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品 > 新使者雜誌 > 第43期 世紀末的文化現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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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題 |
| 世紀末的台灣環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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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益仁
(英國倫敦大學地理系博士班候選人，淡水學院宗教系約聘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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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世紀末？
舊世紀的末了與新世紀的開展實際上是一體的兩面。這是一個一方面焦躁不安，而另一方面卻又充滿期待與盼望的尷尬時代。文學批評家依柯（Umberto Eco）在他的書「超現實之旅」中比較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末的相似處時，指出每到世紀末人們總會興起一股莫名的情緒，而令人感到有趣的莫過於許多古老見解新瓶舊酒重新組合的現象。他接著說在這些現象中，重要的倒不是其中有多少相似或相異之處，而是到底透過這些新的組合使我們對當前的處境增加多少的瞭解？智慧的所羅門王在傳道書中早已透露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認真地思考，他的觀察是有真知灼見的。或許有人對他「虛空的虛空，一切都是虛空……，我見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的喟嘆當中嗅聞到一絲絲虛無的味道，但是這背後所羅門所窺探到面對永恒無邊的實體時，人類自感渺小的宗教情操，卻是更值得玩味。
世紀末的台灣社會真的是顯得點不知所措：國家定位不明確、消費文化的猛烈刺激、環境污染到處無解以及社會重大案件交相的肆虐，十足的世紀末紛亂景象。宗教人士或許因此斷言「世紀末、妖魔起」，而找到了一些可供施力的重點。問題是禍患起於蕭牆之內，年前幾椿宗教事端「宋七力事件」、「妙天事件」及「中台禪寺出家事件」大大地重創宗教本身的正當性，同時也暗示了宗教社會化與世俗化後可能帶來的某些危機，下一個千禧年將是什麼樣的面貌？這是很多人想要知道的。但是首先讓我們看看世紀末的處境吧！以下的討論將扣緊在這次的主題「環保」的議題之上。
※ 「風險社會」與環保
本世紀是承接十九世紀工業化以來，繼續深化的世紀。在這個過程當中，諸多的問題陸續發生，到世紀末的此刻早已充滿反省之聲了！德國的社會學者Ulrich Beck說西方工業化後的社會儼然是一個「風險社會」（risk society），它的特徵之一是社會運作的各個層面都無法擺脫科技理性控制以及知識權力集中化與專家化的影響。就切身的經濟問題來看，過去我們認為需要分配的是「資源」、是有用的東西；然而，在「風險社會」中連「壞的」東西也必須分配了！於是乎，許多的專家開始發展出所謂的「風險評估」以及相應的制度，企圖透過科學理性的精算把看成是危險的、壞的東西逼入牆角。然而這種思考模式可能本身就是一種相當具有「風險」的作法！有人會問什麼是「壞的」東西呢？其實它不見得明顯可見！例如，全民健康保險的用意在於降低生病時無法得到適當醫療的風險，而這個風險卻不見得產生立即的傷害！所有的運作都建立在一個「萬一……」的預設之上。當然風險到處存在，也隨時變成事實，這是無可置疑的！但是誰有絕對的權力說出風險的具體內涵以及如何降低它，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按照Beck的說法，代表科學理性的專家以及負責執行的官僚體系主導了這個龐大的「風險」事業，一般人幾乎毫無插手的餘地！但是你相信他們嗎？
溫妮颱風所帶來的災難，是一個值得我們從這個角度來思考的例子。災變之前，誰會料到一個中度的颱風竟然會在不同地點造成數十條人命的慘劇，其中汐止林肯大郡的傷亡尤其慘重！我們都知道任何一個稍具規模的土地開發案，從地方到中央不知道有多少單位把關，舉凡測量、地質、法令、都市計畫、一直到建築工法在在都是牽涉到極為專業的領域，同時都有不同部門的監督企圖將居家的風險降到最低，然而悲劇還是發生了！根據目前各種媒體的報導，會讓我們直覺地聯想到貪贓枉法的人禍。假若屬實，這些人當然罪無可赦！但是建商憑恃著「向錢衝」的資本主義運作模式以及政府「經濟發展」意識型態的背後唆使，難道不是受到科技理性的絕對風險控制的想法毒害已深的徵狀嗎？
我們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把環境污染的問題定位在技術以及執法層面的事情。水濁了，設一個污水處理場；垃圾多了，建一個焚化爐；空氣髒了，想辦法鼓勵大家用無鉛汽油。頂多立個法，規範那些不守規矩的人。問題是，科技與法律是否真的能完全解決這些問題呢？無奈的是，這似乎已成了現代化工業社會解決問題的常態模式了！以養豬為例，環保署很清楚養豬造成的污水是河川污染的重要禍源之一，但是要削弱養豬事業卻等於打政府的耳光一樣，因為過去（即使是現在可能還是依舊！）養豬事業一直是台灣農業發展的重點之一。長期以來，在制度的推動之下不知道有多少人必須仰賴豬來生活？所以當經濟部長宣布讓養豬業蕭條的當頭，代表業者的農委會卻寧願逆其道而行來反對。諸如此類的環境問題像是梨山果農開墾造成水庫優氧化也是一樣，在在顯示單靠科技或是官僚的運作不足以解決環境問題。
※ 環保與宗教的意義
以上的討論並不在全盤否定科技與官僚的重要性，而是要指出當它們的運作在世紀末的今天出現所謂「理性的危機」時，還有哪些途徑可以協助度過難關呢？近來，宗教界人士頻頻喊出「心靈改革」的呼籲，企圖以此來對治以上所提到的困境。既然科技、法律、甚至官僚運作都無法有效解決環境問題，那就試試從人心做起吧！我們教會幾年前所提出的「重建台灣人心靈」；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聖嚴法師提倡「心靈環保」；以及慈濟功德會的「惜福」等都是看到科技、官僚體制的不足，所提出的針砭之道。李總統從今年開始提倡的心靈改革大致也是朝這個方向來思考的。但是心靈是什麼？心靈與物質面的法律、科技是否必然對立而毫不相干？是不是所有的人心都清淨，這個社會就祥和了？這個問題卻是這波心靈改造運動裡相當關鍵性的問題。
前不久，我參加了一個「人間淨土與現代社會」的國際佛學研討會。從會議的標題來看，可以感受到台灣佛教非常強烈社會參與的使命感。與會的學者人士來自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台灣、東南亞及歐美，可以說是盛況空前。開幕式邀請到李登輝總統親臨致詞，他特別提到「心靈改革」與聖嚴法師一向致力的「建設人間淨土」實無二致。會議在熱心的義工與媒體的協助下，進行的井然有序，十足地展現出一個現代化佛教教團的風範。會中對於佛教裡「淨土」義理的闡釋與實踐有相當多元且精彩的討論。然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泰國學者兼社會運動健將蕭素樂教授（Sulak Sivaraksa），語帶深意地提出警語，他說：一般人總是認為每個人的心清靜了，那麼社會就跟著清靜！但是，他自己對這種看法相當不以為然。他以長期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指出，如果心靈的改革沒有清楚地看到資本主義所帶來過度鼓勵消費以及貪婪競爭的制度之惡，而從制度面上提出批判與針砭之道，那麼人間淨土還是很難達成的！
有趣的是，他這番話在閉幕時巧妙地被另一位韓國學者回應著！這位學者除了感謝大會無微不至的照顧以及表達對義工周到有序的服務奉獻的謝意之外，也意有所指地說：「在大會中，唯一沒有感受的是實踐人間淨土必經的『受苦』（suffering）過程。」這個語帶雙關的話，當然一方面是盛讚大會的成功，但是另一方面卻是深刻的反省。的確，正如這位學者自己所說：他歡迎像聖嚴法師一樣的心靈改革者駕臨韓國弘法，但是卻不希望台灣的核廢料傾倒在北韓，是一個離他住的地方非常近的地帶。我仔細地想，酷暑的夏日作為與會者的我能夠在國家圖書館中央系統的空調系統之下，涼爽地聆聽學者的妙語如珠。但是，電力耗費的結果卻是必須附上代價的。國家圖書館所費龐大的電力大概是來自金山的核電廠吧！韓國學者的一番話，就像重槌一般敲打在我的頭上。當我理解到當下我所享受習以為常的冷氣，正是造成別人恐懼的苦源時，不知怎樣我開始對整個大會展現出來的清涼舒適產生一種莫名的抗拒。
個人心靈的滌淨、政治制度的改革以及社會正義的彰顯其實都是彼此互相關聯的，然而這樣的思維在台灣難免曲高和寡。宗教徒對宗教的企求，也較少將這些項目關聯起來。似乎宗教是管理心靈，其他的則交給社會運動者去煩惱，其中被視為大禁忌的尤其是宗教涉入政治。雖然證客們在赤裸的權力競逐之下，免不了投入宗教的門下尋求片刻的寧靜，然而物質、權力是一回事，而心靈、宗教卻又是另一回事。大致來講，不管是政客或是宗教徒都希望把宗教的要義局限於政治等物質層面之外的精神範疇，殊不知宗教的活動本身也有其物質的基礎，同樣受到物質運作規範的影響，像是盛行於台灣的資本主義經濟邏輯。目前，許多宗教團體紛紛發行信用卡，表面上鼓勵大家捐獻培福、惜福，但是信用卡的經濟邏輯本身卻是「花的越多，賺得越多」的鼓勵消費始作俑者！宗教徒基於做善事的心理頻頻使用信用卡，是否剛好造成對地球資源更大的浪費與負擔呢？在此情況，宗教團體又如何在惜福、降低物慾以及鼓勵消費的兩個極端之間自圓其說呢？
※ 結論
過去，我們會認為環保作為的首要工作是由上而下的相關法律制訂與環保知識的灌輸，但是卻嚴重地忽略了個人實踐的重要性。所以縱然學校的環境教育是中規中矩的一套，但是學生回到家卻是完全不同的一套。最近發生在台灣幾次的環境災難暴露了多如牛毛的法律規範以及層層節制的官僚體制出現了運作上的危機，這說明了整個社會的運作缺乏實實在在去做的動能。實踐的力量必須是發自個人內心的！宗教界此時所提出的「心靈改革」強調從個人做起的實踐力有其切中時弊的重要性，但是切勿忘記任何的改革必然與社會的結構面有著不可劃分的關係。因此，心靈改造或是心靈的淨化絕對不是單純個人內心世界的事情而已。更進一步的說，一個心靈清明的人理應能洞悉這些環環相扣的複雜關係，而體會到人心的墮落部分來自社會的不義以及制度法理的不彰。修習心靈的淨化不能不關切這些社會的議題，心靈與物質兩者的關係其實是互相辯證的。個人環保的實踐也唯有從透視心靈改革背後也必須有整體結構上的關照，才可能得到全面性的落實。
嚴格說起來，宗教可以發揮的社會力量絕對不是什麼世紀末的新現象。不過，就一個過度依賴科技與官僚的世紀末台灣社會而言，宗教強調實踐的反省卻可以提出相當「另類」的環保模式。這或許正是依柯（Umberto Eco）所強調的瞭解我們目前處境的世紀末反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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