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國際特赦組織AI（Amnesty International）台灣總會的通訊，年度「寫信馬拉松Letter Writing Marathon」即將展開。 

信上說，這是6年前由波蘭總會發起的活動。在國際人權日前後，由全球各地的分會和小組，邀請親戚五十朋友六十，一起來寫救援明信片。寫明信片聲援各國良心犯，是特赦組織最典型的集體活動。

隨函附了4份檔案，是尼泊爾、衣索匹亞、烏茲別克、和越南4個國家6名政治犯的個案。這是今年寫信馬拉松指定救援的對象，全球特赦組織成員和邀請來的朋友，將在12月5日到13日之間，集中全力寫信聲援他們。

※  在地球儀上尋找陌生國家

看著這4個國家的名字，我竟然毫無由來的笑起來。已經兩年了，我們這個台灣第32小組每月聚會時，總要寫明信片寄到一些難得有人提起的國度。小組的聚會，固定在台北市「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辦公室舉行。拼起來的大桌面上散放著有關聲援對象的資料，體貼的組長陳育青和幾位熱心的同伴，備好到處收集來的明信片、原子筆、茶水點心；以及一只充氣的地球儀，和幾個小鐵盒，裡頭裝著郵票。育青會提醒大家在地球儀上頭，找找那些陌生的國度在哪裡。他們總是落在南亞、中亞、近東、東歐、非洲，和南美洲。郵資分別是十元、十一元或十二元。 

大桌面四周坐滿青年，大家低頭認真的寫著。這事對我有點困難，因為我的字像鬼畫的符，而且明信片太小張，眼鏡又不濟事，寫3張就脫力了。於是站起來，看看年輕人很慎重的，繡花般一絲不苟的書寫。

我發覺自己剛才發笑的由來了。尼泊爾、衣索匹亞、烏茲別克、越南，以及那些位於南亞、中亞、近東、東歐、非洲，和南美洲的國家，他們遙遠嗎，陌生嗎，封閉黑暗恐怖嗎？才不過二十年，台灣不也列名其中？在很多國家，在數不清的小組聚會裡，不也都有張擺著地球儀的桌子，幾個人把頭湊過來，在上面尋找台灣的位置。地球上有許多離我們很遙遠，對我們很陌生，但是很關心我們的人，很多很多年來，一直很慎重的，繡花般一絲不苟的寫信，來救援我們當中被國家暴力迫害的受難者。我在心裡回憶32小組聚會的畫面，天啊，全世界有多少這樣的小組聚會啊，都是同樣誠心誠意的景象。我似乎明白為什麼特赦組織能發揮巨大的力量了。        

但是真正教我笑起來的原因，並非那種舉世一模一樣，寫信的景象；而是台灣在「施與受」之間，令人驚異的，翻轉的變化。

※ 關心緬甸的良心犯「咪咪」

32小組在維持穩定聚會半年之後，正式被授與小組編號，同時也向AI總部表達願意長期關懷、認養一名良心犯。於是2008年12月9日起，我們認養了緬甸的Mie Mie小組。她在1988年以一個中學生的身份參加「88學運」，2007年8月，在緬甸的袈紗革命行列中三度被捕，判刑65年，目前拘禁在硬心監獄（Insein Prison）。

我們為Mie Mie製作了救援明信片，印著一封寫給丹瑞大將軍Senior General Than Shwe的信：

丹瑞大將軍鈞鑒，

我呼籲貴國當局即刻且無條件釋放心心．愛伊，也就是咪咪（Thin Thin Aye a.k.a. Mie Mie）。咪咪之所以被拘捕，僅僅是因為她以和平的方式行使其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的基本權利。直到她被釋放之前，我請求您們必須遵守國際法，確保心心．愛伊（咪咪）在獄中得到充足的食物、所需的醫療照護，並准許她可以即刻與家人和律師聯絡。

「認養」，是除了寫信之外，特赦組識另一項典型的救援行動。認養咪咪令我這個組員，興起一種得到full membership的尊榮感。我心裡想，說不定不久之後，除了專屬的救援明信片，我們也會開始給咪咪寄包裹吧。要寄什麼呢，日用品？衣服？書籍？她收得到嗎？硬心是緬甸最惡名昭彰的監獄，前陣子他們也把翁山蘇姬關在那裡。 

總部還沒有進一步的指示。看來直接和咪咪聯絡大概有困難。2009年7月27日，我們隨著「台灣自由緬甸網絡」的青年，到泰國拜訪幾個緬甸人權NGO。在泰緬邊境的小城美索，找到「政治犯援助協會」的Bo Kyi先生。我向他問起咪咪，他表示，協會可以代轉信件和物資給她的家人。事實上，緬甸目前仍有一千多名政治犯，亟需各國的援助。 丹瑞大將軍的鐵腕，看來不是區區32小組扳得倒的。我們連寫封信給咪咪，她都收不到…我的思緒飄回到兩年前…...。

※ 為素未謀面的陌生人請命

2007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原警備總部軍法處和看守所改制為景美人權紀念園區，我們負責邀請德國、美國、日本的人權工作者，來和我們一起快樂慶祝。其中，特赦組織德國總部的Klaus Walter先生，是「台灣協調小組」的發起人。

我在當時張貼的部落格通訊裡，記了幾件事： 

今天清晨，這次開園活動第一位外國來賓抵達。德國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協調小組的創辦人Klaus Walter，有一只裝滿文物資料的行李箱，隨他一起返國杜淑真小姐很興奮的說，show Michael that little red book。Klaus 伸手把那本小紅書挑出來。那是1981年，台灣協調小組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編印的台灣政情報告。書中每一位政治犯的中文名字，都是他一筆一劃「描」出來的。 Klaus說，他一頁一頁打字，打錯了整頁重來，不能用立克白的。 

他領導的「台灣協調小組」，盡力搜集資料，提供給德語區的25個救援小組。那本1986年編成的小紅書，是台灣小組編印的《Taiwan – Politische Inhaftierung》，書裡記載110名受難中的政治犯。 

這本小紅書，連同Klaus帶來的各種通訊刊物，都掃描成數位檔案保存下來。我在電腦上瀏覽這些30年前的印刷品，很驚訝的想到，這些政治犯的相關資料，國內恐怕不曾有過這麼認真的匯整。即使那些人那些事就發生在我們身邊，但是在當年的威權統治底下，抵抗運動的訊息遭到扭曲與封鎖，人與人的連結被白色恐怖的黑手切斷，成為孤單無助的個體，僅能依靠這些遠在異國的，「好的撒馬利亞人」伸出援手，把人間的溫暖送進黑牢，稍稍安慰那些為我們承擔苦難的義人。 

這個德語區的「台灣協調小組」，一定也像我們有緣認識的，日本「台灣政治犯救援會」那樣，是一群「疼厝邊親像家己」的義人。2007年9月，32小組的前身，幾位「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的青年志工，以「台灣不會忘記」的企劃案，獲得青輔會「青年國際交流計劃」的獎助，前往日本參訪各地的和平博物館、人權團體，並拜會昔日援救台灣政治犯的前輩。在東京街頭，我們一起尋訪當時的辦公室。我還記得其中一處在大廈的地下室，白天是貿易公司的事務所。救援會租下夜間時段，大家輪流在下班之後過去，解讀台灣地下聯絡人寄來的密碼信件，登錄政治犯最新情況，通知國際媒體和特赦組織，並且編寫會員通訊，籌辦聲援遊行甚至絕食抗議的活動。 

我們看過救援會的手塚登士雄先生親手謄寫的通訊，端整的筆跡如同印刷，就像Klaus遠在波昂，一頁一頁不得有誤的打字。他們為素未謀面的陌生人請命，只為了「人權」這樣的common cause，只因為愛人如己。

 ※ 台灣在「施與受」之間的變化

德語區的「台灣協調小組」成立於1976年，日本的「台灣政治犯救援會」大約於1977年成立。台灣在1987年解嚴，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1996年首度總統直選，跨過民主轉型的門檻。在漫長的奮鬥當中，國內國外，牢裡牢外，無數人付出了高貴的努力。那些在德國、在日本，在世界各地為台灣人權奔走的人，雖然至今互相不認識，卻共同分擔了鉅大的艱難，也分享了今日無比的快樂。 

重點不在於那些恭筆書寫、細心繕打的通訊，和那些寫給蔣介石大元帥，和蔣經國大總統的明信片，到底發揮了多大的影響力；重點在於知道我們並不孤單，在於知道受苦的人不曾被世人遺忘。1971年，在景美軍法處看守所，當蔡財源前輩因為洩漏政治犯名單被嚴刑拷打時，他知道他不孤單。當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後，我在劫後餘生的《八十年代》雜誌社，看到國際特赦組織的代表走進來，我知道台灣不孤單。 

同樣的，當我們在美索、清邁，和曼谷的巷弄，找到藏身其間的緬甸人權團體；當我們在泰緬邊境，拜訪移工學校和難民醫院；當我們觀看2007年袈裟革命的記錄片時，我們彷彿看到全世界都在關心這個受苦中的國家。我們走在邊城美索的街頭，看到的每一個外國人，幾乎都是來自世界各角落的志工，而Burma V.J. ( Video Journalist)的影音播出，竟然是在挪威發射的。丹瑞大將軍僅管大權在握，但是因為有這樣無遠弗屆的國際人權社群，他比較不可能肆無忌憚。基於我們自己的經驗，我們確信翁山蘇姬、咪咪，和其他一千多名緬甸政治犯，都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從泰國回來三個多月了，我們持續收到Burma Partnership的通訊，那是位於清邁，協調國際人權救援的工作平台。位於曼谷的東協的另類網路─ALTSEAN – Alternative Asean Network on Burma也來信邀請台灣自由緬甸網絡，派員參加2010年緬甸國會大選的對策會議。我想起泰國之行一路上，領隊楊宗澧在每一場對談裡都要提起的話，「我們在台灣各校園巡迴播映紀錄片，舉辦音樂會，鼓勵青年關心緬甸的困境；我們可以負責把緬甸的相關訊息譯成中文，在華語區傳播，特別是讓中國境內的人民，得以明白中國在緬甸的苦難中扮演的角色。」 

※ 伸手助人，得以發覺自己的力量  

台灣能貢獻多少力量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