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對於「長青」的歷史，多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本身歷史發展的觀點進行撰寫，本文試以社會與整體環境為經緯，穿插不拘於本宗事工發展的紀錄，希望帶領讀者從更多的角度，來閱讀長老教會「大專宣教工作七十年」前半頁的故事。

 

跨宗派宣教師的共同看見

1948 年，全台各地長老教會青年超過千人聚集在淡江中學，舉行青年大會，活動內容、主題及講員都由青年自訂、邀請，為回應會中一句呼籲：「合一則穩固，分裂就敗亡。」（United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進而對長老教會提出南北合一的呼聲，這也促成 1951 年南部與北部教會的合一。這段歷史對長老教會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同時代的台灣，整體基督教界也發生一件重要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戰敗的國民黨政權一起抵達台灣的中國移民，為台灣教會帶來新的面貌——主要由湧入的主流基督教派，以及一些來自中國的獨立或本土教會組成——各教會抓住這個機會，向眾多生活被打亂的難民傳福音。與台灣大專工作密切相關的美南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PCUS）也在這個時期來到台灣。

 

美南長老會在歷史上積極向海外傳教，他們設立的美南差會（American Southern Presbyterian Mission）在 1867 年就向中國派出傳教士。隨著在華發展，美南差會在中國大體以長江為界，形成華中教區和江北教區，也在中國加入各地的大會（Synod）。直到二戰後，隨著中國政權對宗教的情勢日趨嚴峻，美南差會在 1952 年退出中國轉來台灣，開始在台灣的宣教工作。

 

首先，1954 年美南差會在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事務所現址）設立學生聯誼所 Friendship Corner，開始從事大專事工；同時另向民間租屋，設有大專學生宿舍 Friendship Home，當時入住者都是台大學生，由宣教師法樂牧師（Rev. Joseph Newton Farlow）每天帶領晨更。Friendship Home 入住包伙食，共同聘有一位廚師兼清潔人員，由學生輪流擔任採買與司庫，每月底加菜時，也有契友邀請朋友一同參與愛餐，民歌大師李泰祥先生就時常受朋友邀請一起用餐。

 

同時期，於 1949 年來台的浸信會明俊德教士（Miss Bertha Smith），也是推動美南浸信會台灣差會的重要牧者，在廈門街開始聚集信徒，形成今日的廈門街浸信會。1953 年高樂民教士（Miss Inabelle Coleman）得廈門街浸信會協助，開始在和平東路一帶的會友住處舉行主日英語崇拜，並漸漸發展主日晚上的國語崇拜，來參加崇拜者有學生，也有社會人士。此時的事工即以「大學浸會中心」（the University Baptist Center）名之，包括後來建堂在新生南路三段，即目前懷恩堂所在地，亦是面對大專宣教的目的；同樣以學生族群為傳福音優先對象而建立在大學旁之教會，還有中壢的浸信會恩惠堂（中原大學）、台中的浸信會恩光堂（中興大學）和台南的浸信會恩慈堂（成功大學）。

 

信義會亦是如此。台大新生南路側對面的真理堂，即是 1952 年由孫維德牧師（Victor E. Swenson）在龍泉街自宅聚會開始。1953 年鍾可聆（Clara Jones）教士繼而設立了學生中心（鍾教士亦在學生中心服事至 1970 年退休）。由此時起，信義會真理堂面向學生需求，建設了學生中心各代新建築物、信義男舍與女舍。若細看該會早年的歷史紀錄，就能看到多圍繞著大學生事工而編寫。

 

宣教師的神學、工作與衝突

今日大專的神學走向，接近連接普世（ecumenism）教會與新正統主義（Neoorthodoxy）的神學思維，然而，這種偏向進步、自由、解放（liberal）的神學走向，並非自 Friendship Corner 時期就完全擁有的。回視長老教會大專工作的開始、來自美南長老教會的宣教師群體，就可以推測一二。1942 年起，為抵抗美國長老會的自由主義思潮，佈道家葛理翰（William Franklin Graham Jr.）的岳父、長期來華的醫學傳教師鍾愛華（Lemuel Nelson Bell）等保守派神職人員，就開始為保守派神職人員和牧師創辦各種期刊和復興教會的組織，更直接地說，美南長老教會從設立初期，就是一個偏向保守的基督教宗派。

 

依 Friendship Corner 早期學生林信男（後任東門基督長老教會長老）的回憶，有一次他們到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聆聽林宗義教授（台灣腦神經精神醫學的先鋒和奠基人）介紹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信仰的演講。但在第二天 Friendship Home 的晨更時，美國宣教師就很委婉地對參與講座的學生說到：「史懷哲的基督教信仰有些地方值得商榷。」這便展現出美南長老會的宣教師比較保守的一面。

 

雖然宣教師的信仰比較保守，但對學生的影響似乎不大。初期 Friendship Corner 的事工以寒、暑假營會、座談會及查經班為主，某次於台南神學院舉辦大專退修會時，林信男與 Friendship Home 的成員也曾一起報名參加，但在分組討論時，他們的發言有時讓別人覺得不像美南長老教會帶出來的學生。當然，在經歷過「三大宣言」、URM 運動的交互影響後，長老教會大專團契至今已呈現出完全不同於其他學生團契的景象。

 

當時 Friendship Corner 每週有英語查經班，週末有詩班練唱，學生在禮拜日上午也各自到不同的教會聚會：有些人參加附近靈糧堂（時由寇世遠擔任駐堂牧師），有些人到浸信會懷恩堂，而講台語者多數到和平基督長老教會。禮拜日晚上在 Friendship Corner 有宣教師主禮的英語禮拜，或許由於以英語進行，相當吸引人，當時參與者的印象中幾乎都是滿座。禮拜後有茶點聯誼時間，由團契同工當招待，前述提到入住 Friendship Home 的學生，多數也都會參加 Friendship Corner 禮拜日晚上的聚會。

 

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退休名譽教授王晃三就是在此時期，顧不得自己對聖經一點興趣也沒有，卻因為「英語會話」查經班，而前來台大校門口的Friendship Corner，並在團契查經的時光被基督的愛吸引；畢業後，更在機緣下得宋美珠（Miss Margaret Sells）姑娘引見，與海侔登牧師（Evelyn H. Hamilton）深談信仰，進而在信友堂受洗。而海牧師在「中華基督教長老會信友堂」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複雜關係中扮演樞紐角色，凸顯出外國差會與在地教會間的複雜關係，在此先不贅述。

 

1962 年畢德生（Harry Frederick Peterson）夫婦來到台灣，被分派到北區大專學生輔導委員會，負責台北地區的學生工作三年。他曾參與美南差會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之間的「聯繫委員會」（Liaison Committee），卻因為對「教會自立」及「本地化」的看法，與其他帶有「家長式作風」（paternalism）如海侔登等美國宣教師不同，而產生緊張。筆者大膽推測，此或許再次凸顯由中國轉來台灣的宣教師仍有過去「遠東宣教」的憧憬與潛意識中的宣教殖民主義，且時值蔣介石政權在台大力推動反攻大陸、反共復國之思想，並促成基督教與反共的綁定，而使當時普遍在台灣的傳道人懷有「大中國意識」。相對地，後進宣教師來台時即認知「台灣」作為宣教工作的主體，並因與地方宗派深度合作，而減少上對下的宣教風格，同時他們也帶著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看見當時台灣的極權處境，因此整體觀念與過去的宣教師有很明顯的差異。

 

1965 年畢德生歸國之際，看見台灣青年基於對查經方法及其理論的需求，和鄭連明共同編寫一本收錄當時北美聖經學界研究結晶的《開我的眼睛——查經指南》，影響了新一代的長青人。總體而言，美南長老教會差會在台約有十五年的時間，幸而其於 1969 年離台前，將所擁有的不少資產留給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除了土地以外，也捐出當時算是非常龐大的 4 萬元美金，作為發展北、中、南三區學生工作的基礎經費。

 

大環境帶來的愛恨情仇

今日的大學校園福音宣教工作，除了長老教會的大專工作外，不得不提校園福音團契（成立於 1957 年，下稱校園）。校園的發展與曾參加學聯（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學潮、於 1949 年來台讀神學院的查逸錕（後又稱查大衛），以及帶著福音派色彩、1956 年抵達香港擔任國際學生福音團契（IFES）遠東區總幹事的內地會宣教師艾得理牧師（David Howard Adeney）有關。在 1950 年代，台灣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的背景下，成員普遍有 1949 年後來台背景的校園與各宗派大專同工，也因此不免與當時結合「反共」主旋律的保守福音派，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並進而對於本土宗派，尤其是在 1960 到 70 年代起、與普世教會有聯繫的長老教會大專青年出現扞格。

 

如中區大專事工源於 1960 年 5 月美南差會宣教師施嘉爾牧師伉儷（Rev. Carl & Lucille Schroeder）從台北來到台中市展開工作，招聚中興、中山醫、中國醫、靜宜、逢甲、體專等校的基督徒學生，成立聯合團契性質的「中部基督徒大專團契」（SCF），但在政治因素下，1965 年改稱為「長老教會學生團契」（PSF），並與其他學生機構做出區別。同時代的長老教會青年也遇見類似的問題，盧俊義牧師中學時期，就曾遇到校園為要吸引長老教會的青年加入，而說：「長老教會青年只會唱歌，不會讀聖經和祈禱。」就很明顯呈現福音派對於其他基督教群體的對立想像，卻也由此催生了「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神研班）的誕生。

 

隨著 1970 年代長老教會的三大宣言出現，政教緊張情勢逐步高漲，使得原本不分宗派的學生在大專校園中一起團契的經驗成為過去，例如 1972 年 12 月文化長青開始的故事，就是一群長老教會背景的大專學生想繼續以台語聚會（華岡團契台語部），卻深感華岡團契的不友善，而獨立出來成立「長青團契」。此時期起，長青團契如雨後春筍成長迅速，在北部從起初的三個（1968 年銘傳團契、1972 年文化團契、1974 年大家團契），成長到超過十個以上的長青團契，同時也引起國安單位關注。到了 1984 年，北區大專的各團契成立了「北區大專聯合長青團契」（PTL），也成為國安單位重要案件，由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要求調查「賈天（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之化名）近期成立北區大專長青聯會，請加強了解有無不妥」。

 

大專團契――時代菁英與基督徒菁英的搖籃

再次回到長老教會大專工作的開始。討論參與長青團契的契友與輔導的故事，不免俗地要提到當時大專教育的背景。二戰結束後，台灣的政治、社會、經濟都隨之改變，教育體制也有急遽的變動——日治時代只有一所大學（台北帝大，今台灣大學），到 1954 年則有五所大專院校（加上中興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成功大學與政治大學）。長老教會的大專工作在 1950 年代乘勢而起，與多數教派、學生機構一樣，面向大專學生開展福音工作。

 

深耕台灣已久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長老教會青年團契（TKC）的基礎下，與美南差會一起進行大專學生工作，青年處首先設置了學生委員會，1961 年再分設北區、中區、南區大專學生輔導委員會。從Friendship Corner 開始，到 1967 年在大直救世廣播協會中心舉辦的大專生聯誼會中成立的台北區長老教會大專學生團契，透過各教會的 TKC 逐漸連結起來，在 1970 年代中後期陸續成立了各校的長青團契，形成今日的樣貌。

 

早年面向大專生的學生工作，由一群特別的宣教師負責，當年負責 Friendship Corner 的是宣教師宋美珠，畢業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賽勒學院（Salem College），受差派來台時在台大外文系當兼任講師；而擔任舍監的宣教師法樂牧師，則擁有美國吉爾福德學院（Guilford College）土木工程學位，並在北加州州立大學（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獲得碩士學位，後來進入聯合長老教會神學院（Union Presbyterian Seminary），畢業後受差派來台服事，同時在台大土木系兼任講師。始於 1963 年的高雄地區大專學生工作，亦是由曾任南神教師的宣教師麥哲遠牧師（Rev. Owen Ted Bechtel）受總會差派而展開，到了 1965 年，美南差會看見學生的需求，於鄰近今高雄醫學大學處購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醫學院路加堂」。

 

拾此數例，可見當時即以最優秀的宣教師，且貼近大專學生需求為切入角度，進行福音工作，也藉此培養出了一批基督徒社會菁英。例如：在台北的 Friendship Corner 體系，有當時的詩班指揮徐頌仁（後任國立藝術學院音樂系教授）、曾任團契主席的伍焜玉（後任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所長）、李弘祺（後任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城市學院及研究院教授），以及前文提到的林信男長老（後任台大醫學院精神科教授暨醫院精神科主任）和王晃三教授。這群 Friendship Corner 的畢業生遍佈各領域，成為台灣的重要人才，也在他們的回憶中常常提到 Friendship Corner 對他們的影響。當然不可諱言，縱使到了 1975 年，當時大專錄取率僅約兩至三成，再去除去未報考的人數，大學生本就已是社會中的學術菁英階級。

 

結語

 

宗教現象與組織向來不是架空於世界之外，筆者將題目訂為「乘勢而起的台灣大專宣教工作」，雖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為主線，不單盡力以縱向歷史背景鋪陳，也嘗試拉近當時各宗派、組織，建構出台灣大專宣教工作的歷史。

 

七十年前的大專工作乘勢而為，培養了一代的基督徒學生成為教會與社會的中堅，也在時代的變化中不斷發展，成為推動台灣社會改變的力量。回到今日的大專宣教工作，我們仍在乘勢而起嗎？還是已經為情勢所逼？又是否仍能為台灣教會與社會，構建出一個更貼近上帝國的盼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