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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品 > 新使者雜誌 > 第50期 台灣主權獨立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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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題 |
| 外省族群與統獨迷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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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師孟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畢業，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經濟博士，曾任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台北市政務副市長，現為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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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
一九六○年代初，當王尚義醫師為他病逝前的一篇文化評論寫下這個標題時，腦海中一定充滿了年輕知識分子對現實世界的複雜感情，既期待又怕受傷害，既憧憬又有「諸神退位、太公何在」的虛無感，從卡繆到海明威，由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這種苦悶與疏離使知識分子敏感的心靈，表面上是一種祝福，其實更是一種折磨。
實在王尚義所擬的書名，無意間卻道盡外省族群在台灣的昔與今。隨著國民政府由中國大陸撤退來台的外省第一代，離鄉背井終至老死異鄉者其數不少，近十幾年，兩岸開放探親之後，垂垂老者回鄉一時蔚為風潮，但真正留下定居者只是少數中的少數，大部分第一代在台灣早已有了第二、三代的兒孫輩，所以容或有落葉歸根的念頭，卻難達落地生根的現實，即使至今孑然一身，也還是有生活適應的自我考量。於是到底哪邊是異鄉，又哪邊才是故鄉，成了一個困惑，也成了一個隱痛，這種心靈的失落較諸當初身體的流浪，恐怕更是情何以堪吧！
二、「大風吹」遊戲
若是外省族群能冷靜地撫今思昔，不難瞭解認同上的失落導因於蔣氏父子與國民黨政權的私心自用。長期以來，統治階層不斷灌輸他們「反攻必勝」與「漢賊不兩立」的信念，而各式隔離性質的政策，如眷村設置、戰士授田證辦法、外省士兵結婚限制辦法與禁說台語等，也都在在強化他們「家在海那邊」的期待。這種種深化族群意識的教育與措施，使台灣的外省族群縱然生於斯、長於斯，與其他族群沒有什麼兩樣，卻在心靈上自我昇華為蔣家的「孤臣孽子」，暫居台灣只為臥薪嚐膽、生聚教訓，與台灣大社會與其他族群不能也不該融入。更有甚者，因為他們的優越感是建立在與專制政權的特殊淵源上，因此必須有意無意地以服從權威為最高倫理，帶頭示範給其他族群成員學習。外省族群可以視蔣氏父子為救星，其他族群尊之為神明應該不算過份吧！
早在五○年代末期，殷海光教授等「自由中國社」的知識分子就再三為文，戳破蔣家「反攻大陸」的神話，卻遭圍剿與迫害，以致外省族群失去了一次面對現實的機會，也注定要蹉跎半生而老來夢醒。及至七○年代開始，國際政治經濟情勢有所逆轉，做為國民黨政權靠山的美國保守主義本身逐漸失勢，復以冷戰退燒，而國際社會秩序的基礎又由政治層面轉變為經貿層面，蔣氏父子呼風喚雨的神話動搖，台灣的國際地位也由自由陣營的堡壘變成工業強權眼中的麻煩製造者，再沒有任何人樂見反共復國的號角響起。反映於國內的，就是統治威權的正當性與獨裁者的神聖性受到來自人民的質疑與挑戰，特別是來自人口多數但卻政治弱勢的福佬族群，將自二二八事件以來的悲情一股腦凝聚為黨外與民進黨的芻型，進而衝撞黨禁、報禁、黑名單、動員勘亂與和平內亂等禁忌等惡法。在內憂外患的壓力下，連蔣經國都不得不改口「我也是台灣人」，而接班的李登輝就更順水推舟地提出「台灣優先」的論調了。任何稍具「台灣心情」的人會肯定這是一種集體覺醒的過程，只不料看在外省族群眼中，這卻是一連串退讓與屈辱的過程，甚至想像為是某種噩運的預告。英明領袖不再姓蔣也罷，怎麼會交棒給「非我族類」，會不會被趕下台灣海峽，成為冤冤相報下的受害者？台灣由一個地理名詞升級到政治實體也罷，怎麼隱隱然有取「中華民國」而代之的態勢，一手創建的國家會不會就此終結，背上不肖子孫的臭名呢？
時空場景的驟變，使外省族群有如與台灣本土族群以及中共三者在玩「大風吹」遊戲，前一場好不容易搶到了「台灣椅子」，與中共竊據的「中國椅子」差可抗衡，下一場卻大勢丕變，眼看中共在對岸越坐越穩，而他們卻要把座下的椅子讓給台灣本土族群，這種無椅子可坐的局面是他們難以接受的。與其淪落為唯一的出局者，不如毀去「台灣椅子」，而只擺一張「中國椅子」，台灣的外省族群固然沒希望坐到，台灣福佬族群就更不用想了，這樣至少有人陪著一起做輸家，若更貪心些，還可以由「中國人」這個共同認同上，和贏家沾點邊，也算是心理上的坐二望一吧！
其實這種後果絕非台灣外省族群唯一的選項，更不是無可奈何的宿命。由三個與賽者搶兩張椅子的最差狀態，固然可以轉變為三個與賽者搶一張椅子的次差狀態，也可以轉變為兩個與賽者坐兩張椅子的最佳狀態。外省族群只要願意與台灣其他族群融為一體，認同台灣，就等於把目前鼎足三立之局改變為雙雄並峙之勢，台灣中國、一邊一國，海峽兩岸各有所歸，豈不是大風吹都吹不破的完美結局？因此外省族群的命運其實是掌握在自己手中，雙贏或雙輸只在一念之間。
三、族群間統一或國家間統一
即使退一步言，外省族群經過長時間自我隔離，一時難以放下身段與其他族群稱兄道弟、不分彼此，或者因為血濃於水，對一別半生在中國的親友仍然懷抱著幾許補償心理，這些都還可以人情之常去理解，但是若因此就要求其他族群跟著委屈求全，也以中國的統一為願望與責任，這就無疑是過份了。外省族群過去喧賓奪主，把台灣帶領到現今的艱難處境，就算是非戰之罪，至少也要擔起道義責任，如今好不容易福佬族群以民主方式在中央與地方政壇有了出頭天，正該樂觀其成，怎能再悻然鼓動族群意識，集結為非主流新黨、和統會、黃復興等，動輒杯葛國民主權原理，反對公民投票定位國家前途，甚至欲強做主張，把台灣送回霸權中國的虎口？試想連共同成長四十年的近鄰都三心兩意、無法統一，誰會相信分離四十年的遠親反而可以真心統一呢？連開放回鄉已經十多年了，都仍然選擇台灣，還喊什麼統一呢？外省族群做為台灣社會的組成分子儘管可以有自己的意願，也有權利表達，但絕對要避免重蹈強勢主導台灣政局的覆轍，這並不是對所謂族群「原罪」的背負十字架，而是展現族群心態的成熟而已，對照起二次大戰後殖民帝國的退潮與近年南非白人政府的讓位，台灣外省族群若能自我節制，也只是在族群意識無法真正消除下的一個當然做法，別的國家早已有這種外來政權還政於住民的民主體認，我們難道不能？
更何況在政權上放棄當仁不讓的作風，並不表示外省族群就喪失了對台灣社會貢獻的管道。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往往是文化、科技、經貿各領域百花齊放的溫床，族群間良性競爭正是社會活力的泉源。外省族群在政權上退一步，在各方面就海闊天空，在政治上不堅持族群利益，在各方面就不難消弭族群意識，這才是達到真正的族群融合，並進而在台灣安身立命的不二法門。
四、現代版周處除三害
五年前，朱鎔基曾放言「搞台獨沒前途」，李登輝總統也說：「台獨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這些話從此成為外省族群反獨的最佳藉口；他們否認統一的主張含有任何族群利益考量，也承認中共的統治距離民主還太遙遠，但是基於台灣的前途與安全，卻不能不追求兩岸統一。任何人看看台灣過去做為一個實質主權獨立國家的表現，應該不難得到一個相反的結論，台灣獨立於中國，反而締造出中國數千年歷史所未見的文明與進步，可見所謂沒前途或走死路，真實只是指中共可能在惱羞成怒之餘對台使用武力，套一句老兵載鑑先生的話：「這種說法並未說明台獨本身是條死路，只是強調中共武力的可怕。」對台灣而言，也許中共的武力很可怕，但中共的霸道應該更可怕，而幫著中共霸道對台灣文攻武嚇的賣台集團才是最最可怕。當周處發現自己是三害之最時，毅然洗面革心，台灣的外省族群若有這樣的勇氣，退可以以當年建設台灣為反共堡壘的決志，與其他族群同仇敵愾，進可以向陷身大陸的親友傳達民主觀念，使中共政權向人民低頭，這是一舉去除三害的志業，也是外省族群對於台灣所能做的最大貢獻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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