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都過去了，就當一切沒發生過，不好嗎？」這是今年9月在台灣上映的電影《返校》劇中的一句話。故事雖取材自白色恐怖時期政治迫害的真實事件，但卻以時空錯置、虛實參半的心理驚悚手法，重構地下讀書會成員遭密告被逮捕後失蹤的故事，裡面大量結合台灣民間信仰的城隍廟、神龕、腳尾飯等元素。為什麼要拍得那麼魑魅魍魎？因為那些令人害怕想起的黑暗過去，對我們而言，恰似一棟鬧鬼的屋子。就個人而言，被意識潛抑的創傷，動不動就從無意識復返作祟，化作各種無以名之的身心症狀；而在社會集體的層次，社群衝突與仇恨，往往積累成路徑依賴的慣習和僵化的意識形態，讓衝突雙方陷在暴力的往復迴旋中，無能找到另類的出路。
台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代理主委楊翠，是同為政治犯的知名台灣作家楊逵的孫女。隔了二代，她仍舊有「替代性創傷」，因為她的母親在11歲時曾親眼看到軍警闖入家中，把祖父強行帶走。成年後發病的母親經常在窗戶上看到別人看不到的人影，揮著手大喊「走開、走開」；她幾次進出醫院，精明地把藥藏在舌根下，等到護士走了再吐出來，說：「他們都要我死」。
政治創傷是會感染並遺傳的，政治受難者的下一代都知道，「不是父親的錯，不是母親的錯。」但他們不明白，為什麼這一切都要由下一代來承擔？自己的情緒又該往哪裡尋找出口？白色恐怖更讓社會大眾普遍對公共議題冷感，政治能不碰就不碰。
復原的長路漫漫
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在《創傷與復原》（Trauma and Recovery）指出：「一旦大眾承認某人確實受到傷害，社群就必須採取行動，追究造成傷害的責任歸屬，並彌補傷害。社會的肯定與彌補是必要的，如此才能重建倖存者對秩序與正義的信心。」解嚴後的台灣，作為「民主跳級生」，經歷二次政權和平轉移，不過，從二二八屠殺到白色恐怖的歷史真相，仍舊處於眾說紛紜中。這連帶使得社會的集體療癒之途艱難重重。如同政治創傷不可能脫離時代處境，醫治也不能。而當社群集體不願意面對過去、追求轉型正義，個人的創傷乃至社會關係的裂痕，便無法癒合。
上一代沒有解決的結構性暴力與歷史創傷，重覆地以不同面貌出現在後來的運動中。2014年，一位參與太陽花運動的示威者這樣形容：「行政院上千名沒有抗爭經驗的民眾，經歷了近年來警方最為強硬的驅離行動，許多民眾被毆打、拉扯、推擠，甚至受到鎮暴水車水柱衝擊，抗議者撫面痛哭或血流滿面。」2015年爆發以高中生為主的反課綱運動，三大訴求「撤回新課綱、課綱多元專業、程序公開透明」，因教育部長的行政處置不明快，導致強行翻牆闖入教育部的林冠華被同伴懷疑是「抓耙子」，遭氣急敗壞的父母責罵後，在家中燒炭身亡。
這些過去的事，聽起來似乎跟現在香港的情況很像，但其實吳介民在比較台港二地的政治運動時，就已經指出其中的不同：「自我懷疑與運動傷害，台灣一樣面臨，但台灣比較幸運，沒有釀成失敗主義的低氣壓。」這當然部分源自地緣政治及國內民主化進程上，台港的結構性根本差異；但不容忽略的是，面對「在大環境沒有劇烈改變下，個人乃至於社會群體可以如何採取改革行動？」台灣的民間力量採取了積極應對的措施。
在運動中得醫治
現為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生，選擇在7月1日立法會脫下口罩的梁繼平，在〈立場新聞〉「反送中的中場反思」座談中，引用吳叡人的話：「政治運動傷害只能回到運動中得到醫治。」怎樣回到運動中得到醫治？2007年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成立，並向德國與南非借鏡，多次舉辦相關的研討會，希望可以「讓歷史正義得以伸張，民主價值可以更為穩固」。2016年台灣人權促進會更結合輔仁大學心理學系，舉辦「政治暴力創傷心理療癒研討工作坊」，邀請法國普利摩．列維中心（Centre Primo Levi）的實務工作者，探討「尋求轉型正義的社會，如何面對橫跨幾個世代的創傷傳承現象，並察覺歷史創傷延續、潛藏在當前文化社會中的各種形式？」的課題。2018年行政院終於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開始整理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等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效法德國，籌設「政治創傷療癒中心」。
然而，政府能夠負擔投注的心理諮商資源畢竟有限；另一方面，政治創傷的治癒往往還涉及集體心理的面向，必須要從根本改變社會結構與大眾思維。這與艾克索．霍內特（Axel Honneth）在《為認同與接納奮鬥：社會衝突的道德語法》（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Social Conflicts）的主張不謀而合——「受壓迫的主體必須獲得主體、法律、社會三重層次的認同與接納，才能真正完全復原。」恰好恰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也同樣強調醫治與復合的修復式正義，台灣遂多次邀請屠圖主教（Desmond Tutu）及本身是政治暗殺受害人的南非大法官雅比．撒克思（Albie Sachs）來訪交流。
關心醫治與復和的正義
「為什麼修復式正義是正義？」「修復式正義如何具有修復個人及社會集體政治創傷的作用？」這是修復式正義2009年引進台灣後，不時遭遇的質疑。修復式正義源自於1970年代後對傳統應報式司法的批判，例如：1.無法讓政治受害者說出他們的完整遭遇，進而獲得賠償。2.經常被迫與無法指控的加害者作政治協商。3.對犯行的理解往往需要更多與細緻的呈現，無法單單以法庭宣判來確認。4.應報式司法往往假定了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這經常是軍事強權所主導，所以司法經常被變相利用，作為針對敵對一方的政治動員，以致進一步引發暴力衝突。
過去常以為，對於後衝突、高度分裂的社會，要和平就得犧牲正義，二者不能兼得，但這是虛假的二分法。關鍵在於正義到底如何被理解與落實。修復式正義主張，犯罪往往起源於加害者之於受害人，乃至於所處社群間的衝突，其結果是個人的損害與社會信任、和平及團結的關係破裂，因而主張司法偵查及審訊的過程理應讓所有涉利者（stakeholders）有機會共同面對犯罪的肇因，除要求受刑人負起責任補償，讓關係得以修補外，更進而達到預防犯罪再發生。
在實務上，南非真相調查委員會是這樣操作：真相調查委員會的列車藉下鄉舉辦公聽會，讓受害者與加害者乃至於社群可以共同討論衝突的議題。一方面，被害者可以當面質問加害者，敘述自己受苦的遭遇，贏得社群的支持與幫助；另一方面，加害者唯有誠實自白一切真相，方可獲得特赦，加害者不得不面對個人及社群道德良心的譴責，藉由社會的羞恥與復歸儀式（rites or ceremonies of re-integrative shaming），讓正義得以在所有涉利者都參與討論的過程中，獲得伸張；同時，結構性不義的集體責任，亦需要所有社群成員一同承擔並反省。
用有「修復式正義祖師爺」之稱的霍華．哲（Howard Zehr）的話來說：「刑罰伴隨著契約的更新。這意味著刑罰仍可以被視為是公正的、應得的。但它同時是開放的，讓最終的復合與修復是可能的，而不是永遠的異化。」
紅色勢力對教會的滲透
修復式正義是否可成為解決香港火車對撞僵局的一道解方？的確有可能。修復式正義原本就源自基督教門諾會的和平主義傳統，香港基督宗教人口佔總人口數的四分之一，教會在政治決策上慣常有一定的影響力。然而，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院長邢福增早先研究中國在香港的銳實力時，便指出：在九七之後，宗教作為立法會選舉「功能組別」的一環，早已被紅色力量入侵。聖公會教省主教長鄺保羅，同時身兼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多位牧者與中國官方組織宗教局關係良好，而不少教會的宣教交流活動更疑似接受過某種利益輸送。
在反送中運動中，一些教會因被教育局關切，無法開放教堂讓示威者進入避難或休息。多位牧者不是迴避表態，便是在關心政局上進退失據。或是如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抹黑抗爭青年，說他們「被煽動、遭利用」；或是像播道神學院院董呂元信，對內恐嚇反送中信徒「反政府就是反對神」；或是像浸信會、播道會和宣道會三宗15位教會代表，在全國政協委員容永祺安排下，未經教派正當程序授權，便與林鄭特首舉行閉門會議，被批判是「偏幫政府」。凡此種種，已引起信徒的普遍不滿。從「香港教會青年／青少年基督徒對『反送中』事件的看法」調查結果顯示，青年人普遍批評教會教導不足，認為教會對警察暴力應該發聲，希望教會可以與港人同行、一同對抗不公義的香港政權。
再加上同為基督信徒的林鄭特首不願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警察違反國際人道標準，暴力執法的現況持續，不禁令人擔憂，目前檯面上人士所講的「復和調解平台」是否會淪為不要真相和正義，縱容結構暴力根深蒂固，粉飾太平的作法？
小結
約罕．梅茲（Johann Baptist Metz）說得好：「受苦的記憶總是能力抗當代權力政治的犬儒主義」。但不單是記憶而已！基督徒相信，轉化的契機來自上帝，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祂一肩承擔我們（作為加害者）的罪孽與（身為受害者）痛苦，舊的得以成為過去，一切都成為新的；這並不是廉價的恩典，是要用盡力氣在社會政治上追求體制轉型與關係修復，才得以實現。過去，要處理了，才能真正放下。
附註：
1. 我要真攬炒意思是不惜玉石俱焚、同歸於盡、兩敗俱傷。
2. DQ（Disqualification）意思是被香港特區政府取消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