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大專聖經研究班曾以「給邊緣人的福音書」這主題來研究路加，這對路加福音來說是非常適切的觀點，同時對臺灣現況和教會使命也有深度的反省。不過，當時的帶領者和學生卻未必意識到「邊緣」或「邊緣人」一詞是後殖民論述的三大要角之一霍米巴巴（Homi K.Bhabha）首要關注的重點。霍米巴巴出生於印度孟買的祆教家庭，這個少數族裔的邊緣身份讓他「拼命地要以一種無法企及的同質化的、整合的方式變成『印度人』」卻不成功」，這個出身背景也使得他更關心「邊緣」、「他者」、「混雜性」等議題，發展出後殖民論述的重要理論。

台灣及亞洲大部分國家都經歷被殖民的經驗，同時，今日又再經歷不同型態的殖民。不論這種「二度殖民」是外部殖民（external colonization） 或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zation），或兩者的結合，後殖民卻是台灣今日活生生的經驗。因此，在此時此地省思後殖民的議題是有其切身的必要性。本文試著引導讀者從後殖民批判的角度來詮釋路加福音。先簡單介紹後殖民的論述和方法。

※什麼是後殖民論述？

在二戰之後，被殖民地紛紛獨立，政治上取得形式上的國家主權，卻無法擺脫原宗主國在政治、經濟上的制約和操控，而處於半殖民狀態，實質的主權並未完全擁有。這就是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在拉丁美洲所發展的「依附理論」或稱為「新帝國主義」理論。以此來突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持續的經濟剝削關係。後殖民主義是在上述的批判邏輯上發展的論述，主要關注的是西方與非西方國家間的文化關係；也就是文化霸權的問題。文化霸權理論乃是義大利新馬克斯主義大師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在獄中所提出的哲學和社會學理論。這理論被運用在非西方國家對西方中心的本質主義的批判。

在後殖民研究中，有三位代表性人物：薩伊德（Edward Said），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和霍米巴巴 （Homi K. Bhabha）。三人皆受到法國後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以薩伊德來說，就相當受傅柯（Michel Faucault）啟發。

薩伊德1935年出生於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17歲時移民美國，在普林斯頓和哈佛大學完成學習，1964之後於哥倫比亞大學擔任教職。1978年，他發表影響深遠的著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此書被認為是開啟後殖民論述的代表作，結合傅柯的後結構主義和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理論對西方中心的本質主義提出強烈批判。書中強調三點：（1） 「東方主義」主要是指一套西方人所建構的關於東方的認知與話語系統。他指出由歐洲所建構的「東方主義」這套話語系統中，東方被置於西方文化的權力話語之下，換言之，東方在「東方主義」的話語—權力網絡中被「他者」化了。這個「東方」並不是對一個地理區域的文化及歷史的真實表述；而是西方為本位，「被東方化的東方」（the Orientalized Orient） 系統性的、微妙而持久的偏見。薩伊德認為，西方文化中對中東和東方長期錯誤和浪漫化的印象為歐美國家的殖民主義提供了藉口。（2） 權力操作和權力實踐－西方知識與權力的核心創造出「東方」，並且在某種意義上刪去他（們）是「人」的事實。這種話語的基本操作模式是一種權力操作和實踐。（3） 西方將自己的文化視為是歷史發展下最完美、最成熟的結果，並建構一整套的二元對立模式：東方主義視野中的東方總是那落後原始、荒誕無稽、神秘奇詭，而西方則是理性、進步、科學、文明的象徵。總言之，整個西方學界的東方研究，是奠基於帝國主義及種族主義份子對於中東和東方的迷思。

這套研究途徑顛覆西方學界一直引以為傲的立論基礎──啟蒙運動，並引起極大的震撼和討論，他是備受爭議的美國學院派學者。他的這套研究途徑後來被泛稱作「後殖民理論」，被認為是後殖民批評的「奠基之作」，透過它，「邊緣性」本身在西方學術界獲得了一個學術地位，並開展了其他學者，如：史碧娃克、霍米巴巴、蘇基爾（R. S. Sugirtharajah）等進一步的論述。

※後殖民的聖經詮釋 

從主前720年北以色列亡國到耶穌的時代，猶太人已經歷五個時期的外來殖民統治（亞述、巴比倫、波斯、希臘帝國、羅馬帝國）。耶穌說的母語是亞蘭語，但福音書的文字卻是希臘文。（註[1]）新約聖經使用希臘文本身就是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被希臘化的結果。

路加福音關於耶穌出生的記載（註[2]），我們過去可能有不同的解讀，但從後殖民的角度來看時，我們會發現：「那時候，羅馬皇帝奧古斯都頒佈命令，要羅馬帝國的人民都辦理戶口登記。這頭一次的戶口登記是在居里扭任敘利亞總督的時候。」羅馬皇帝所命令的「戶口普查」，乃是抽稅的依據，是帝國勢力的展現。這段記載讓我們敏感到一個殘酷的事實：「耶穌生而為羅馬帝國的被殖民者。」這就是從後殖民角度解讀路加福音時的新發現。

路加對當時的弱勢群體的關注，不論是種族、階級、性別，及社會、宗教上的邊緣人，他都以細膩、悲憫的心來關懷。作者開宗明義的以耶穌公開傳道時所引以賽亞的話說：「主的靈臨到我，因為他膏立我，揀選我，要我向貧窮人傳福音。他差遣我宣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光明；受欺壓的，得自由；並宣告主拯救他子民的恩年。」（路四:18-19）來闡明耶穌彌賽亞的角色和使命。

誰是邊緣人？以簡單的分類如下：1.性別上——女性，特別是寡婦；2.種族上——外邦人，撒瑪利亞人；3.階級上——窮人，如：佃農、小農、牧羊人……等；4.社會上——痲瘋病人、患血漏的婦女、稅吏；5.宗教上——罪人、痲瘋病人。

在跟隨耶穌的民眾中有許多是被宗教和社會疏離的人。他們包含罪人、稅吏和病人…等，罪人並不一定是犯了甚麼罪，而是指從事勞力、低階職業，安息日不能停止工作者，如：船夫、牧羊人；經手不潔之物的人，如：硝皮匠、屠夫；窮苦未受教育者；得不潔之病的痲瘋病、血漏症人…等。稅吏在經濟上富裕，但受一般民眾排斥，被民族主義者敵視為「羅馬的走狗」，也受宗教領袖、地主和商人擯棄。在種族上，撒瑪利亞人長期被猶太人歧視、敵對，是種族中心主義下明顯的邊緣人。

※後殖民詮釋之一：犯罪婦人獻香膏的故事（路加七：36-50）

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吃飯，耶穌就到他家裏赴席。當地有一個女人，一向過著罪惡的生活。她聽說耶穌在那法利賽人家裏吃飯，就帶了一個盛滿著香油膏的玉瓶來。她在耶穌背後，挨著他的腳哭。她的眼淚滴濕了耶穌的腳，就用自己的頭髮擦乾，並用嘴親吻，然後把香油膏抹上。請耶穌吃飯的那個法利賽人看見了，心裏想：「這人若真的是先知，他應該知道摸他的是怎樣的一個女人；她是有罪的人！」耶穌就對他說：「西門，我有句話跟你說。」西門回答：「老師請說。」耶穌說：「有兩個人同欠一個債主的債，一個欠五百塊銀圓，另一個欠五十塊銀圓。兩個人都無力償還，債主就把他們的債都取消了。你想，他們哪一個會更愛他呢？」西門回答：「我想是那個獲得較多寬免的。」耶穌說：「你說得對。」

於是他轉向那女人，對西門說：「你看見這個女人嗎？我來到你家，你沒有給我水洗腳，她卻用眼淚洗我的腳，並且用她的頭髮擦乾。你沒有用接吻禮歡迎我，但是她從我進來就不停地親我的腳。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她卻用香油膏抹我的腳。我告訴你，她所表示深厚的愛證明了她許許多多的罪都已經蒙赦免。那少得赦免的，所表示的愛也少。」耶穌就對那女人說：「你的罪都蒙赦免了。」於是同席的人心裏想：「這個人是誰？居然赦免人的罪！」耶穌對那女人說：「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

故事一開始，法利賽人西門請耶穌吃飯，但西門為照猶太人的待客之道－給客人水洗腳、以接吻禮歡迎－對待，耶穌只好「客隨主便」（七：44~46）。席間突然進來的婦女，她是被認定的「罪人」，但她卑微、真誠的行為，卻得到耶穌最大的讚譽，罪得赦免，領受救恩及平安（七：48~50）。

法利賽人西門，是有名字、具社會及宗教崇高地位的男性，是家庭的光榮；反之，這位婦女，無名無姓，她是被社會認定的罪人，她是社會的恥辱。一位帶著恥辱的婦女，現在要進入一個知名的、知識階級的家；性別、階級、宗教、榮辱的高牆矗立在她前面，她卻突破重重的、有形無形的高牆進到法利賽人的家。她以最卑微的姿勢，用最寶貴的淚水、頭髮、親吻、和香油，去滴濕、擦乾、膏抹耶穌的腳。這些都是讓人心動的行動；卻引起西門強烈的反感，以及對耶穌先知身份的質疑。耶穌在說完比喻後，以強烈對比指出兩人的差異：

 耶穌說得幾乎讓西門喘不過氣來，卻一步一步的釋放被當時社會綑綁的女人。

女性神學的聖經學者德蕾莎‧亨絲碧（Teresa Hornsby）發現「罪人」有兩個基本的言外之意：一是社會的異常行為，一是不完美。而在亞理斯多德的觀念中男性是理想的，因此，女性可能天生被視為「罪人」。換言之，她之所以被認定為罪人，未必是因為犯罪，而是因為她的性別－女人；故事中的女人「沒有聲音」。

1988年史碧娃克（Gayatri C. Spivak） 從第三世界婦女的角度發表了＜賤民能否發言？＞‘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她條分縷析指出印度「賤民」在殖民統治的多重壓迫關係下，他/她們成了「被消音」的一群。

故事中的女人從頭到尾都沒有聲音，她是「被消音」的婦女，在宗教、社會、文化、及父權的壓迫結構下被禁聲。七：44有一個重要轉折：「耶穌轉向那女人」，耶穌與她站在同一陣線，以「口述」重述她的行動。這女人成為耶穌口述的主體，耶穌在挑戰法利賽人西門所代表的壓迫結構中，不單賦予她能力（empower），也一步一步的建構這女人的主體性。因此，「耶穌的言說」成為「她的聲音」。

這女人從社會極度邊緣的角色，一躍成為故事的核心，也把整個故事的核心：上帝關懷邊緣人的神學呈現出來。這故事顛覆了傳統的尊卑、階級和宗教社會的壓迫結構，轉而以心靈的渴慕、尋求釋放的摯愛行動來瓦解那高聳的隔離之牆。她這位不速之客在一個高高在上的西門家裡，不但以愛的行動感動耶穌，也因為耶穌的言說，她被上帝的愛擁抱，經歷了上帝「奇妙的心靈饗宴」，找回她的「主體性」，就是「上帝的形象」。

※後殖民詮釋之二：馬大與馬利亞的故事（路加10：38-42）

馬大與馬利亞是教會婦女的兩種典型－傳統上尊馬利亞，貶馬大；但這段

記載卻經常被嚴重的誤解。事實上，馬大熱誠、有能力、善接待，是蒙福的女子；猶大人視接待客旅為義務和福氣，因為接待外出客旅時，就無意中接待了天使（來13. 2），這是亞拉罕的傳統。馬大也在接待客旅中接待了彌賽亞，這是極大的福氣。而馬利亞安靜、有思想、善體人心，也是蒙福的女子。

但為何耶穌強調馬利亞得到的是「上好的福氣」呢？原來猶太拉比是不收女學徒的；中國傳統也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女性長期被排除在受教育的門外；而「坐在耶穌腳前」，就是成為耶穌學生的意思。在父權社會之下，耶穌打破傳統收女學徒是一件革命性的大事，歷史上許多偉大的教育家或哲學家，如老子、孔夫子、蘇格拉底、柏拉圖、亞理斯多德都只收男性學生；而耶穌在一個父權結構的猶太社會收女性學生，這是破天荒的大事；馬利亞也冒險打破傳統男尊女卑及女性不需要受教育的束縛，走出女性的自我設限和社會界限，成為偉大拉比—耶穌的學生，企圖對知識和生命做更深的探索，這同樣是一件革命性的大事。兩個革命性的人在一起，就帶來教育和學習的釋放，也留下革命性的典範—突破傳統和父權結構，學習真理，這是「上好的福氣」的真義。

馬利亞因為渴慕學習，她就能在耶穌三次論到他的受難，跟隨耶穌三年的使徒尚在懵懵懂懂，甚至嚴重誤解時時，她卻能深切體會耶穌面對十架苦難的心境，並付諸行動。約十二：1-8提到：馬利亞打破玉瓶，將珍貴的純哪噠香膏倒在耶穌頭上。馬利亞毫不吝惜的付出，因她知道是為耶穌的受難而做的，因此耶穌以肯定的口吻向使徒們吩咐：「我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福音無論傳到什麼地方，人人都要述說她所做的事，來紀念她。」（可十四：9） 耶穌以那麼強烈的語言肯定馬利亞，其關鍵乃在她對耶穌彌賽亞身份－受苦的僕人－的洞察，及付諸行動的愛；而她愛的行動又源自渴慕追求的學習。

1983年哈佛大學的神學教授費蘭札（Elis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 出版一本很重要的女性神學的經典之著，她就以耶穌的話In Memory of Her （紀念她）做為書名。費蘭札在《紀念她》一書中開宗明義提出誰「主宰」記憶的問題。她站在女性神學的立場提出「歷史重構」方法，將婦女重新寫入基督教成為傳統的一部份；重建一個婦女可以追索自己的掙扎，努力和貢獻的傳統。不過，她可能未意識到她對後殖民批判的貢獻，因為「主宰記憶的問題」也是後殖民批判要處理的問題。因為殖民統治者對被殖民者的邊緣化、他者化就是要被殖民者「遺忘」，遺忘歷史、遺忘身份，最終像法濃所說的「成為衍生性的存在」。可怕的是，父權社會賦予男性統治者合理性，而女性也容易將此內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規範。馬利亞似乎是沈靜的，但她拒絕這種扭曲的內化和異化，這是不得了的洞見和覺醒。因此，她突破重重限制，抓住機會成為耶穌的學生；而耶穌也打破古希臘羅馬世界男性中心的成規接納她。兩人一起成為反邊緣化、他者化的典範。耶穌不但接納馬利亞為學生，他還打破傳統，讓女性成為公開的跟隨者（路八：1-3）。耶穌使她們擺脫傳統的、刻板的社會角色，由從屬成為獨立自主的、完整的個人。找回性別群體所失落的主體性，這正是後殖民批判中的一個重要面向。

※結語

以上所述確實是路加福音中非常有限的片段，只是一扇小窗，卻能讓我們一窺先前未看見的景色，開啟另一扇詮釋之門，並對今日仍處於外來政權文化殖民的台灣實況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