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世界不平等實驗室》( the World Inequality Lab) 的報告，全球的貧富差距愈來愈明顯，而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大流行後，更加劇了兩者之間的差距。該報告說，目前全球最富有的 10% 賺走了 52% 的財富；而全球最貧窮的一半人口卻只有 8% 的收入。另外，英國帝國學院商學院 (Imperial College Business School) 在《貨幣經濟學雜誌》(the Journal of Mon-th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上發表的研究報告也說，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貧富差距就明顯出現，而美國的貧富差距比歐洲更為嚴重。
帝國學院商學院金融學助理教授 Clara Martínez-Toledano 博士認為最富有的人往往是擁有股票和債券等金融資產，而中等財富群體往往以房屋作為主要資產；而貧富差距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勞動所得的不平等。也就是說，貧富差距的原因大概可歸因於三大因素：一是股市價格大幅上漲的操控，一是高房價的操控，及另一是低工資的有效操控。這三個因素，似乎也可說明台灣近年來的貧富差距趨勢。照台灣主計處的調查顯示，2023 年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差距已擴大到了 6.15 倍，創近十年來新高，簡單來說就是富人愈富，窮人愈窮。
以美國長老教會 (the Presby-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 為例來看，其由長老會宣教機構 (the Presby-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Agency)、長老會基金會 (the Presbyterian Foundation) 和退休金委員會 (the Board of Pen- (the Board of Pensions) 三個機構所組成的「投資使命責任委員會」(Mission Responsi-Mission Responsibility Through Investment (MRTI))，其負責人 Rob Fohr 就說信仰價值應影響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包括投資選擇；而上帝呼召我們與受造物和諧相處，就是要為窮人和弱勢者謀取利益，為無聲者發聲，為正義而努力。
「投資使命責任委員會」認為一些公司提供積極的工作環境，並幫助創建可持續發展的社區；然而也有一些公司破壞了自然世界或只支付工人們低的工資。而教會是為了社會責任而去投資股票，因此負責任的投資應避開與菸草、酒精、賭博、武器生產和侵犯人權行為有關的公司，而這樣的選擇才能反映教會信仰價值觀的投資，並對社區產生影響力。不只如此，「投資使命責任委員會」也積極與其教會內的商人及中產階級溝通，盼經由信仰的聯繫，美國長老會大家庭的每一份子，對股票投資會有進一步信仰的認知。相信美國長老教會這樣的投資股票政策，對台灣教會應有啟發才是。
另外，有關房地產政策，美國長老教會也呼籲信徒以管家的態度負起管理之責，因為這是上帝賜予的物質資源，且有助於教會的宣教而非只是財富的累積。因此，作為長老教會的一份子應承諾以最有效、最適當的方式來管理這些資源，以實踐上帝對土地正義的旨意，而我們的神學和宣教策略也應表達如此的意圖。以北卡羅來納州的聖約長老教會 (Covenant Presbyterian Church) 為例來說，在 2017 年該教會就決定要投資 200 萬美元，在夏洛特 (Charlotte) 西部與夏洛特梅克倫堡住房合作夥伴 (Charlotte Mecklenburg Housing Partnership) 開發 185 間所謂平價公寓，除了大約 30% 的單位以市場價格出租外，其餘單位將保留給低收入的人入住。聖約教會的主任牧師 Bob Henderson 說：「我們的教會將體面和安全的住房，視為人類的重要基礎」。
反觀台灣的教會，我們不但無助於低收入的住房需求，反而因著教會大多數信徒是中產階級，擁有多間房產，而對「土地」或「住房」正義默默無聲。據新聞報導，竹北的大樓房地產己被建商炒到 1 坪 57 萬元，令想在地購屋者或年輕族群卻步，更不用說台北的高房價己離譜到令人難以想像。不知現在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如何說服無房產的年群族群投你們一票？另外，不知台灣教會面對如此高房價走向，有何信仰可言？
以美國加州伯克萊 (Berkeley) 城市為例來說，1980 年就通過了「租金管控」(Rent Control) 的章約 ，將房子租金的上漲限制在合理的範圍內，使在此城市的租戶得以安心居住。而房東只能在「伯克萊租金穩定委員會」(Berkeley Rent Stabilization Board) 下所設定的年度漲幅，來漲房客租金。反觀台灣的房子買賣或租用，完全沒有控管可言。另外，我們的教會應可敦促現今的民進黨政府，多為年輕族群及窮困人家著想，學學新加坡政府的「社會住宅」政策，讓他／她們可以永久安心地居住於政府所建造的「社會住宅」裡。
新加坡「建屋發展局」成立於 1960 年，取代英國殖民時的城市計畫機構。「建屋發展局」開始的目標就很清楚，是為貧窮家庭來建造出租房屋。前總理李光耀後來這樣說道：「房屋所有權普及化，可以讓每一位公民與國家利害相連，也能讓華人、印度人和馬來人更加緊密。」看著新加坡的房屋住宅政策，再想想台灣，也許我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真的要研討出一些「居住正義」的想法與策略，且能勇敢地向現今的「民進黨政府」建言，讓窮困與弱勢者有屋可居！讓剛就業的年輕家庭買得起房子！就如聖約教會的主任牧師 Bob Henderson 所說：「我們的教會將體面和安全的住房，視為人類的重要基礎」。
其實，美國長老教會於 80 年代就開始關心經濟公義議題，1984 出版的《基督徒信仰與經濟公義》(Christian Faith and Economic Justice) 一本冊子，就是送給全國所有長老會牧師及行政人員研讀。書中認為上帝拯救的愛，是一種公義的要求，且在經濟層面顯明。因為只有上帝才是創造者與統理者，因此上帝所有百姓的所有生活層面都該被賦予價值與尊嚴，而經濟結構正反映這個事實。聖經中雖提示以色列子民有不同程度的經濟差異，但上帝仍期許所有人經由關心別人去回應及參與上帝的公義。當人民忘記這樣的信仰實踐時，先知就會大聲疾呼請人民悔改，即行公義、心存憐憫、與上帝同行。其實，早期的基督徒團體也肯定及去實踐這樣的要求，以「凡物公用」來促成上帝的公義。
在此書中，下列神學議題值得我們深思探討。一是肯定上帝所創造的人類是生而平等，每個人皆具有上帝的形像；二是有關人類的犯罪，使人與上帝的關係破壞，致使社會及經濟的價值也受到扭曲；三是上帝仍然愛整個世界，這就是福音所強調的中心主題，即上帝是愛，且由耶穌基督彰顯出作為一個人的價值及愛的典範。因為這樣的基督徒信仰傳承，促使我們今日致力於實踐上帝的愛，且認知世上經濟的不公是人類的罪性所致。由此，基督徒應由實踐經濟公義來悔改，來回應上帝的愛。
這本冊子的價值就在於強調信仰與經濟公義的關聯，且將這樣的觀點作為公共議題，提供所屬教會及基督徒廣泛討論。儘管它並沒有清楚地提出經濟公義的藍圖，也沒有明確地主張由國家權力來促成經濟公義，至少它提出一項神學觀點，即人具有上帝的形像及生而平等，因此基督徒所致力的人性社會與人的經濟生活是息息相關。且資本主義所形成的貧富差距及經濟不公之惡，必須予以改正。這樣的認知在 1985 年的《報酬薪資的神學學習》有進一步的發展。也就是平等的信念應從教會的內部先行作起。首先美國長老會面對的是其屬內牧師薪津的平等與否，牧師薪津差異的原因不外乎是教堂的大小，人數多寡及個人與堂會的經濟能力。以 Santa Barbara 中會在 1987 年所有專職的牧師薪資中為例說明，從年薪 26,600 到 62,500 美元，其中差異將近二倍多。而改革的方向是：所有美國長老會的牧師應有最低的薪資標準保障，而且有良好退休計劃，年假是一個月，且每年有二週的學假學習。可惜的是，這些改革計劃只適用於牧師身上，一些信徒的專業雇員並未包括在內。
其中由舊約學家 Walter Bruggeman 所寫的〈報酬薪資的神學〉(A Theology of Compensation)，認為美國社會正流行一種「合作的消費主義」(corporate consumerism)，一方面是鼓勵有能力地去努力工作來得獎賞，另一方面也從工作所得來的經濟盈餘來累積財富。而教會大致也受此資本主義的合作消費文化所制約。Bruggeman 說不管是教會或傳教者，形成豐盛成功的未來保證，教會與社會是一致的。
Bruggeman 進一步建議基督徒對經濟看法必須有一更高的神學準則。他認為美國現今的合作經濟生活此人性觀，是與基督徒信念背道而馳的。Bruggeman 說福音是很清楚地呼召教會來反對此種合作消費主義的經濟生活方式，教會可減弱傳統精英領導的獎賞方式，而建立一種伙伴關係，一種分享社會財物的精神，而此種與弱者或需要者分享的精神方符合基督教信念。因此，教會內專職教牧或非教牧職事奉人員的薪資不均等，是教會首先必須重新設定的經濟公義議題。而且唯有從內部反省，真正實踐經濟公義的生活方式時，教會對社會才有見證，才能進而對社會的經濟公義議題發言。
反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展至今已將近 160 年歷史，其追求政治民主與台灣自決的信念，也已經由教會牧者與信徒的犧牲奉獻，實際參與台灣的民主改革而產生效應。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而言，接下來更艱鉅的工作就是促成社會上經濟公義的實踐。期盼台灣教會首先也可反思在資本主義生產結構方式的制約下，所形成現今的教會文化，然後藉著美國長老教會的經驗，深入省思股票市場、高房價及低工資的操控是否合乎經濟公義。當然，我們也期盼台灣教會能從其內部教牧人員及專職事奉人員的薪資報酬等經濟公義問題改革起；因為唯有如此，台灣教會才有希望與能力去促成社會經濟公義，並面對接下來更艱鉅經濟公義議題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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