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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品 > 新使者雜誌 > 第65期 斷裂?復合?——921與教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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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稿 |
| 墮胎議題正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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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立勤
(現為輔仁神學院院長，兼任輔神生命倫理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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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墮胎是充滿爭議的課題，涉及法律、醫學、心理、哲學、社會學等，更牽涉兩性間既存的不義結構而形錯綜複雜，上期陳文珊女士已為我們揭示其間的牽扯與複雜性。藉此，我們實該再次思索如何因應當代爭議不斷的墮胎問題。然基於問題牽連龐雜常陷人於重重迷霧，筆者乃深感須先釐清墮胎議題的本質面目，才能適切審思墮胎及其相關問題的解決之道。因此，本文不圖處理所有面向的問題，只想把焦點鎖在墮胎議題的根本辨明上。此外，因墮胎與性別議題的糾結甚深且無法避免，故筆者最後也欲提些相關反省與眾人分享。
※ 倫理基本原則：不可殺無辜
面對兩種情況：一是腫瘤病患，另一是懷有身孕者。前者，無論病患是男是女，我們都欣見醫學技術能有效切除腫瘤以換取病患健康。這樣的醫療無基本的生命倫理爭議，頂多會出現醫病關係得當與否的倫理問題。但，將母體內正孕育的新生命去除（即墮胎），顯然不同於腫瘤的切除，因其牽涉到人生命的毀滅，所以引發了最基本的生命倫理爭議。
無疑地，不論從社會的持存，或從人道、宗教的幅度，都要求：人出於自由意志的行動，不可殺無辜。尤其，基督信仰更讓我們體悟「人是上帝的肖像」、「人的生命是上帝白白的恩賜，唯有他是人生命的真正主宰」、「人生命的圓滿在於回歸上帝永恆愛的懷抱，而這回歸在此世即已開啟。」可見，作為上帝的肖像，人的生命是尊貴並具超越幅度，且人人享有同等的生命尊嚴。基於這最基本的價值肯定，因而產生了「不可殺無辜」此基本倫理規範。只要是「人」，不分種族、地位、年齡、智慧，就該受到此規範的保護。這種保護絕非是片面的理由，而是維持人性尊嚴的基本措施，是人所該享有的最根本權利。
而墮胎議題的嚴重性正在於碰觸到「不可殺無辜」此一禁令。然為何面對「墮胎」，仍無法據此產生明確一致的社會共識呢？原來核心癥結在於對胎兒的生命定位有所差異，即有人認為精卵融合時已是人的生命，但有人卻認為從胚胎著床後才算人，或認為該從腦神經開始發育，甚至認為要直到生產後才算。
※ 核心癥結——胎兒（乃至結合子）是不是人？
故欲解決墮胎議題的倫理爭議，要先解開胎兒的生命定位問題。以下就讓我們一起來探討。
1.過往歷史的侷限
追溯基督宗教面對墮胎的歷史性演變，有助於瞭解胎兒定位的既往發展。據載，初期教會所處的羅馬社會，在斯多噶學派影響下，不把母肚內的胎兒視為「人」。當時只要是經父親允許，舉凡墮胎、殺嬰、遺棄或販賣小孩等，都可不受法律懲罰。1面對這樣的社會氛圍，教會很快就確立出三個根本神學思想：（1）胎兒是上帝所創造、關心的生命；（2）墮胎是謀殺；（3）上帝必會審判墮胎的罪刑。2並據此對抗墮胎文化，這努力早見於《十二宗徒訓誨錄》。而歷代教父也不斷斥責墮胎行為的不道德，如教父亞大那削視墮胎罪同於殺人罪刑；克雷門（Clement of Alexandria）譴責墮胎破壞了上帝的創造，違反了愛近人的誡命；金口若望（John Chrysostom）、奧古斯丁亦指陳墮胎行徑是對尚未出生胎兒的謀殺。及至羅馬成為基督教帝國後，「反墮胎」更形諸於教會法律。3
即使日後曾出現胚胎的位格性與靈魂何時進駐胎兒體內等論爭，但基督化社會的主流神哲思想，除明確指出將授靈後的胎兒墮掉，是謀殺的不道德行為外，也認為墮掉授靈前的胎兒是不被允許的，因為一個存有者在變成人的過程中，即應該賦予其「人的尊嚴」。由此可見，基督宗教自始即跳脫古羅馬物化胎兒的作法，以護衛生命之立場正視墮胎、殺嬰等問題，並從「不可殺人」此一誡命予以回應。只不過因各時代的社會成見與傳統，加上當時科學的極限，以致教會的反墮胎立場，烙上不同的胚胎觀與時代意識，而使細節呈現分歧面貌。不過，有兩點是確定的：（1）不可殺無辜的人；（2）歷代教會一致視墮胎為不道德行為，墮胎從未被提升至合法地位。4
2.當代科學、過程神哲學的貢獻
「胎兒何時有靈魂、有位格？」事實上在當代仍眾說紛紜、各執一詞。但按當代基因學與胚胎發育學的研究，我們已知亞理斯多德階段性定位胎兒生命狀態的謬誤，更清楚知道精卵融合的瞬間，即開啟了一個新生命系統的運作：接合子內的新基因組，自始就已決定了這新生命是人的生命，且從單細胞狀態起，這新基因組即控制著整個個體發育的過程（一個擁有精確一致性與連續性的發展過程），使生命體在歷經各階段而朝向最後形式的過程中，雖漸趨複雜，但仍保持著同一個體性。5可見，當代科學已為我們證實：人的接合子是個人有機生命週期中的第一階段。此外，當代過程神哲學發展的人觀，亦不謀而合地提供如是的領悟：個人的生命自其孕育、出生、長大、成熟、衰老以致死亡，是一個連續無中斷的變化過程，是一位逐漸把自己唯一無二的自我實現出來的主體，其自始至終即擁有人性尊嚴，並要不斷逾越至圓滿狀態的一位人。6
所以，雖然當代哲學對胚胎的位格性仍無一定論。但基於現代生物學與過程神哲學的貢獻，當代天主教會乃日漸清楚肯定：「從卵子受孕時起，新生命就開始了。該生命非屬父親或母親，而是一個新的、成長中的人類生命。若此刻並非人，便永遠不能使其成為人。」7因此人從受孕那刻起就應受到如同一個「人」應有的待遇，而一個人應享的人權中，最基本的是有權受「不可殺無辜」此規範保護。
※ 特殊困境的釐清
故按道德責任來說，胎兒如同每個無辜人類，有其不可侵犯的生存權。然有些情況，尤其當胎兒與母親都面臨生命威脅時，難以抉擇的倫理困境就出來了。這是歷來墮胎議題複雜化的原因之一。面對這種極端特殊的景況，倫理立場必須認清：不管是媽媽或胎兒，都不能是行為本身壓制、破壞的對象，且在任何情況下，人有責任盡最大的努力救媽媽與胎兒的生命。
可喜地，隨著醫學進步，舊時必須動手殺胎兒以救母親生命的景況已不復出現。但現今仍有些痛苦抉擇存在，譬如一位孕婦因致命疾病，必須馬上接受治療否則會死，然接受治療卻會帶來胎兒死亡的副作用。這時就道德面而言，若直接的醫療行動不是殺胎兒，且沒有其他更好的治療方法時，施行這種會同時帶來直接善果（救母親）與附帶惡果（胎兒死）的醫療行為，倫理上是可接受的（如圖A）。不過必須釐清，這種倫理上可接受的行為，並非藉著使胎兒死帶來母親的生，因為行倫理惡以得善果是不道德的（如圖B）。
※ 兩性與墮胎議題的關係
對於龐雜的墮胎議題予以根本辨明後，另一無法否認的事實是，只有女性的生理環境能孕育胎兒，故墮胎議題的複雜性又因糾結兩性權力與正義等問題而更加嚴重。
生育、墮胎等情事烙上性別壓迫的痕跡隨處可見。例如一對不孕夫婦，或一對夫妻只生女未生男時，社會或家族加諸的譴責與嘲諷，大都指向太太，要求墮胎的聲浪（甚至來自丈夫）亦強加在女性身上；但相反地，丈夫卻常能因此更理直氣壯地發生婚外情、再納妻妾。不過，若因此把墮胎議題等同於女性權利議題（如身體自主權），事實上並不真確。因為其混淆了「不可殺無辜」與「身體自主權」兩種不同的倫理屬性。試想，能否因標榜身體自主權，而視男娼女妓是道德上可接受？能否因身體自主權，而許可拿槍、揮拳頭殺死人？答案是「不能」，因為有很多倫理價值更基本，人的自由、自主權應受其規範。顯然地，「身體自主權」該受更根本的行為規範——「不可殺無辜」所規限。
※ 墮胎合法化能提升女性尊嚴嗎？
對於父權架構下，一波波強調女性尊嚴的覺醒運動，必須予以高度肯定。基督信仰揭示：男人與女人都是上帝的肖像，他們身分不同，但擁有平等的尊嚴。不過，對於某些企圖將墮胎合法化視為女性擺脫父權宰制之里程碑的作法，筆者以為只會帶來與原本希冀的善——提升婦女尊嚴——相反的結果。
打著女性擁有墮胎選擇權的口號，即使不論「不可殺無辜」的優先性，在這仍有太多力量綑綁女性自主自由的父權社會，事實上女性的尊嚴與自主權真的因此提升了嗎？或許少數女性真能跳脫社會意識與男女刻板定位的制約，有足夠力量承受不可再生女的壓力，自由選擇要不要生小孩；然在現實社會結構下，多數女性卻在墮胎合法化後的強大趨勢，因丈夫（男友）更理所當然的要求，而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被迫採墮胎來解決壓力。故說穿了，墮胎合法化表面看似能幫助受壓迫女性解決痛苦，但實質卻強化了父權宰制下的價值觀，女性被要求要更能符合期許，也因而被推落至更深的壓力深淵。況且在社會現實中，被墮胎兒大半是女嬰，倘若這真能代表女性自主權的彰顯，那不啻是說女性自主地承認女性的生命價值比不上男性，所以女嬰較不值得活下去。這樣的結果，女性本身不就成為貶抑自身尊嚴的代言人嗎？
此外，致力於女性權益的彰顯，應是為了更平等、正義的社會結構而努力，但墮胎合法化不僅無助於女性尊嚴的提升，還將壓迫轉嫁到無力反抗的更弱勢者（無辜胎兒）身上。由此可見，墮胎合法化只是有些人不正確或故意巧妙地，將其包裝上女性意識的外皮。而這種貼上女性標籤的舉措，事實上是陷女性為壯大「不義結構」的一份子，最終亦淪為物化女性的強大助力。8
※ 結語
胎兒是最無抵抗力的無辜生命！基於人人都有權受「不可殺無辜」此一規範保障，我們實應審慎反省墮胎的問題。至於女性在生育上長期承受的父權宰制之苦，自是當代人權運動當致力的課題。但以為讓承受不義壓迫的人墮胎，是解決受壓之苦的有效方式、是女權的提升等等，顯然不正確也不符公義。真正的解決之道應是，致力於消弭職場上對產婦權益的剝削，扭轉充斥於社會家族中「非生男嬰」的錯誤觀念；而非大開墮胎之門，讓人把非預期或不符要求的胎兒方便處理掉。因為那只是將壓迫轉嫁到無力反抗的無辜胎兒——尤其是女嬰身上，並將權力衝突轉移至婦女與腹中血肉間的拉扯，結果父權宰制卻反被深化，不義結構竟也更形壯大而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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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胎議題正誤 (第 6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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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Gorman, Michael J.,“Abortion & the Early Church”, pp.24-32.
2.同上，頁47、54。
3.同上，頁63-73；《「生命的福音」通諭》61-62號，頁113-115；及http://www.all.org/issues/ab99x.htm。
4.Anselm Gunthor著，李子忠譯，《呼召與回應——新的倫理神學》第三冊，香港：生命意義出版社，1998年，頁492-496。
5.Angelo Serra and Roberto Colombo,“Identity and Status of the Human Embryo: the Contribution of Biology”, In Status etc. pp.151-165.
6.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神學辭典》11號，頁21。
7.教庭信理部，《有關尊重生命肇始及生殖尊嚴的指示》，台北：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社會發展委員會，頁10。
8.相同的觀點，亦見於http://www.all.org/celebrate_life/cl9405.htm之頁10:“The Changing Faces of Feminism”by David Reardon, 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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