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很不幸地聽聞一位非常友好的牧者朋友，在非常意外的狀況下腦血管破裂而倒下，是的，就是「中風」！ 當事人開始作復健治療開始，筆者儘量至少每週抽空從我的住處前往醫院探望，單趟車程將近一小時半，目的只是希望能夠與他談話，企圖讓協談式的對話帶來更多的覺察。我之所以願意付上這樣的代價，是因為心中一直有負擔，首先源自於我們的友誼，感同身受那一份不捨，二來是基於我這幾年間對創傷研究所長的知識，知道牧者在經歷重大創傷事件時需要哪些適當的幫助，需要哪些更深入與細膩的陪伴，於是我幾乎可以用「謹慎」二字來形容每一次的對談，應用輔導協談的技巧，有些部分或許對他幫助非常大，但有些或許並沒有帶來實質的影響。但更重要的是那一份被支持、陪伴、沒有被放棄感受，在他的身上是一股很重要的力量，而那也是他真正需要的。

　　與當事人對談的經驗中有一個重要的突破，當事人對自己復健的過程感到非常的焦慮，最明顯的覺察就是當事人內心一直存在「我做不到」的信念，即便醫治評估當事人的復原進度相當理想，但當事人依然非常懼怕自己無法順利完成復健，創傷經驗的觸發迫使當事人必須再次做出「戰或逃」(fight or flight) 的反應。談話中問出了當事人「我做不到」的這個根深蒂固信念，是源自於幼童時期父親一句否定的重話，因此使他對自己進行復健、康復的這個大工程時開始出現自我懷疑。其實，人生的每個重要階段，當事人都在與這樣信念持續著費力又無助的角力。

　　我試著幫助他釐清事實與信念之間的差距，是在他的人生過程當中其實也存在許多成功的經驗，是當事人原本覺得自己做不到，但還是成功了的那些經驗，比如：結婚成家、牧會等等。經過幾次談話以後，當事人開始學習能夠覺察、分辨、自我接納、並幫助自己專注在此時此刻。隨著時間過去，他已慢慢克服了悲傷歷史最難捱的五階段，慢慢朝向康復，整整三個月的病房人生，第四個月後當事人回到教會休養，間隔一個月後，當事人已正式恢復牧會的生活。未來的人生仍有許多的挑戰，但至少他沒有卡在這裡，動彈不得。

　　用以上案例做開頭，我很期待分享自己在創傷研究的過程當中，發現了原住民歷史性創傷、童年經驗，以及替代性創傷對一個原住民牧者的巨大衝擊。身為一個原住民牧者，的確面對著許多加倍、加成、加疊的困難，怎說？

　　美國原住民社會工作學者瑪麗亞．黃馬．勇敢的心 (Maria Yellow Horse Brave Heart) 提出「原住民歷史性創傷」(Indig-(Indigenous Historical Trauma) 的概念。他在美國原住民「拉科塔」(Lakota) 族的團體研究中，發現當代原住民族的健康問題如：憂鬱症、焦慮症、酒癮與藥物濫用、慢性疾病與高死亡率等，與其經歷過殖民歷史過程中所遺留的創傷有極大的相關。這項研究抨擊了長期以來在學術界或一般社會觀感中，對原住民族群社會帶有一種道德性批判，以個人歸因的看法來解釋原住民族健康缺損的問題。在原住民族歷史脈絡下藉著研究數據的呈現，殖民壓迫的事件可視為促成當代原住民族健康缺損與精神病理症狀的重要成因之一，Brave Heart 肯定殖民歷史遺留的創傷記憶與經驗是造成「拉科塔」(Lakota) 族人普遍發生健康缺損的主因。

　　另一項已引全世界關注的創傷議題，是在心理健康衛生研究中即起直上的「負面童年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Study) 研究。《美國預防醫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題為：「兒童受虐及家庭功能障礙與其成人致死主因之關聯性研究 (ACEs)」的文獻，是 1995～1997 年間，費利帝 (Vincent Fe-年間，費利帝 (Vincent Fe- (Vincent Felitti) 與其共同研究者針對 13,494 名成人進行的研究。針對其所歸類的七類不良童年經歷進行問卷調查¹，並將其負面童年經驗與其成年後的危險行為，如：藥物或酒精成癮、自殺、性泛濫，以及針對健康狀況和疾病，如：慢性病、重大疾病及各項精神病之間進行交叉比較，發現兒童期所經歷到的負面經驗，因其經歷的程度而呈現相對的疾病分級有所關聯。經歷過負面童年經驗愈密集的成人，往後出現多重健康風險因素也會相對提高。²換言之，負面童年創傷經驗將影響及人一生的生理與心理發展，一個人的童年經歷很可能決定其一生的幸福或災難。

　　原住民歷史性創傷與童年負面經驗之間存在的共通性，皆肯定創傷來自於歷史環境與特定的事件，並且是不可抗力的，然而，除了這些實況與真相之外，原住民牧者還背負另一個「成為牧者終究必須受傷」的十字架，那就是「替代性創傷」的必然衝擊。

　　《創傷照管：照顧別人的你，要更留意自己的傷》一書作者蘿拉和康妮稱：「就像油彩會噴灑到畫家的衣服、園丁的指甲縫裡滿是泥土，而幫助他人面對創傷也會留下印記。」³這隱喻所指的即是「替代性創傷」的風險存在。

　　王淑媛替代創傷的定義如下：與重大創傷受害者一起工作的專業助人工作者，會感染類似受害者的創傷，包括絕望感、憤怒、恐懼、惡夢、擔心個人的安全等，替代性創傷源自工作者對服務對象創傷事件與情節的同理投入，以及助人者或照顧者與服務對象之間的情感連結，乃是與創傷者一起工作不可避免的職業風險。替代性創傷是一種動態的變化過程，如同影子一樣跟隨著，只要是能同理創傷倖存者，並且覺得有責任要幫助他們，都有可能經歷替代性創傷，其症狀與創傷後症候群 (PTSD) 雷同。」⁴Saakvitne 另說明了：「替代性創傷其特性具有：累積性、永久性、情緒干擾以及可緩和四種特性，也對助人者的認知、情緒、感官與靈性世界觀的部分造成衝擊，而不僅僅是在工作情境中的承諾或成效受影響，而是衝擊助人者內在世界的信念信、人際關係，以及助人者個人的靈性的基石。」⁵

　　教牧人員如果向其他人宣洩心理的壓力，或是坦承自己承受了身心靈的壓力與試探，可能會遭致他人以「沒有信心」、「禱告不夠」的回應加以議論，當人們以為教牧人員有更強大的心靈資源的時候，就不大能夠接受他們表現出柔弱、不堪的一面，而使得教牧人員難以向他人坦誠訴說自己的創傷經歷，也可能是教牧人員加諸於自己的一種要求，認為保持外表的堅強是維護神聖與信仰的形象、是一種工作責任。

　　教牧人員擔任教會第一線的教牧輔導或心靈關顧的主要人物，常將非常多的心思精力放在關懷人，卻犧牲了自己，往往無法顧及自己的心理健康與狀態。盧雲神父稱教牧人員為「負傷的醫治者」：「他既要料理自己的傷口，也要同時準備治療他人的傷口……。除了承受現代化社會的經驗外，他還額外感到寂寞，那是牧職專業本身意義的轉變所導致。」⁶

　　原住民牧者實際參與在創傷醫治中，再加上本身也承受著身為原住民歷史性創傷的壓力之下，形成了原住民牧者可能累積了這些多重的創傷經驗，心理與心靈健康更為複雜與脆弱。教牧人員必須與他人和自己的創傷接觸，這是蒙召的一部分，是接受了基督的呼召，也分享了基督的恩典，雖然創傷接觸會產生無可避免的替代性創傷的風險，但教牧人員並非毫無預備，因為對遇創傷便會感染創傷，但這只是歷程的一部分，繼續走下去，可能發生的是醫治主體雙方都得到新的療癒，盧雲說：「基督徒群體之所以是醫治的群體，不是因為創傷治好了、痛苦減輕了，而是因為創傷和痛苦變成了新視域的窗戶和機遇。互相坦誠傾訴強化了彼此的盼望，互相分享軟弱變成了一個提醒，一股全備的力量正來臨。」⁷　

　　「陪伴」就會不一樣，藉著真實的故事和創傷知識的分享，筆者深深期許在這個創傷世代中，如果有一天，有人倒下了，期待基督徒能夠在他們的身邊成為溫暖的一道光，帶來正確的創傷知識去陪伴，當有人倒下的時候，願基督徒能夠坐在他們病床邊，帶著強而有力、有盼望的對話，把人帶進基督裡。創傷癒合並非難事，每一個創傷都連帶著被治癒的希望，因為上帝的醫治不會斷絕，基督的教會永遠都承載著醫治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