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 年代，資本主義的興起透過增加生產和減少薪資的不斷擴張，逐漸造成社會嚴重不均，人民的消費力大幅減弱，以至於貨物供過於求，形成過度生產危機。當時，經濟學家凱因斯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建議國家政府應介入，並藉由降低失業率、提高薪資與增加消費者對物品的需求，以確保國家可以維繫經濟成長與社會福利的平衡，這樣的經濟模式也促使歐洲產生許多福利國家。然而，從 1970 年代開始，凱因斯的經濟模式開始失效，無法解決持續加劇的經濟衰退與通貨膨脹，加上兩次石油危機以來，更造成國家財政危機和高失業率等困境。
到了 1980 年，先後上任的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與美國前總統雷根，都採取了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與全球化政策。顧名思義，「新」自由主義是由自由主義思想所延續啟發，經濟學家海耶克 (F.A. Hayek, 1899-1992) 認為：「所有自由主義的基本假設或許都源自於以下的中心信念：如果我們不依賴誰來運用他擁有的知識，而是鼓勵人與人之間意見交流的過程，那麼更好的知識是可以期待的，進而可預期社會問題能獲得更成功地解決」。因此，海耶克認為人類有天生的自發性以及自我生成的社會秩序，其稱為「市場自發性秩序」，並且個人對經濟與社會繁榮至關重要。海耶克反對凱因斯式的福利政策，強調應「開放社會」，使經濟成為自由貿易市場。
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柴契爾夫人推行企業私有化，並控制貨幣、消減福利開支與打擊工會力量等措施，而雷根則推動稅收減少以刺激經濟、創造就業率，企圖增加大眾的財富。在大力宣揚自由市場的好處之下，開放市場拓展了海外市場的經濟成長與就業機會，許多國家漸漸相信在新自由主義經濟下，會為自由貿易帶來無限生機的市場機制。不過，這樣的經濟效益雖曾盛極一時，卻造成了更多的不良後果。誠如政治經濟學者福山 (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 1952-) 所言：「新自由主義政策施行一個世代的結果，在 2010 年時已出現這樣的世界：總體所得來到新高，國內的不平等嚴重加劇。世界多國境內出現一小批寡頭統治者，即能透過說客和買下媒體資產把自身經濟資源轉化為政治權利的億萬富翁。全球化使他們能把錢輕易轉移到低稅地區，使政府稅收大減，使管制難以遂行」。事實上，在各國受新自由主義影響而開放自由市場化措施後，也顯現了環境公義的議題，諸如教育權受限、學費飆漲；因炒作房地產、土地價值產生的居住與土地正義；遭資方任意解僱、惡意剝削及剝奪退休福利的勞工權益；將人商品化、物化，任意販賣人口；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社會分配不公；以及環境保護與經濟開採的張力等。
2004 年在加納阿克拉舉行的世界歸正教會聯盟 (The World Alliance of Reformed Churches, WARC) 大會中，接納了《阿克拉信仰告白》 (以下簡稱告白) ，這份信仰告白根據以賽亞書58章3節「…解除那欺壓的鎖鏈和不公正的軛，釋放受壓迫的人」來進行反省，指出經濟與生態公義不僅是社會、政治及道德議題，也是信仰耶穌基督的核心，並影響教會的整全性。基督徒個人及教會整體必須信守上帝的約，堅定對抗眼前經濟與生態的不公義。然而 20 年後，在經歷 2008 年雷曼兄弟事件所帶來的經濟危機，以及 2019 年底開始爆發的新冠疫情以來，國際樂施會 (Ox- (Oxfam) 代理總幹事貝哈 (Amitabh Behar) 在今年 (2024) 表示：「我們在未來 10 年間將會見證全球貧富差鴻溝進一步擴大，目前亦已經開始感受到兩極化嚴重：正當有數十億人口因疫情、通貨膨脹及戰爭被迫陷入財困衝擊的同時，億萬富豪的財富正在高速增長。然而，這種不公平並不是偶然的，億萬富豪所得的財富背後，往往是犧牲了所有人的收入作為代價」。也就是說，在告白 7 中所提到的「…佔全球人口 1% 的最富有者的年收入相當於 57% 的最貧窮者的年收入總和，而每天有 2 萬 4 千人死於貧窮和營養不良」，這樣的情況不但沒有得到改善，並且日益加劇，全球迄今仍面對著「瑪門」的拉扯，面臨各樣「欺壓的鎖鏈和不公正的軛」。
作為從迦納的阿克拉發出的呼籲，這篇來自「南方」的告白，帶出了不同於經濟主體「北方」的他者觀點。同樣於樂施會的報告中亦提到，「雖然北方富有國家的人口只佔全球總人口的 21%，但他們卻擁有了全球 69% 的財富；74% 億萬富豪來自北方富有國家」。相對於經濟強權，以自由貿易自居的富豪或富有國家的「我們」，告白裡以「我們相信」與「我們反對」的交替論述，恰恰顯示了作為不同於北方的「我們」，所必須被看見的他者面容。這些面容在貪婪、新自由主義全球市場體系的自私心態中，被販賣、被踐踏、被剝削，面容成了經濟學的數據，與大自然一切可在「拼經濟」下的各樣土地、生態、能源，一同被無止盡的掠奪。因此，告白反對任何宣稱上帝只跟有錢人同在以及貧窮是窮人自身之錯誤的神學（告白 27），而是相信上帝呼召我們聽見貧窮者的哭求和大自然的嘆息，並且跟隨耶穌的使命，…為要使世人「得到生命，而且是豐豐富富的生命」（告白 28）。
這份告白是一個召喚，召喚我們看見苦弱的面容，這苦弱的面容從十字架上，就必須被看見，這是一個受欺壓的受苦者。仰望十字架的祈禱，並非祈求上帝讓十字架上的受苦者可以神蹟般的安然一躍而下，誠如宗教哲學家卡普托 (John David Ca- (John David Caputo, 1940-) 所說：「祈禱者並非要求上帝施展他的大能使事物與眾不同；而是通過在我們心中回想起每一個被殺害的、墮落的無辜者，從我們的苦弱中得到力量」。因而，「上帝之名」在這裡轉向成為一個「許諾之名」，上帝不再是全能的上帝，而是一種苦弱的力量，一個充滿挑釁的力量，可以引起人們的共鳴，承擔回應他者召喚的責任。誠如十字架的事件，受欺壓的耶穌在十字架喊出：「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何遺棄我」，我們會驚覺這是一個上帝缺席、公義與慈愛都不在場的當下。也正是在這樣的當下，「為何遺棄我」成為一個最深的祈禱與召喚，正如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 (Emmanu- (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 所說：「不要對他的死亡漠不關心，不要讓大寫的他者孤獨地死去，也即是說，對他人的生命負責—以免我成為死亡的『共犯』」。
做為這樣一個召喚，面對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或許我們需要再思「節制」的課題。告白 23 提及，「我們反對毫無節制的財富累積，以及沒有限制的成長，這些已經奪去數百萬人的生命，並摧毀許多上帝的創造」。古希臘時代的哲學家將「智慧、勇氣、節制、正義」推崇為生命中的四大美德，而保羅在加拉太書所書寫的聖靈九顆果子中，也提及了「節制」的果實。「節制」在自由經濟體制下，促使人們思考，我們真的需要無度索求嗎？就如福山在《自由主義和對其的不滿》一書的結尾提到：「一般來講，節制不是壞的政治原則，對試圖從一開始就冷卻政治激情的自由主義體制來說尤然。如果經濟上買賣、投資的自由是好事，那不表示拿掉對經濟活動的所有約束會更好。如果個人自主是個人人生圓滿的根源，那不表示無限制的自由和不斷打破約束會使人生更圓滿。有些圓滿來自接受限制」。
歷史的走向總是一種鐘擺效應，市場經濟有時導向自由放任，有時回擺社會主義，在自由放任與分配正義的拉扯中，人們總是需要費盡心思去尋求一種合宜的關係。公義，即是去尋求一種合宜的關係，一種人與人、人與世界的合宜關係，人們必須從受苦者的面容中、受掠奪的自然中，去探求如何維繫合宜的關係；人們也必須從自我中去發現無度自由與節制自由的拉扯。在能夠接受這是一個充滿張力的多元世界中，信仰的反省才能試圖去尋求一條被召喚的路，一條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主同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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