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公民教育不僅告訴我們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也透過各樣的校園選舉，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民主。理想上，民主的價值不單是投票，而是要透過溝通、對話，相互理解，找出共識，或尊重差異，尋求社會的共同出路。然而，這畢竟只是理想，對大多數人而言，實踐民主政治最具體，也是最簡便的方式仍然只是「投票」，只要在選舉當天投下神聖一票，彷彿就完成了公民應有的權利與義務，不容否認，選舉是民主政治重要基礎，目的是要「選賢與能」，選出來人民公僕，為人民服務。但現實往往比想像殘酷，許多時候，選舉出線的民意代表及公職人民，重黨意卻輕民意、愛財團勝過愛人民，選舉在民主社會經常只是被背叛的承
諾。但就算檯面上沒有「賢」與「能」，只能從爛中挑選，大部分的人仍然不會放棄應有的公民權利，繼續投下去！
雖然個人的既有價值與生命經驗經常是影響我們如何投票的關鍵因素，但我們仍會看似理性地了解與評比候選人的資訊作為選擇基準，不過，大多數的候選人我們都未曾親身接觸，又是如何知道他的人格特質？所作所為？以及是否適任呢？在個人立場之外，我們是如何決定要把票投給誰呢？
大體上會有兩條路徑，一是主觀認識，另一種是經由社會傳播。前者是指我們從生活中感受到政治人物的作為，例如，你可以從所居住環境的變化，目睹或感受當地政治人物的施作及其社會的改變；而後者則是透過廣播、電視、報紙、網路、文宣、看板、選舉公報，以及口耳相傳等大眾、小眾與人際傳播等方式來了解候選人的表現與政見，而這也是我們最常「接觸」到候選人的管道。
媒體成了人們了解政治人物的重要中介，但也是各個政治人物極欲掌握的宣傳利器，建立「人設」爭取選票與民眾支持。也因此，媒體是否受到操控？如何呈現政治與生活？民眾使用什麼媒體？是從什麼立場理解資訊？是否具有思辨能力？都會影響我們對政治的認知以及投票傾向。
雖然不同世代與社經地位有不同的媒體使用習慣，但隨著網路及行動裝置的普及，數位平台與社群媒體逐漸取代了傳統的報紙、電視，成了人們主要的資訊來源。
依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公布2023年《台灣網路報告》指出，台灣個人上網率為84.67%，相較於2022年的上網率84.3%，仍在緩步成長。而觀看免費影音、買東西與行動支付是台灣民眾最常使用的網路服
務。除此之外，即時通訊軟體及社群媒體的整體使用率分別為83.40%與71.12%，LINE與臉書是使用率最高的數位平台。
雖然上網看新聞不是人們使用網路的主要目的，但有越來越多人的新聞資訊是來自數位平台，而非傳統媒體。
從傳統媒體與數位平台獲取新聞的差別在於，傳統新聞媒體運作較具有組織化，有相對完整的新聞守門人幫我們查核資訊，再加上這些媒體大多登記有案，受到國家法令管制，較不會出現造假的資訊內容；相反的，在數位平台上，人人都可能是訊息製作者或傳播者，扮演著主流媒體的新聞部工作人者一樣也是資訊的守門人、過濾者的角色，不僅要擔負起社會責任，也要有更強的思辨能力，再加上資訊來自四面八方、境內境外，我們未必都能知道訊息來源，政府管制角色也相對薄弱，錯誤或虛假的訊息更容易散佈。
不過，傳統媒體雖然因為政府規範較不易出現假新聞，但仍有不少斷章取義的報導或充滿偏頗立場的評論，使用時一樣要有要有識讀媒體的能力。而數位平台的假訊息雖然不少，但這些虛假資訊並不是網路時代才有，有人類就有假消息。好比，中國成語中的「三人成虎」、「曾參殺人」、「空穴來風」都談到假訊息如何無中生有、如何對社會造成影響。甚至有些人認為假新聞是與「新聞」這個概念一起出現。例如，《後真相：真相已無關緊要，我們要如何分辨真假》一書的作者麥金泰爾就書中指出，「自一四三九年約翰斯．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發明印刷術以來，假新聞便與新聞一同誕生，並且開始廣泛傳播開來。在那個時代很難驗證什麼是『真』新聞。新聞的來源很多，從政治和宗教組織發行的官方出版物到水手與商人的目擊陳述都有，況且那個時代也還沒有新聞道德或客觀性的概念。」
這段話清楚地指出，假消息自古以來就有，不僅難以驗證，類型十分多樣，和當代相比，根本不遑多讓。事實上，任何世代的政治經濟權力優勢者經常製造虛假的訊息鞏固權力或擴張勢力。例如，《製作路易十四》這本書就提到，十七世紀的形象製造者如何透過油畫、版畫、雕刻、文學、紀念章、戲劇、芭蕾、歌劇等媒體述包裝與推銷路易十四，如何以意識形態操控民意。希特勒也不斷編造假消息，製造波蘭攻打德國的緊張氣氛，建立其出兵的正當性。而大家熟知的中國古典小說《三國演義》更是一本和何過詐術攻城掠地，保衛領土的經典鉅作。
什麼時候假訊息最多？當社會越混亂、越不安、越分裂，就有更多的滋養假訊息的肥沃空間，因此，戰爭、疫情、天災、社會對立時，假訊息出現的機會就會越大。不過，雖然如此，當代假訊息的擴散更和數位媒體及人心人性有關。
雖然大多數民眾的新聞來源仍是傳統的媒體，但從即時通訊及社群媒體獲取資訊的民眾也越來越多。依據2023年的《台灣網路報告》統計顯示，台灣上網者中 40.46%在過去一個月有在社群媒體、即時通訊分享新聞的經驗。
即時通訊是當代社會中重要傳播工具，其具相對私密、封閉的特性，再加上以既有人際關係為基礎，不僅可以傳播資訊，也可以連結人與人的關係。即時通訊的使用者彼此有一定程度的熟識性與共同性，其實已是某種類型的同溫層，對訊息的偏好容易趨向一致，即使有不同意見，也會因為害怕爭議而盡量避免，或乾脆退出群組，這也降低即時通訊中的訊息受到檢證的機會。
事實上，「同溫層」並不是什麼新的觀念，人類本來就是「同性相吸」，容易因為興趣、背景相近而聚在一起。社群媒體時代的同溫層除了群眾自己「揪團」，更重要的是透過演算法讓大家在網路上「群聚」。演算法會蒐集及了解使用者的網路使用習慣與路徑，透過計算與歸類，掌握民眾的生活型態、消費習慣、思考模式、政治態度等，針對相似的群體提供相同的資訊，進而影響或鞏固該群體認知與行為。
另一方面，同溫層的建立除了來自「演算法」，也和自己的選擇有關，亦即，人們會趨近喜歡的資訊，但對於討厭的訊息不僅會盡量避免，甚至可能起身攻擊，有時也會在社群上刪除話不投機的臉友，或者起兵出征，更容易同仇敵愾，如此一來，不僅不同意見的群體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同溫層的內部信仰也會越來越堅定，這樣的結果便會讓每個人活在演算法與自己建構的「資訊孤島」，拒絕接收不同立場與價值資訊，社會越來越分裂，越來越對立，也因為信任、因為偏聽，以及缺乏不同角度的資訊檢證，讓假訊息得以直驅直入、暢行無阻。
如同稍早在文中提到，在投票之前，我們的預存價值與生命經驗影響投票選擇，資訊的選擇何嘗不是如此？2014年美國皮尤（Pew）研究中心曾進行一項有關美國人心中「最值得信賴」新聞來源調查，結果明白顯示，美國人相信什麼媒體和他的政黨立場高度相關，在台灣若進行類似的研究，應該也會有同樣的結果，畢竟，我們和我們的資訊來源早已成了「同溫層」。
會有這樣的現象，一方面是來自人們慣有的「認知偏差」心理機制—我們會努力避免自己不舒服的訊息，相信我們所認同的資訊與來源，另一方面，我們判斷資訊時容易偏向既存立場，捍衛原有的價值信念，即使發現事實的確有誤，為了保住面子、為讓認知和諧，也常常拒絕承認。
台灣社會雖有不同意見，但大多時候卻是平和相處、理性互動，然而，一但遇到選舉或觸及國家認同及與中國關係時，就容易彼此對立，互不信任，難以溝通。在立場分明的環境中，不僅不再傾聽不同意見，更會選擇相信支持自身立場的資訊，輕忽事實查核的重要，以至假訊息四處亂竄影響民眾判斷與社會穩定。若是如此，要解決假消息的問題，就不單只是考量媒體立場與品質，或防止訊息製造者的惡意作為，也必同時須思考如何讓社會彼此信任、理性溝通，並且反思因個人立場所產生的資訊偏食現象。
坦白說，這是龐大工程，並不是立法管制就能解決，還需要社會能夠集體反思，並有開放心胸及思辨能力。不過，事情也沒有那麼悲觀，2023年的《台灣網路報告》也發現，69.55%社群媒體使用者同意「社群媒體上的訊息不太可信」的敘述，換句話說，至少要知道問題所在，社會才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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