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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品 > 新使者雜誌 > 第36期 文學與教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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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世界 |
| 請聽我說──談原住民教育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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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逸潔
(現為台中女中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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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林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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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我們原住民並不可悲，也不可恥、低下，只是，我們寧願過著純樸的生活，也不願與這世界爭奪什麼！相信我們「人才」也很多，並非沒希望，而是今天的教育與教材有問題，只是大家不給我們鼓勵與機會，而我們自己也沒有好好把握住，我真的很期待，原住民有清醒的一天！──莎妮‧阿木伊
※ 引言
長期以來，原住民一直都在我們看不見、聽不到的角落，這幾年本土意識的高漲，促使原住民自我意識的覺醒，開始回頭反省是什麼因素，使得如今呈現出來的是一個流失殘破的民族；於是開始有人致力於文化的保存、開始有人開口爭取自己的權利，更重要的是，他們要自己站起來。
在諸多問題中，我們僅選擇原住民教育問題作主支來討論，依我們和一群原住民大學生的訪談內容為脈絡來進行，但原住民教育並不可能完全不牽涉原住民經濟、文化等問題，因此在內容上可能稍嫌雜亂，而有些案例也不能以偏概全，但它們畢竟可以凸顯些我們看不見的問題。
※ 傳統文化與現代教育體系的衝突
原住民長久以來即維持著漁獵的傳統生活，當台灣社會四、五○年代經濟快速起飛，不論是所謂的外省人或是本省人都已稍具現代社會的基礎，因而得以隨著社會經濟轉型而成長，但原住民幾乎是被從仍在打獵以取得糧食的社會丟入必須以錢幣購置糧食的社會，這種劇烈的改變，是造成原住民問題的根本因素。
在教育上，所有的教材、課程、教授方式都是由政府統一編訂的，全部皆以漢人的觀點出發，重點也是在教授漢文化，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出來，除了布農族的神射手、吳鳳捨生成仁、或者是地理課本裡的山胞分布資料外，我們看不到有關原住民的描述，甚至其中吳鳳還是完全負面的教材。卡造說：「我們的原住民的文化就只有唱唱歌，跳跳舞嗎？不是的，不只是這樣的。」
到底什麼是「教育」？依我們粗淺的了解，教育應該是一種使人社會化的手段。在原住民社會中也有教育，如狩獵、織布的學習，以及熟悉部落規則和祖先們口耳相傳的傳統、神話等等，在這些學習中便是一種社會化過程。
另外，原住民對於中國是完全沒有接觸的，詩人莫那能在一首詩裡寫到：
長江黃河的乳汁
未曾撫育我
長城的胳臂
未曾庇護我
……
幾百年來
我像個孤兒
任人蹂躝、殘踏
任人奴役、侮辱
中國對我
既無生育之恩
也沒有養護之情
要我屬於中國
這是太大不公平
至於今天所爭論的本省人、外省人的問題，基本上所謂的本省人也都認同「唐山過台灣」這個歷史；而原住民卻找不到這種種族延續的認同感。
一般說來，在一個多元民族的現代社會中，各級教材如何撰寫有關少數民族和族群的課文是很重要的，基本上受教育的兒童及青少年對教科書都極信服，所以不公正描寫少數民族的教科書不但使多數兒童有錯誤印象，也使得少數族群的小朋友讀了之後，會產生自卑感。
這麼說來，我們的教科書編訂是非常失敗的。「我們根本沒有所謂民族文化這種課程，在課堂上是聽不到這種聲音的，一般我們現在所受的教育都一直在崇尚中國的文化，因為這東西是潛移默化的，所以這樣的教育使我們的價值觀也會變得有點傾向漢人的觀點，導致我們也開始不認同自己的文化，覺得我們自己很差，其實不會，它本來就是這樣子的。」
「現在你問我，你泰雅族的歷史是什麼？我答不出來，因為感覺上自己沒有歷史，會有斷層的感覺。因為本身沒有文字，沒有記載。」尤巴斯接著又說：「我們現在僅有的歷史記載基本上還是漢人來主導，這就是為什麼吳鳳會成為偉大的人物。」
這樣扭曲的說法竟被放在小學教材中？不知為何我突然想到吳錦發先生所寫的：「文明的指標在哪？我認為最重要的，就在於一個社會對待弱者的態度如何。」那麼我開始懷疑到底是誰「番」？是誰「野」了？
※ 母語問題
在前面所提到的漢化教育中，有所謂的推行國語政策，小孩說自己的母語是不被允許的。對此相信有些人仍有記憶，國小一、二年級說方言是要被處罰一塊錢或者扣分的，於是在這種背景下，原住民小孩除了必須去學習另一種新語言外，幾乎也被迫放棄自己的母語；加上原住民的語法和北京話相差很大，但閩南語或者是客家話所用的語法都是與北京話相類似的。舉一個例子來說：北京話說「我的孩子」，在閩南語、客家話裡「小孩」、「我」、「的」可能都有一個不同的單字和念法，可是整個結構是相同的；但阿美族說「我的小孩」是Wawa no gako。 Wa Wa是「小孩」，no是「的」，而gako是「我」，直接翻譯就成了「小孩的我」，整個結構相差很大，因此在最初母語轉換成國語便成為原住民在學習上很大的障礙。
近年來都市原住民的出現以及長久以來的國語化教育，原住民青少年失去了自己的語言，尤巴斯就說到：「我想大部分的人講北京話，比講母語還順，大概只能講一些單字片語，而且這樣的字句，是由北京話輸進大腦再把它弄出來的，已經沒有老人家講的那種味道了，同樣一句話，聲調不同，有不同層次的感覺，反而會覺得因為我們的辭彙很少，所以講出來的話反而會很有詩意，我覺得老一輩的講話就是那樣，用很少的辭句表達很多的東西。」我們都很用力的點頭，講到母語時他們的孺慕之情很自然的表現出來。
但是由此也看出這一代原住民和祖父母那一輩母語能力上的差距，造成溝通上的困難。
「像我們還好，會講片語，若是現在小學、中學生的話，很多話都不會講，有時我和奶奶聊天，還加北京話、比手劃腳的，很好玩，但根本無法談深入的問題，我覺得完全是教育和環境的因素。那些有孩子在讀書的家長，反而會不准自己的孩子講母語。」拉斯達爾則覺得：「老人家有一種概念就是──會講北京話的小孩比較聰明！拿我來說，我爸媽每次和我講母語，我都聽不太懂，他們就罵我那麼大了還不懂，我說誰叫你們沒教？爸媽的回答是因為他們覺得講北京話的孩子都很聰明！」
隆隆沉下臉：「光是聰明有什麼用？到最後都不能溝通。」
我們可以略略體會到他們的沉重，因為語言不僅僅是傳遞文化的工具，更是使用相同語言的成員對團體認同的依據，失去了自己的語言，甚至不能和自己的親人以母語溝通無異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拉斯達爾說得好：「語言可能也是一種認同自己身分的精神支柱，我想最早失去它的人也就是最早失去一切的人。」
※ 施教機構及施教者的性質
山區學校每個學生所享的經費總額有比較高的跡象，但這些經費在人事及修建經費上的偏高，相對的也使其他經費比例降低，因而造成只有消極的補償作用，卻缺乏積極的改善效果。隆隆和我們提到一個現象：「有一次一個原住民小朋友很興奮地對我說：大哥哥，我們學校最近買了三部電腦咧！可是我只有看到電腦用套子套著，都沒有人去打！」
「再多的設備也沒有用，連個氯化鈉都看不懂。」這麼說也許有點誇張，但拉斯達爾在山區時就曾遇到一個看不懂英文的自然科老師，表示教師並不能很得心應手的使用教學設備。變成政府撥下來的大把大把的錢都用來裝飾門面，也許有全新的教學器材，卻對教學素質的提高沒有幫助。
而其實大部分山區學校因為規模小，所分配的經費也少（行政費用以班級為核計標準），加上交通不便，補給不足，根本難以在設備上有長足的進步。
在討論師資的問題上，我們參考了瞿海源先生的數據報告。
山地國中與全省國中師資比例之比較
研究所畢業 師範院校畢業 專科畢業
山地國中(71年度) 0.00 19.57 25.36 7.24
全省國中(65年度) 0.12 29.12 40.34 20.01
（採自瞿海源 1983B.59）
師專畢業 檢定合格 高中畢業 代用教員 學歷不明
15.90 － 1.4 5.8 2.18
－ 9.47 － － －
由上表的資料而論，山地高中教師資歷低於全省國中水平是顯而易見的；因為現行教師分發是以志願、按分數高低來分發的方式，於是造成被分發到山地的教師有許多是心不甘情不願的；在此種心態下，能夠有多少的教學熱忱實在很值得懷疑，這也就造成一部分學校教師流動率很大，他們可能一直在尋找一個機會往平地調。」於是，山上充斥著代課老師，老師每一年都在變動。
除了漢人老師之外，還有一些原住民教師回鄉教學的心態是怎樣的呢？
「很多剛畢業的學生起初是抱著那種……怎麼講？一顆熱忱的心吧！要從自己部落開始教，結果呢？反而造成自己被村莊的人隔離，又因為他們想要把自己村莊的小孩塑造起來，就是那種覺得自己族群的小孩素質很差，要加強他們的國英數來配合現在的升學制度的想法，因為在師院他們所受到教育是以漢人為主的施教方針，所以和部落的人很難相處；就好像我們這些讀大學的人，回到自己家鄉，自己族人卻不是用那種平等的眼光看我們，我們這樣子成長，成就到現在這個地步，我們從那裡取得的﹖不是從他們那個地方，因此對他們來說，我們已經是被漢化的原住民嘛！」
還有一些原住民教師則是比較希望也帶給原住民兒童一些母族文化，但在現實中他們仍受到挫折。像拉斯達爾的一位學長，在高中還是第一名畢業的高材生，後來考上師專，「本來很斯文的一個人，教書以後也開始喝酒，因為他的理想無法在現實環境裡實現。」
※ 加分制
我相信許多同學看到這三個字時一定會非常憤慨！根據聯招會的規定，山胞籍學生報考高中、高職，給予增加總分35分之優待；報考大專院校，給予降低錄取標準25%的優待。
這個數據給我們很片面的感覺：加分，多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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