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幾天，黑衣最「潮」

向晚從辦公室出發，搭上公車一路往政府總部。已經忘了在港大西閘有多少人上車，但在金鐘站下車時，一時間證明了至少十幾人都是為了趕赴盛會而來。很明顯，因為大夥都穿著黑衣。那幾天，黑衣的確成了香港最「潮」的都會符碼。 

心想著要是去年拿了中文大學的工作，那麼過兩天要發動全港罷課的孩子們，勢必都是自己的學生。而身為一個外地來的說書人，要如何對這些孩子們言教公民參與的意義，想起來我是窩囊的，因為這些孩子根本就是我的老師。 

我隨著蟻兵般的人群緩慢朝著政府總部前進，到了天橋上已經無法動彈。拿起手機想要拍下萬頭鑽動的畫面，但甚麼角度都不對。想要上傳照片，卻發現電信訊號全斷了，當時的確閃過了些許陰謀論，但後來才明白原來是人海戰術「迫爆」政總的效應。

※反對洗腦教育

他們反對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0年推出的中小學「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這個獨立的教育科目和香港長久以來推行的公民教育背道而馳。九六年在香港政權移交之前，《學校公民教育指引》中言明，教育的目的必須「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能力，主動參與公共事物，有意願運用公民權利、履行公民義務。」這套沿用了十五年課程指引的重點涵蓋了民主、法製、人權和批判思考。 

而新頒布的國民教育在學習目標中卻言明，課程的目的「以孕育國家情懷為中心」，「透過有系統的國情學習，使學生願意為國家及民眾謀福祉，加強和諧團結、關愛國家民族的情懷。」只在乎引導學生認識、愛惜中國，卻隻字不理會中國政府結構和施政是否有任何問題與錯誤的課綱，香港人稱之為「洗腦教育。」

一位手持擴音器的女大生重複提醒大家秩序和安全。人群是相對安靜的，沒有嘻笑或怒罵。偶有輪椅經過，人群會自動讓開一條便道。其實這不是我第一次來到政總。來港一個多月，假日偶爾便會晃到添馬公園。在政總大樓的廣場上，每天都有不同團體的集會，把這座冰冷而威嚴的建築物點綴得好不熱鬧。

而第一次來到廣場，是佔領行動的第四天下午。在場的人並不多，才十七歲的黃之鋒在凸起的水泥平台上唱著勵志歌。幾個學生社團輪番上陣，有的演行動劇，有的跳舞反諷被紅領巾蒙蔽雙眼的學校教育。靠近建築物的屋簷下已搭起了七個帳篷，是絕食行動的主要戰場。雖然規模不大，蠢蠢欲動的氣氛已讓人感受到他們是「玩真的」。

※香港的氣味與集體記憶

除了反洗腦，最夯的話題是新界東北的發展計畫，和台灣的都市更新議題如出一轍。此外有人為外籍雇傭的權益吶喊，還有團體搖著港英時期的旗幟，訴求香港的「自治」。只是這些景象在環伺的摩天樓群之間，其實並不起眼。就如香港正值立法會普選，標語滿城，但是關心的人並不多。

幫我找房子的仲介助理是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女孩，她很失望地說：「選出來的都是保皇黨的，我們又能怎樣？」「他們都送那些沒有意見的老人好多好處的，給他們加米加菜！」和台灣年輕人的貧窮化相比，他們遭受了更大的威脅。威脅並不是來自於看似面目猙獰但在千哩之外的北京權力中樞，而是來自於港灣內部的無力感。

中國內部年輕人之間盛行著一股「屌絲感」，意思是說，在表達的權利有限，政治上也沒有選擇權的狀況下，他們只能靠著累積資本翻身，但財富累積到了一個階段，卻又不知道自己該追求的是甚麼。擁有那麼多錢，也不知道自己該往哪個方向移動，於是一股不上不下的鬱悶便油然而生。香港的年輕人並不「屌絲」，他們擁有的各項條件比中國孩子好多了。然而難以抵擋的是中國勢力的入侵。廉政署的無效政策讓中國富豪湧入香港狂掃豪宅，難以承受的高昂房市讓許多年輕人被迫移動，大部份人選擇出走，有的選擇往中國內地成為中層的壓迫者。

然而這就是香港的現實面貌嗎？抵達香港的頭幾天，一個人走在街上，我常問自己「香港是甚麼？」記得十幾年前和大學同學到歐洲旅行，那時的香港回歸不到三年。在赤蠟角機場轉機時，同學打電話回家報平安，頭一句話便是：「爸，我們到匪區了！」那時的心態是很酸葡萄的。香港機場如此龐大、整潔、明亮，中國真的是白白賺到了。

六年前開始到英國深造，在香港轉機的次數不下十次，卻從來沒有出關到過香港。今年八月底來找房子住的時候，第一次走在西環的海味街，我被一種奇異的景象震懾：各式裝束的人齊步在街上走著，西裝、赤膊、濃妝、素顏，他們以不同的步調來來往往，有著不同的目的地。原先我大惑不解，階級劃分非得如此鮮明嗎？後來我才恍然大悟，這是一種共同生活的圖像。乾貨、汗水和香水混雜成一種味道，共構出香港起家的地盤。

而這種毋須言明的默契，雖然還稱不上一種社會契約，卻已經深植在香港人的日常慣習當中。他們彼此問路指路，一同在茶餐廳吃車仔麵、喝鴛鴦奶茶，跟路邊賣仿冒品的小販討價還價。雖然談不上歷久彌新，但九七回歸之前的移民潮、反23法的街頭陣仗、SARS的集體恐慌、規模愈來愈大的六四燭光和七一遊行，林林總總都逐漸成為港人的集體記憶。

※移不走的核心價值

回歸十五年，一國兩制的「五十年不變」早已成為空頭支票。他們逐漸懂得拿起盾牌，抵制越界非法採買的水貨客。在政府研議放寬深圳居民來港自由行時，他們也終於懂得向政府施壓，讓進退失據的政府政策無限期延宕。每天在街頭，都可收到不同團體印製分發的反中報刊。每一則行政措施，只要涉及中國「長官」的出面，就會引起中聯辦的職責或是過度插手的辯論。反國民教育，真的只是冰山一角。

港人開始高聲呼喊「我係香港人，不係中國人」，其實不是政治身分的認同，而是文化的。時代廣場前，一組暴露出中國遊客來港旅遊，脫序行為的得獎新聞照片，透露了港人的無奈。十九世紀末的鼠疫開啓了香港基礎建設的濫觴，大量設置的公共廁所與浴室，公園體育場裡寬敞明亮的更衣間，早就轉化了港人的衛生習慣。

他們也許不會意識到，在餐廳裡把所有餐具先用茶水洗過一遍的無效動作，事實上在百年前早就養成。一世紀後，他們逐漸遺忘了這個身體記憶，一直到SARS的風暴期間，這樣的習慣動作才又回籠。一直到誠品書店進駐了銅鑼灣，擁擠的空間和商業活動才讓人們開始珍惜逛二樓小書店的侷促與溫馨。同事甚至跟我說，一直到龍應台來當了駐校作家又走人了，港大人才驚覺，原來她只是大學向中國內陸招生的一面招牌，港人的文化素養、集體記憶根本不須繫在她輕輕拂過的衣袖。

對比於避談六四自稱「有勇有謀」的龍女士，港大的學生會每年在地上重新修漆紀念暴政屠城的犧牲者。合作社裡賣的T-shirt主題除了平反六四，還有釋放劉曉波、追查李旺暘死因真相。開學期間在食堂吃飯時，偶爾看見路過「國殤之柱」的陸生家長們，好奇地探望這尊紀念碑的碑文。這是大學動用多少起重機也無法移走的核心價值。

那晚離開金鐘之前，在天橋上大夥隨著晚會的主持人唱起Pete Seeger的「We shall overcome」。沒有伴奏，群眾的歌聲遠遠大過麥克風。唱完，全場鼓掌歡呼。我看間一個爸爸緊緊摟住還沒上中學的兒子。

隔日，梁振英宣布取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三年開展期，但堅決不「撤回」科目。學民思潮和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也都發表聲明，將持續抗爭直到政府全面撤回課程指引。

※公民實踐與本土意識

有人失望地說，九七之後，香港人失去了決定自己去向的機會。那些搖著港英旗幟人們的嘶吼，充其量只是困獸之鬥。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該這樣想。被問起來港大工作的理由，我總是開玩笑地說，窮忙一族只好加入港人「打工仔搵快錢 」的行列，然而實際上更覺得自己終於上了戰場。在這個意識形態的前線，白天大夥穿著不同的衣裝，但在必要的時刻，人們會以同樣地姿態出現，護衛身為一個自由人心中的微小火苗，不論來自何方。

我不知道香港人對於「國民」投射了甚麼樣的想像。對比於喧譁的街市，多數時刻他們其實是靜默無聲的。泛民主派雖然在隔日的立法會大選裡，由於建制派的成功配票策略而大敗，但港人似乎不把他們的希望放在議會中。在開始感受不可承受之重的生活裡，他們也開始詰問自己：甚麼叫做本土？甚麼叫做地方感？他們在公民實踐上不斷地測度自己的極限和潛力。

星期一，金鐘回復了原狀，一點集會過的痕跡都沒有。我一如往常「返工」。在前往辦公室路上，竟然看到幾個似曾相識的面孔。是啊，在天橋上，我們曾同赴一場盛宴。不同的口音，不同的向度的政治認同，卻是一樣的黑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