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之後的政治檢控、土地掠奪、宗教壓迫
2017年3月26日林鄭月娥小圈子當選特首。之後第二日早上，三名佔中領頭人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以及六名佔中擔任領導角色人物，包括黃浩銘、陳淑莊、邵家臻等政黨領袖及現任立法會議員，接獲警方預約逮捕通知，清算他們兩年前發動的和平佔中。相比台灣蔡英文上場之後，立時撤銷太陽花學運領袖的控罪，香港的政治氣候，旋即從選舉的開明形象，直插谷底。
選舉後林鄭繼續梁振英強硬打壓本土自決派、民主自決派及社會運動的路線，翻過來看「梁振英路線」是得到中央認同的。林鄭將會延續其專制路線繼續對言論、新聞、示威自由收緊，而且陸續對非建制派中的反對陣營進行政治檢控，打擊公民社會的抵抗力量。
政治只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比政治更為核心是土地掠奪。土地將繼續被政府以擬似合法手段轉移資產，從弱勢的村民、老人院舍、老舊區域、政府官地甚至是郊野公園，以發展之名轉移予各種紅色資本。立法會財政事務委員會已經審議涉及124億的基本工程儲備撥款申請。通過綑綁式撥款，將涉及土地開發爭議粗暴通過，例如備受爭議的橫洲、古洞北新發展區等等，可以看到香港土地轉移加速。
大量市民將因著土地發展之名而失去多年植根的家園；而香港近十年的市民重建出來都是建豪宅，不會開發為公共屋邨。豪宅只適合供中國富二代、官二代、地方貪官作小金庫，少數既得利益者在炒賣中從中取利，然而此等樓價完全脫離一般香港市民的收入狀況。台灣或有政策區隔，香港則因不民主的政制令立法會無力守護防火牆以阻止政府完全為北京利用，於是民生問題持續嚴峻，土地房屋、基建工程、公共交通設施、醫院床位、大學中學學位、食水、食品安全等等市民日常所需的都「中國化」，錢向大陸流，香港的貧富懸殊已是發展地區之首，堅尼系數0.537(2011年窮人數目達到123萬)，兒童跨代貧窮、青年無力置業成家、老人退休無法享有退休保障，基層市民繼續流離失所。
文化方面，林鄭參與時的政綱出現宗教事務小組，引起宗教界的反彈。溫和親建制的天主教會及普遍基督教會發言反對，憂慮將大陸「統戰部」一套搬來香港，支持的是聖公會的管浩鳴。殖民時期香港聖公會支持政府，再殖民時期雖然殖民者改變了，但其殖民奴性不變，現在改投向中共及港共，政府立時委任管浩鳴進入公民事務委員會。
過去公民事務委員會主要推動社會的人權、公民教育、反歧視等等普世價值，然而國民教育之後的公民事務委員會一再將支持自由民主的委員撤出。過去此委員會曾經委派反對性小眾權益的明光社進行人權教育師資培訓，現在再委任支持具有統戰意味的宗教事務小組成員進入公民事務委員會，政府對宗教操控意向更加清晰明顯。
這邊廂我們一再獲悉中國拆十字架、拆教堂、收地殺人；最近更加有安檢人員強制進入教堂安裝攝錄機，監控完全白熱化。那邊廂「宗教領袖」遭受行政吸納進入建制平步青雲。香港會否出現相類似中國內地的狀況？情況相當憂慮。
選舉之前反對派的分進合擊及瓦解
回望特首選舉之前一段時期，有助理解現時的公民社會概況。
雨傘運動之後比較清晰的自由民主的力量分為本土自決派、民主自決派及民主派三大板塊，他們分別在當屆區議會、立法會選舉中得到相當議席。
「300 」是針對特首選舉的選舉委員會鬆散的聯盟。以前非建制派只有百多席，無法發生影響選舉結果的實質作用。非建制陣營只能以150席提名一位泛民候選人來「參選」，以帶出非民主模式選出的領袖如何不堪，及引起更多公眾關注。
雨傘運動之後的選舉委員會選戰大有進賬，除了過去常勝的功能組別如教育界、社工界、法律界，其他界別例如規劃、藝術等等都有挑戰建制派的候選人，而且得票率大幅提升至多於300席。
勝利的關鍵因素除了因為雨傘運動，還有選舉的口號ABC（Anyone But CY, 除掉梁振英），那是很有號召力的口號，因為即使是溫和建制派，也不能再忍受梁振英繼續統治下去。
ABC策略是將梁振英的路線和梁振英特首的分別混同了。於是梁振英在選委投票前六天宣佈不連任，是很有殺傷力的反制策略，令ABC陣營失去焦點。同時新候選人的出現，進一步分化反抗力量。
隨後出現的三位候選人都有不同程度保守性，他們都接受831框架為前提（就是沒有普選了），23條不能反對。但是在「大和解」主旋律之下三個候選人都對反對力量有不同程度的吸納：形象中性有原則的前大法官胡國興雖然對非建制派而言有點陌生，他提出基本法22條不能讓中央干預香港內政必須本地立法，是政治亂局的一道清泉。
胡官開頭炮吸引了大家重視這個假選舉，第二個候選人林鄭是延續梁振英路線，代理人如政府官員或諮詢架構那些人可能會換，例如教育局長吳克儉，但路線延續，其既得利益網絡繼續。這樣只會令反對力量提出ABCarrie（不要林鄭）；於是出現第三位候選人曾俊華。「薯片叔叔」親民形象深入民心，網絡宣傳開明又幽默，吸引溫和民主派以「與民休息」的口號去支持；薯粉（支持的曾俊華的粉絲）隨著300 連結立法會區議員、區議員、功能組别等等，獨立性已經不強的香港媒體輿論很快落入這個取向。
就此反對陣營不單被三人吸引，雨傘運動之後的大覺醒大團結忽然瓦解，甚至立時彼此攻奸，這是大家事前不知道要準備、事後也不懂回應的。這兩個月選情就好像在看到此三人擬真實假的政綱和選舉策略討論，假選舉不單當真選舉去討論，而且民間互相攻擊的力度，比真選舉更甚。
事實上大家非常清楚，中聯辦能夠控制的遠遠多於601票，即是無論非建制派的策略是支持後來沒有出選的梁國雄、胡國興甚至民望超高的曾俊華，加起來的票也不可能令林鄭落選。然而爭取民主的非建制派及市民，仍然相信會有奇蹟出現。於是民主自決派清楚講出要有原則，要以白票突出小圈子選舉的醜惡，立時成為薯粉（相對原則派成為策略派）的攻擊對象。
激進本土當然有更直接的打壓。三位行動者被政治檢控暴動罪成坐監判三年，威嚇激進本土派遠走出國。民主自決在選舉中變成原則派，與策略派分裂，兩邊勢成水火，選舉後到現在仍在罵。
政府面對這個有利的局面，自然選擇繼續DQ（罷免）民主自決派；再加上早前被DQ的本土自決派議員的二席懸空，非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數目只會愈來愈少，政府又再拖延重選至年尾，讓既得利益永續的議案在立法會更易通過。
基督教選委的策略與原則，錯失了的教會民主化機遇
事至如此，基督教選委的選舉爭議必須進行仔細的政治分析。300 現象正肯定了我在年前預視的，具民主自由意向的市民，會在教會這一塊盡力搶攤，在雨傘運動之後，他們已表達出極強的參政意欲。其實只要順著民意，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必須進行更全面徹底的教內民主教育，而當時願意承擔公開票站或堂會票站的堂會數目，必定有所增加；過去投票人數不足二萬（香港有基督徒三十五萬），亦應該會因著雨傘基督徒而推高，以至支持自由民主的基督徒可以全取十席，成為300 裏面一支旗幟鮮明的基督教隊伍。
不幸是教會內竟然出現一批對政治毫無概念，但卻主導政治論述的神學院教師，在不恰當的政治時機，提出不恰當的主張，以拒絕參與小圈子的反動說法，令至在去年七月，基督教協進會（聖公會有頗大的勢力）可以乘勢改動該十席之產生方式，從過去行之有效行禮如儀的選舉模式，轉為具有篩選安排的抽籤。由於有四分一的抽籤機率落在宗派代表，四分一又去了機構，四分一又去了堂會，令十席本應全取的比例大幅下降。而更重要的是，原本可以在教會之間進行民主教育，民主化，在教會以民主程序產生政治領袖的模式，在今屆泡湯。
值得深思的是，帶領這一個引致教內民主化的機遇喪失的，竟然有著領導著老牌基督教民主運動機構的核心成員。而時至今日，該機構因著屢次政治判斷的失誤，與群眾嚴重脫節，近日宣佈關門大吉。
宗派熱熾回應人大釋法：領袖與平信徒的張力
在特首選舉這段時間，香港教會出現兩個相關現象。第一個是那些跟著雨傘運動走出來的信徒，並沒有轉到老牌基督教政治／社會運動的組織裏面。
筆者親身接觸到的朋友中，發現不少於五間500人左右的教會，曾因著雨傘運動，引起有兩成至三分之一人，主要是青年人，因著教會的政見而離開。某些離開更是早於釋法的聯署事件。所以雨傘運動或者今次的特首選舉，持續引發信徒的政治醒覺，對抗政治（對教會）的蒙昩。
第二個現象是他們在人大釋法後，運用他們的宗教資源，去做了一次香港開埠以來從來未出現過的政治神學表態。事件經過是，由於有議員在宣誓就職時拒絕向中共效忠，相反帶出港獨的訊息，香港政府在行政上拒絕接納他們的宣誓，使得他們不能開展議員職務。隨後在法律訴訟當中，因著中央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進行釋法（「人大釋法」），而香港的法庭又為了避免引起憲制危機，而順著人大釋法的意旨，判決要DQ兩位議員。梁振英政府更希望一舉DQ 民主自決派幾位議員，及社會運動精神領袖梁國雄議員。
當大家都等待人大釋法結果的時候，首先是中華基督教會神學牧職部發出反對的聯署聲明，隨後是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牧師部作出同樣的呼籲，之後是一群信義會信徒、一群聖公會信徒、一群浸信會信徒，而更令人驚訝的是一群平安福音堂的信徒，都出了聯署聲明。台灣讀者或許知道，平安福音堂在香港算是基要派的核心，撤底信奉「政教分離」原則，他們甚至連性傾向歧視立法也未必肯出來公開反對。
當大家正在欣賞激讚這班信徒，創意地採用其宗派身份去進行這一種劃時代的抗命行動，平安福音堂、浸信會的官方機構就發出聲明（信義會則有內部傳訊），指那是只是部份信徒的意見，不代表宗派本身。
這一股在堂會外、在宗派中的信徒力量不少，當中部份人參與在比較溫和的「2017特首選舉民間全民投票計劃」、獨立的基督教媒體、自發組織的街站，以及為數不多的獨立小教會群體，相信大部份雨傘基督徒，還在「沉默」中探索前路。
面對滅聲（Silence），誰來領導基督徒民主運動？
回顧過去，我們發現香港教會在民主運動上，對形勢判斷一再犯錯，亦屢次作出錯誤的政治神學反思：當信徒已經具有充足的社會參與經驗時，神學教師仍然在討論「政教分離」；當有基督教社會領袖提出非暴力抗爭時，他們就去討論「非暴力也是一種暴力」；當基督教選委應該以民主選舉的方式進行教內民主化時，他們就去站在道德高地，說要原則而不是策略。這種完全反動的政治判斷，令基督教在整個爭取民主的過程中，成為反見證。
雨傘運動之後，由基督徒領袖黃之鋒發起的「學民思潮」轉型成為政黨「香港眾志」，希望以二次前途問題（1997年是第一次前途問題，以中共提出50年不變的「一國兩制」承諾解決，在2047年就是政權移交50年期滿，當期時香港的政治安排如何？於是有了第二次前途問題），凝聚雨傘運動之後的分化的社會。可惜卻因特首選舉前後的政治變動，社會至今鮮有認真討論及培育強而有力的公民社會去回應。
在個人層面，民主文化必須輔以能夠處理多元衝突的個體溝通習性。早在佔領運動尾聲時，堂會已經為著「民攻打民」進行和解的呼籲。無奈在長期害怕政治以及反智文化主導多時的信仰群體談復和，就像中共打出「和諧社會」配以軍警打壓異己一樣荒謬。所以香港教會必須引入非暴力溝通，以及制度性處理差異的商討文化，學習以調解而不是漠視、對立、杯葛、排除、消滅來處理內部差異。
靈性方面，在2008年反高鐵一役，香港的八十後青年在抗爭失敗之後有一股轉向佛教的潮流。同樣，在有更廣泛參與的雨傘運動之後，某些運動的領袖看到靈性是令社會運動者能夠在各種張力中保持清醒，在具體的抗爭行動中保持情緒冷靜，在面對失敗更有內在力量的重要泉源。我們看不到基督教內有好像佛教的復興及深化的靈性運動。
香港信徒向來注重聖經，亦尊重查考聖經得出的生活原則。在特首選舉之後，信徒對於教會由上而下、教義式的查經已經表現出極大的厭倦。相反，視新約聖經為耶穌運動及早期教會群體抵抗羅馬帝國的抗爭歷史，成為某些雨傘基督徒的重讀聖經的方向。
執筆時剛巧是香港電影金像獎。近年港產片以抗共形式發聲。繼去年中國禁播的《十年》，今年的《樹大招風》得到最佳電影等多個獎項。一位朋友的面書分享，提及電影是由前輩帶引新一代青年經過兩年時間導演而成，有感而發「是時候要改為比拼作育英才的能力」。同樣近年香港的體育亦在世界賽事中屢放異彩。「夜愈暗，星愈亮」。我們正在經歷黑暗，但是我們必須如星發亮，才不致被黑暗沒頂。
最後我想提出兩項事工，希望追尋卓越可以令我們保持發光發亮。
首先是探監事工，由於政治檢控已經成為日常，我們更加明白為何主耶穌及他的門徒全部都曾經被囚，又為何馬太福音25章會叫我們去探監。當然今次不同過去福音派常用的監獄牧養的概念，因為今次我們會發現，被我們探訪的，比我們更有義。
第二項事工是夢想。我們要為青年人織夢，甚至是運用教會資源去令他們的夢想可以成真。當政治之路看來已經關上，當社會只談買樓「做好呢份工」，我們的青年人應該保持生活有盼望，並為下一屆特首選舉舖路，使所有堂會都是公開票站，人人都有能力為前途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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