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以我名呼喚我
我的名字叫 Vavauni，Ljaljegean 是我的家屋名；家屋名並非台灣社會認為的姓氏，而是跟「Umaq」（家）有著連動的關係。今天我的名字得以恢復成排灣族名，跟 1980 年代的「正名運動」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正名運動」是台灣原住民族社會運動中很重要的里程碑。將近 40 年前，正因為有一群人帶著信仰的理念與族群的尊嚴，在台北街頭不斷向當時執政的政府呼籲並抗爭，如今我才能夠仰首以自身族群的名字，生活在當代的台灣社會。
「名字」被正確稱呼很重要，畢竟這代表自己的身分認同，也代表我所屬的文化。我深信文化是上帝創造的，因此，我在就讀神學院期間，恢復了我的傳統姓名。然而，從「正名運動」到 2024 年的今日，完全使用自己族名的人數其實不超過全台原住民族人口的百分之一。簡言之，台灣原住民族的「正名運動」直至今日，還有很多可以努力的地方。
台灣原住民族為何於 40 年前開啟這場改變族人命運的社會運動，至今有許多角度的討論。但不可否認的是，其中一個幕後推手正是教會的力量。儘管過去在世界上向原住民宣教的歷史過程中，教會的所作所為確實需要反省；但就我所知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至今仍不遺餘力地為原住民族語進行保存及推廣的工作，並在早期擔任台灣原住民族社會運動的幕後工作者。
台灣原住民族社會運動揭開了台灣原住民族長期受到的不平等、無尊嚴的對待，以及各種形式的歧視。若要用一個字來表達這場運動的核心，我則會說：「痛！」它簡單且清楚地說明了台灣原住民族所感受的。
在暗巷中哭泣的少女
在 1980 年代的台灣原住民族運動中，身為女性，我特別容易聯想到當時的「反雛妓運動」。每逢閱讀排灣族作家莫那能的詩詞與傳記，我的心對當時受迫害的原住民女性，總感覺到無比的悲痛。「雛妓事件」對當時不論在部落或都市生活的原住民女性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集體創傷。我的先生常常跟我說：「身為一位非原住民，就算從客觀知識或閱讀可以知曉當時發生的痛苦。不過，再怎麼樣的理解與閱讀，都比不上那些原住民族人親身遭遇的悲痛與創傷。」當他讀完莫那能的傳記，那種巨大的震驚和感受可以從他跟我的言談中表現出來——他彷彿生活在平行時空，台灣社會發生這麼嚴重、傷害人權的事情，他卻從未聽聞過！
曾聽過在第一線並前往救援的牧者分享此事：他們在進行每次救援行動時，都要事先沙盤推演很多次，要怎麼進行救援？因為每一條生命都相當重要，不能有任何一絲差錯。雖然，當時也有其他單位關心此事，不過，坦白說，「反雛妓運動」的救援行動，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女傳付出相當多的心力與時間，特別是原住民女傳，她們可以說是救援行動的先鋒——去調查與了解那些受害原住民少女面對的困境，也實際參與在每一場的聲援與行動。
2019 年，我曾於一場亞洲婦女會議中發表演講，分享台灣原住民女性過去遭受的經歷。讓我意外的是，分享完後，其實有許多來自亞洲各教會的婦女對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 1980 年代參與並投入的救援雛妓運動，表達敬佩與感動。在會中，有一位巴基斯坦教會的婦女代表問：「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如何傾教會之力，來解決這樣的困境？」我也從她的問題中得知：原來世界各地的人口販運問題層出不窮，直至今日這仍是棘手的議題。
我們從部落走到台北街頭，又從街頭回到部落
從 1980 年代以後，台灣原住民族的意識抬頭，許多族人為了讓邊陲的聲音得以被聽見，紛紛走上台北街頭，時而在立法院，時而在凱道等地，無不希望政府能夠正視台灣原住民族的權益。
我也時常聽到一些教會和基督徒說：台灣原住民族是利未人，台灣原住民族有長子的身分。不過，當我仔細思考這些話：到底他們說的是什麼意思？若台灣原住民族是利未人，為何我們會成為被剝削的一群人？舊約聖經中提到應該留給利未人的「那一份」，對台灣原住民族來說，我們只看見過去的傳統領域被許多政策和財團鯨吞蠶食。若台灣原住民族是長子，為什麼我們過去活得像是被貶低的，甚至被迫要隱藏自己原住民的身分，深怕被人知道我們是原住民，而顯得無地自容？這是許多原住民的共同經歷，也是迫使族人從部落走向街頭的原因。
走上街頭的歲月，無論是表達「還我土地」的訴求、聲援受到不人道對待的原住民少女，還是拉倒吳鳳銅像的激情，都在在顯示出台灣原住民族受到的痛。這個「痛」需要一個發聲的出口，也需要被重視的時刻。
經過這些年，許多當初走上街頭的族人與牧者，都紛紛回到自己的部落。我曾經訪問過一些參與原運的牧者，以及站在第一線守護族人權益的那些前輩，詢問他們：是否有從原住民社會運動中獲得什麼樣的利益嗎？出乎意料地，其實他們並未從這場運動中獲取顯著的利益與鎂光燈。在他們的談話裡，我可以感受到：他們只想好好地保護那些受到迫害的族人、守望自己的部落而已；他們要的只是：在街頭表達的述求，能夠讓部落的族人活得更有尊嚴與自信。
2016 年總統道歉後的省思
蔡英文總統於 2016 年代表政府向全國原住民族道歉，促成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但在談原住民轉型正義之前，必須先理解什麼是原住民？並找回原住民歷史中那被隱藏及抹滅的真相，才能談「什麼是轉型正義？」而原住民也必須正視：我們失去的是什麼？又應該努力什麼？
2008 年，加拿大總理哈珀（Stephen Harper）為過去錯誤的原住民同化政策道歉，同時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並花 6 年時間調查、記述過去原住民政策壓迫的故事。有些原住民族人可能會認為 2016 年蔡英文總統的道歉沒有意義，但其實「道歉」這個舉動是很重要的！這意味政府正視因自己過去的統治，導致原住民族失去土地、語言和文化、名字、自治的權利、身為主人的地位，以及其他種種的權益。
此外，近年來，無論是科技產業發達縮小城鄉之間的距離，還是醫療落實偏鄉等原住民福利政策的普及，我們也看見原住民族的意識漸漸抬頭，甚至受重視；但也不難發現，當代的原住民族社會運動轉而較像點狀式的，或透過社群媒體的串連，不再像以往各團體組織為較大型的運動模式。
國會中的新氣象
從街頭走進國會殿堂，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看到台灣原住民族社會運動的變化與發展。
過去，台灣原住民的議題不如現今有這麼多媒體和管道可以發聲；部落族人遭遇困難，只能自己往苦裡吞，不容易找到出路與解套的方法。而現在，國會內山地和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總共有 6 席，某個程度上，讓台灣原住民族的權益和聲音可以通過國會殿堂的機制表達出來。不過，現況和台灣原住民族人所期待或過去所嚮往的，還有很大一段落差；這也是每位立法委員及許多台灣原住民族人仍持續關注的。
近年來，立法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的加入，給予山地原住民立委新的視野與氣象——她打破過去以單一黨派為主的模式，身旁協助並鼓勵她投入立委選舉的，往往都是跨黨派且不分藍綠的有力人士。就我在第一線近距離的觀察，她的加入為原住民族人權益的立法，帶來新的可能性，而這個可能性也讓許多民眾與族人更加關注台灣原住民族的權益與立法保障。
八八風災後的啟發
2008 年莫拉克風災後，我有機會來到台東金峰鄉嘉蘭村拜訪一些 vuvu（耆老）。嘉蘭村是風災的重災區，有許多被土石流沖毀的土地。有一天，一位長者帶我走到被土石流沖毀的土壤上，撒下了手上的小米種子。我問：「為什麼要這樣做呢？」他回答：「這是象徵盼望（puzangalan）的意思；小米將帶來新的生命。」
台灣原住民族社會運動之後要往哪個方向前進？這應該是值得台灣原住民族好好思考的問題。我仍沒有定論和答案，但我希望這個運動帶來的理想與期盼，能落實在每個部落與族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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