時會常到海邊等漁夫捕魚回來，以便撿他們剁下不要的魚頭回家餵食全家，而要能撿到魚頭還得先和海鷗比賽速度。
幾個月後全家便又遷到本州米澤的一間教堂，戰爭結束後四個男孩才和其他家人團聚，而仁四已瘦得幾乎連走路都無力氣。牧師娘為了要改善全家當時因缺糧而營養不良，除了要精一在院子幫忙種些菜外，也叫其他較小的孩子到外面捕捉蝗蟲回來當食物，而她自己則每天搭火車到遙遠的農人家想辦法得到一些食物。也因為她天天這樣辛勞設法餵食，仁四才得以慢慢恢復健康。
1946年回台後，家中經濟仍很拮据。有時牧師娘會叫孩子到鄰近去只買鹹蔭豆回來當早餐的下飯菜，或一大早親自到中央市場買便宜菜。然而家中再貧困，她總不會忘記孩子的生日，並設法讓每個孩子都有一顆紅蛋來慶生。
擁有教育者的風範
郭牧師夫婦極為關心他們所牧養的年青人之教育。無論他們在日本或台灣，都曾幫助許多學生升學、功課或留學手續，甚至婚姻。若學生缺資或缺糧，牧師娘則會想辨法賙濟。事隔65年仍有人向孩子表示在日本受到她們夫婦照顧得以順利就學表示感念。
回台後，大孩子們無法自動轉學而需要參加入學考試。最大的二個女兒知惠和哲欽為了要報考北一女高中，參加了該校暑期中文補習班。幸賴牧師娘的北京話正可派上用場，前幾週上課時她都坐在二個女兒的中間替她們做翻譯。但後來因她牧會太忙而作罷，由二個女兒自已處理升學事宜。當她們高中畢業時，有些會友建議她們去找工作以幫忙弟妹的學費和補貼家用，但牧師娘卻默默鼓勵二個女兒繼續上進。
牧師娘也很重視孩子天份的發展、尊重孩子的決定。精一後來讀台大時，同時也成為游泳的選手。而惠二想學琴但家中並無琴，她一方面帶他去淡水拜託好友鋼琴家陳泗治校長教授彈琴，同時請家中有琴的會友郭雨新先生，讓惠二到他們的家裡去練琴。惠二後來也成為教會的好琴手。安三是建中資優班學生，她原先期待他念醫學，後來還是讓他自由發展。
後來，僅管牧師夫婦年事已高，牧師娘仍繼續鼓勵較小的子女出國留學。由於當時經濟依舊拮据，因此得向人借貸繳交保證金和準備旅費與生活費。受到富裕會友們的樂意協助，子女們乃得以成行。那時，牧師娘最為欣慰的就是結了婚的知惠會經常帶回家生活必需品，以及在美國求學的哲欽和精一寄回金錢還貸並協助家人生計，而這些錢都是他們省吃節用及去打工辛苦存起來的。更慶幸的，後來三女兒道誠成為她的債務處理得力助手。
牧師娘常對孩子說：「我們做父母的除了給你們對上帝的信仰和教育外，就沒有甚麼東西可留給你們了。」當她的孩子開始工作時，她也鼓勵他們，要去幫助那些在求學上有需要經濟幫助的親朋。而她自己在郭牧師過世後，僅管她積蓄不多，仍每年親自送上郭馬西牧師紀念獎學金到神學教育機構和教會中學。
充滿活力的晚年
郭牧師於1966年初被診斷患有直腸癌，在過世前二、三個月治療期牧師娘細心照顧，也有不少會友協助看護，其中一位，她的丈夫為政治犯長期關在綠島監獄，她固定每天一個多小時與牧師娘輪班，讓她有更多的休息時間。
郭牧師過世後，牧師娘乃搬到離教堂不遠的十條通租屋，但她每天仍繼續去探訪會友，而每個禮拜天禮拜結束後，教會的青年，特別是外地來的，也依舊是一大夥人都來她的住處享用午餐交誼。這樣到她離世，她都是一直不停的關心著大家。
同年她隻身到美國參加哲欽的婚禮。當替她辦理出國的旅行社的人員知道她的準女婿林哲夫活躍台灣獨立運動，乃問她不怕出國後回台會有麻煩嗎，而她回答：「沒有甚麼好怕的，因為女婿是女婿，而我是我。」後來她回台後果然有三個警備總部的人去找她，請她勸她的女婿不要繼續參與任何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活動，牧師娘回答說：「我連自己的孩子都不一定有把握他們事事都聽我的，何況是女婿。況且他也是經由你們教育出來的。若你們認為他這樣不對，就自己去捉他回來好了。」警總人員對於她這番確實的話語，也只能啞口無言。
參加完哲欽的婚禮轉到了加拿大哲夫工作的多倫多，她的第一件任務，就是準備大餐宴請男方的客人。她整整忙了三天三夜，也確實讓七十多位的來賓大飽口腹。而她在多倫多期間，更是把握機會去拜訪所有退休後住在多倫多附近的前加拿大長老教會派到台灣的宣教師。當她見到了担任生化學教授的劉忠堅牧師 （Duncan MacLeod）兒子（Donald），她真是喜出望外。因為劉牧師是她結婚時，陪她北上並在婚禮中代表女方家長把她交給郭牧師。後來郭牧師夫婦一段期間駐在廈門以及剛從日返台生活極困頓時，劉牧師都曾給予許多的幫助。
牧師娘第二次訪多倫多是在1970年。這次訪美加最令她高興的是：幫忙哲欽做月子及照顧第一個外孫；參加數個台灣人的夏令會，在那裡她遇到了許多朋友；以及參觀當年郭牧師就讀的哥倫比亞大學及協和神學院。
1972年牧師娘第三次出國。先到東京探訪安三與媳婦蘇蕙卿和舊友，接著到多倫多照顧剛出生的第二個外孫，並準備參加忠吉五月在紐約舉行的婚禮。當她坐著由哲夫所開的車前往紐約時，她一直期待能早點到埠，好在兒子結婚前交待一些話，因此他們只在長途的路中片刻休息。當她走進準媳婦林晚生的護士宿舍時，竟發生了嚴重的腦中風，雖立刻送到隔街的哥倫比亞大學附設醫院腦部手術。不過，她從此不曾再醒過來，而未能親口給這對新人祝福就離世。
結語
郭馬西牧師娘一生是個勇敢堅定的信徒，上帝是她「在患難中即時的幫助」，靠著上帝她贏過各種的艱難與困苦。郭馬西牧師慶幸有葉女士做為他的牧師娘和傳福音的好夥伴，分工合作努力執行上帝所交附的工作。而誠如人所說的：「每位良牧的背後都有一位堅忍的牧師娘在支持著，而且，牧師娘身為牧師的牽手，她們服事教會的辛勤付出，有時還超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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