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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約聖經裡有兩卷歷史書，書名皆是以女子命名，一個是從異國嫁到本族的路得記(以偤太人本位思考的話)，另一個則是本族嫁給他國國王的以斯帖記。這兩卷歷史書各有其功能，例如路得記說明了路得的行動在上帝的眷顧下，確立了大衛王朝的出現；而以斯帖記則記述了被擄至他國的偤太人，在以斯帖的行動裡得以壯大繁盛。
完美結局裡的沉默無言
路得記與以斯帖記的最後一章，都有普天同慶的完美結局。波阿斯順利娶了路得，並且生了一個兒子；末底改則藉著以斯帖的身份及行動，掌握大權殺滅了仇敵，並為偤太民族謀求幸福。這是偤太民族的幸福故事，不論遙遠在波斯帝國還是本國的伯利恆小城，但這樣的幸福故事是以男性為主體的敍事方法，更精確來說，是以偤太人中的男性為重心的視角。在這個完美結局裡沉默的，不僅是被視為非我族類的異族人（摩押人或亞甲人），另一個沉默的族群便是女性，即便是偤太人的女性也一樣。
路得記裡的伯利恆婦女以及獲得一個孩子的拿娥米（路4:17）或許也是在完美結局一起歡慶著，但對路得而言，所生的兒子俄備得在偤太民族的本位思考裡，可能一輩子都無法習得母親的語言，甚至可能被剝奪照顧權（路4:6）。至於以斯帖皇后的地位，同樣必須仰賴亞哈隨魯王以及末底改兩位男性。換言之，路得記與以斯帖記的讀者若不是偤太族群的男性，便會讀出這樣的結論：「族群正統」以及「性別正確」是擁有資源掌握權力的基本要件。
檢視宰制結構後的族群自覺
即便身為主後二千年的台灣基督徒讀者，在閱讀路得記及以斯帖記這樣的歷史書，仍舊難以產生族群意識，而不自覺地認同以男性或族群本位的君尊結構（kyriarchy），因而將故事中的悲劇視為上帝的心意。例如當以斯帖向亞哈隨魯王要求重覆屠殺亞甲族人，包括其中的婦女及兒童（帖8:11、9:13）；又或是在路得記裡的最後一幕，兩個寡婦對自己的前途無能為力，只能由眾多男人在城門口的會議來決定。
這裡並非要討論聖經經文的時代文化背景所產生的問題，而是如女性神學家費蘭札（Elis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要求聖經詮釋必須不斷檢視經文當中的宰制結構權力關係，也唯有如此檢視，才有辦法看見被壓迫者，產生自覺意識。檢視宰制結構裡的權力關係，則壓迫者建立的君尊結構將一覽無遺，而各族群的自我意識才有萌芽的可能，進而帶出上帝的心意所運動的方向，解放所有被捆綁的個人、性別與族群。
路得的異鄉人生
當我們走進費蘭札的理解，開始有觀看的能力時，我們就能看懂路得記裡的各種價值。首先是路得記，在路得嫁給波阿斯之後，便是以一位身在伯利恆的外籍配偶(外籍配偶是中性用語，但台灣的外籍配偶以女性居多，因而更常被稱為外籍新娘。晚近開始有團體推動防歧視用詞：「新移民女性」用以替代「外籍新娘」)的身份，努力學習不熟悉的文化、語言與信仰，如同每一位新移民女性因為婚姻的緣故，來到異鄉展開新的人生旅程。事實上，若我們仔細閱讀路得記，便能發現路得記和在台灣許多的異國婚姻一樣，路得和波阿斯的結合無關愛情，而是為了兩個寡婦的生存。
什麼樣的社會、文化，會讓兩個女性無法順利工作養活自己，而必須依賴這個社會擁有大量資源的男性，甚至必須以生育作為報答，肯定上帝的看顧?若我們再換個角度思考，當路得和俄珥巴向拿娥米提出共同生活的意願時，拿娥米的回答直接指出所處文化中的巨大君尊結構：若女人要能安全地存活在社會裡，必須要有父親、丈夫及兒子等男性，才能保障其生存權益。
那麼，在台灣的路得們，處境是否比幾千年前的路得改善許多呢?導演楊力州曾在其作品《拔一條河》裡有這樣一個片段：兩個台灣男性在討論外籍婚姻帶來的好處，最後的對話以玩笑的方式說希望能多娶幾個外籍配偶來增加生產力。台灣社會的新移民女性婚姻，或許比起嫁給大財主波阿斯的路得而言，似乎多了更友善的關注及法令的保障。但女性若繼續作為廉價的生產工具，不論是家務或是勞動工作都無法以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國內生產總值)呈現，因為女性的市場價值（market value）常常隱沒在這個社會以男性為主體的君尊結構之中。
以斯帖的政治婚姻
以斯帖記的一開始，便是亞哈隨魯王展示其統治能力一百八十天的國力嘉年華，而以斯帖記第一個戲劇性的張力，則是在嘉年華後的設宴。亞哈隨魯王為書珊城裡無論尊貴貧賤的百姓在御花園裡擺設宴席，而王后瓦實提卻也同樣在王宮裡為婦女設宴，這兩場宴席是第一場政治角力，對立族群為男性與女性。我們可以說瓦實提是一位女性意識的覺醒者，因為當亞哈隨魯王要求王后瓦實提離開女性的宴席，作為亞哈隨魯王國力的最後一個成品「女性的美貌」前來男性的宴席展示，卻遭到瓦實提的拒絕。
瓦實提的拒絕，不僅是女性拒絕男性的要求，更是拒絕波斯社會文化的君尊結構。這樣的拒絕讓亞哈隨魯王及朝中坐高位的大臣心底明白，將會引起君尊結構的瓦解，讓丈夫無法繼續統治妻子、男性無法繼續宰治女性，甚至會撼動帝國的根基。這是以斯帖記第一場衝突，之後也帶出了新的族群衝突，即亞甲人與偤太人之間的仇恨。而以斯帖與亞哈隨魯王的婚姻便是在這兩場衝突中的轉折處，「不為自己求」的以斯帖順利取代「拒絕王命」的瓦實提，顯示這場性別的戰役由男性勝出；下一場「亞甲人」與「偤太人」的戰役，則是同樣持續建立在作為男性附屬品以斯帖的身份上。
連續的悲劇與慘案構成了「她們的故事」
以斯帖記有巧妙的雙層結構，第一層是展示國力與尊貴的亞哈隨魯王受挫於拒絕王命的王后瓦實提，第二層是展示榮華與被王尊大的哈曼受挫於末底改。這裡帶出的性別衝突與族群衝突的重疊處就是以斯帖。當末底改向以斯帖要求向王懇求的行動時，以斯帖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拒絕了末底改，這是以斯帖第一次「為自己求」。但末底改對以斯帖的懇求回覆：「偤太人必從別處得解脫、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滅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時，我們便能在君尊結構的覺察下再次看見性別戰役下男性族群再次戰勝的女性族群，於是失敗的以斯帖成功的設宴殺滅了哈曼及包括婦孺的亞哈族人。
以斯帖最終能夠挑起亞哈隨魯王的憤怒，是因為以斯帖要亞哈隨魯王想起財產被侵害的羞辱，因為哈曼的行動會導致王的損失（帖7:4）。王的財產第一次的損害便是瓦實提的拒絕，第二次的損害則是看見哈曼伏在以斯帖的榻上，認定哈曼在凌辱以斯帖王后(其實哈曼在求饒)。在性別戰爭勝出的亞哈隨魯王不能接受自己的財產(瓦實提或以斯帖)受到損害，否則將失去其統治的正當性，這正是以斯帖和末底改在第二場種族衝突能夠勝出的原因。
對抗君尊結構語言的新思想
當我們看見以斯帖記的最後，遍滿地面的75811具甚至包括婦女兒童的屍體時，我們不能再說以斯帖記擁有美好的結局；如同我們發現路得身處在土地附屬品的婚姻裡，甚至可能無法讓自己的孩子學習路得原屬的文化及母語，路得於是只能使用拿娥米的語言，那是一種必須服從無處不在的君尊結構的沉默語言。
我們能否想像一個社會，能夠保障路得和拿娥美這兩位寡婦的生存權及工作權；讓想念瓦實提的亞哈隨魯王（帖2:1）可以重新與瓦實提和好，不需要再去強擄處女進宮來滿足君尊結構的需要。更擴大一點去思考，便能逐漸解構帝國裡的君尊結構，不必再去認同亞哈隨魯王的偉大波斯帝國擄走各族各民到王城服役帝王（帖2:6），並能斥責惡待寡婦（路2:22）的社會文化，不再讓男性宰制女性的未來，也不再讓強大的民族去壓迫弱小的民族。於是，上帝形象所在的社會，是由不同性別及不同民族所共構的美好，是彼此共尊共和與共榮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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