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雖因涉及關稅減免而屬於WTO架構下的FTA（自由貿易協定）無誤，但由於馬政府難以理解的急迫態度（從2009年初正式倡議以來即宣稱非簽不可且愈快愈好），以及兩岸經貿關係的確有其特殊性或「高度政治化」（politicization）等兩大原因，ECFA的設計與自由化進程，顯然與一般FTA差異頗大，以致於欲做ECFA的經濟效應評估，或者想瞭解究竟ECFA是什麼都不太容易。 

※兩岸經貿高度政治化 

所謂「高度政治化」主要指中國的「以經促統」（中國從不諱言，ECFA談判過程之所以願意對台灣”讓利”乃出自民族情感、有利政治統一）與台灣向來獨對中國進行經貿「差別待遇」（discrimination），與經貿相關的部分尤指台灣對中國的經貿往來單方面設限，截至目前台灣仍禁止高達2200餘項的中國農工產品進口、絕大部分的服務貿易，以及已經開放或部分鬆綁的投資設限等。

換言之，讓ECFA不好參透的根本原因在於，雖然台灣已在2002年加入WTO，但實質上經貿自由化並未完成，因為台灣的入會承諾中的相當部分，因故並沒有完全讓2003年起即已是最大貿易夥伴的中國適用，或者說兩岸經貿關係尚未正常化。而在這種情況之下，兩岸卻要洽簽定義上須超越WTO最惠國待遇的ECFA，台灣同時處理上述兩岸經貿正常化（WTO自由化的「延遲給付」）與更進一步的自由化問題，所面臨的自由化時間壓縮壓力，顯然比一般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還要大。

詳言之，以商品貿易為例，禁止產品進口（”WTO minus”）等同於關稅稅率無限大，而開放進口等於是將無限大的產品關稅降到一般WTO最惠國待遇（”WTO MFN”）的關稅稅率，至於ECFA則是更進一步彼此零關稅”WTO plus”。亦即ECFA談判一旦涉及原先台灣對中國禁止進口的產品，對台灣而言，這部分即等同從”WTO minus”直接跳躍至”WTO plus”，勢必對經濟產業與就業市場造成衝擊。

如果再考慮下列三項因素，則ECFA對台灣的衝擊幅度，當會再度獲得強化：

• 由於中國已是全球最大出口國（以及第二大進口國），在許多中低階或勞力密集組裝產品具有超高競爭力；
• 中國是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以2009年為例，台灣的總出口的43％即以中國（含香港）為市場，且中國已是僅次於日本（19％），台灣的第二大進口來源國家，達13％。反觀台灣雖然不是中國產品的主要輸出地，但也已是中國第三大進口來源（9％），次於日本（13％）與韓國（10％）；
• 兩岸相對經濟規模懸殊且日益擴大：以衡量一國經濟實力（生產能力）較貼切的GDP來說，2009年台灣約達3780億美元，中國則有4兆9千億之多，約為台灣的13倍（如以購買力平價/PPP來比較則因中國物價水準較低，所以倍數更高）。

經濟整合的潛在經濟利益與社會成本兼具。社會調整成本主要透過失業現象、薪資水準下降、所得分配惡化，以及政府的失業津貼或社會救濟支出增加等形式來出現。

兩岸驟然快速經濟整合，效益與成本的拔河當更加劇烈，尤其是講究互惠（reciprocity）談判的雙邊貿易協定更是如此。台灣如想要得到更多的中國市場，則依理本國市場相應也必須對中國更開放，但如前所述，將會有更大的產業結構與就業市場衝擊，以及社會成本（尤其是所得分配問題），從而成為兩岸經濟整合的限制因素。

※ECFA導致「所得重分配」並加劇「不對稱依賴」

雖然近年來台灣的所得分配惡化，也可能來自於全球化或技術進步等，但兩岸經貿加強來往之後，由於「要素價格均等化」（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的原理，基本上應會不利於台灣的內部所得分配，包括以實質薪資下降或失業的形式出現。問題在於，目前台灣政府的財政能力卻嚴重不足，以國民租稅負擔率（賦稅收入/GDP）來加以衡量，近年來皆不到14％，而嚴重偏低的政府財政能力，也意味著較無力照顧因ECFA而產生的輸家。

加上兩岸關係非常敏感，這些限制因素更容易與政治考慮緊密結合。赫緒曼（A. Hirschman）即以二戰前夕德國納粹透過「經貿聯結手段」，將東南歐國家（尤其是保加利亞）納入勢力範圍，透過經濟讓利獲取政治利益（對方順從）的可能性與現象為例，提出國與國之間一旦出現貿易結構上的「不對稱互賴」（asymmetric dependence），對小國將非常不利。用在目前兩岸之間，似乎也頗貼切。尤其是ECFA在貿易部分本質上就是FTA（自由貿易協定），乃屬「優惠性」（preferential）協定，故將透過「貿易轉移」效果而加深此一向中國傾斜幅度。

可以說，此一憂慮並非全然無稽，尤其是考慮到中國並非民主國家且聲稱擁有對台主權等情況下，台灣對中國經貿單向的「不對稱依賴」可能導致政治不利，包括無法取得對等談判地位等，尤其是讓北京取得壓抑台灣主權的支點優勢（leverage）；至於馬政府日益惡化、甚至並不必要的「自我去主權」言行與傾向，更是不可思議。

歸納上述可分別得出意涵與推論各一。意涵是，此時此刻並非是台灣與中國簽署ECFA的好時機，特別是在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之前；推論則是，ECFA的設計與簽訂將日益脫離WTO針對區域貿易協定或FTA的規範與慣例，而往更多的「兩岸特色」方向發展，特別是因為需要對方「配合」演出。 

※徘徊在WTO規範與兩岸特色之間的ECFA 

亦即，在上述經濟現實等條件下，台灣方面可能會「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不完全遵照已開發國家（台灣因入會時已放棄開發中國家權利，所以被視為已開發會員）簽訂與執行區域貿易協定的標準規格。所謂標準規格主要指的是，FTA簽約成員應該在一定合理期間內（除非出現足以成為例外的緣由，否則一般為10年）撤除絕大部分貿易（慣例為為9成）的障礙，以商品貿易為例就是零關稅。此外，簽署ECFA時就必須訂有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降稅規劃與時間表（”plan and schedule”）。（詳下文）

至於絕大部分貿易多究竟應為多少成數或範圍，WTO用語是「絕大部分貿易」，ECFA則訂成「實質多數貿易」，但實際上差別應該不大，理由在於，如果想真正讓此類協定發揮所宣稱的經貿效果，簽約方就會自動往八成、甚至九成以上的貿易額度或項目邁進。倒是官方一方面宣揚ECFA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卻又極力想壓低開放幅度，不無矛盾。 

※ECFA的內容與自由化時程高度不確定 

雖然ECFA已在六月底透過海基與海協兩會完成簽署，但因針對貨品、服務貿易、投資保障及爭端解決等議題，經過立法院審議批准後才能生效，且生效後六個月內還有後續談判，ECFA所面臨的挑戰已經逐漸從倡議紛爭，進入到態勢底定，但內外環節、程序、效果，甚至先前承諾（比如將有助於台灣突破與重要經貿夥伴締結FTA）都將被嚴格檢驗的階段。

首先，自由化的內容與進程呈現高度不確定乃是ECFA的最大特色，導致不僅企業難以因應，政策體檢或欲做事先評估也都不易。可以說，ECFA的自由化利益與所對應或擔心的調整成本，其實都還沒有真正到來，主因出在ECFA係採「逐步」調整方式、甚至最後會不會真的「到位」，達到各自「絕大部分」貿易自由化的地步，目前都還在未定之天。

此外，ECFA文本中並沒有明訂自由化時程，僅有「儘速完成」此類模糊字眼，這也和一般FTA在一開始就會講明「計畫與降稅時間表」（”plan and schedule”）的作法明顯不同。 

※目前唯一確知早收清單 

目前唯一能掌握的只有「早期收穫清單」。內容主要包括中國對台灣進口值達138.4億美元、539項的農工產品免關稅，占中國自台灣進口金額16.1％，以及台灣對中國進口金額計28.6億美元、267項工業產品免關稅，占台灣自中國進口金額10.5％。就這一部份而言，即使ECFA在今年八月順利獲得立法院通過，最快也是明年1月1日才開始分兩年三階段實施。

早收清單另外涉及少部分的服務貿易，包括非金融服務業雙方各開放8項，以及金融服務業台灣開放銀行業，至於中國則開放給台灣3項，分別為銀行業、證券期貨業與保險業。

單從量與金額來看，這份早收清單算得上是中國給台灣的「讓利」或見面禮，可惜經濟思維卻常常會潑人冷水。

首先是中國從台灣進口金額本來就大過台灣從中國進口，以2009年為例，分別為837與256億美元，比例超過三比一，因此台灣獲得較高比例的零關稅內容也極為正常。

再者，台灣因這份早收清單獲得的利益，最確定的其實只是關稅減免或會計利益，總計可獲9億美元減免，而中國方面也有1億美元進帳，所以台灣約獲利8億美元。

經貿自由化所圖的當然不會只是上述的會計利益，更重要的是經濟利益，主要來自於專業分工與規模經濟等效果，而能否實現主要關鍵則在於市場是否擴大，特別是台灣對外整體出口有無增加，或縮小區域來看，台灣產品對中國出口金額或在中國的市場份額，是否因為ECFA而增加最居關鍵。如果名列早收清單的台灣產品能夠替代中國當地產品，並能對日韓等其他國家對中國輸出的同類產品取得競爭優勢，到時候才能真正說「收穫」。

至於馬總統日前所宣稱，ECFA的早收清單將為台灣淨增加「六萬人就業與1900億新台幣（經查經濟部資料只有200億！）的產值」，恐怕又是另一次過度樂觀，因為如上所述，早收清單只是ECFA的「冰山一角」，不應該會有如此宏偉的效果才對。

中方主要開放石化（以金額而言居冠）與紡織產業（以產品數目最多），但主力產品（五大泛用塑膠）中的PVC（聚氯乙烯）與苯酚，以及汽車整車、面板等並未入列。首先，重要石化產品未納入，顯然與當初宣稱因「東協加一」FTA今年（2010年）生效，以致ECFA具有「急迫性」的說法有矛盾；其次，面板、CNC數控工具機（屬於機械產業）未列入，頗有藉以誘迫台商前往中國投資的深刻用意。至於汽車整車未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