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童年的學生記憶很淺，少數幾件還印象鮮明的，是每個學期，總要填寫有如身家調查報告的家庭資料，其中有一欄是「籍貫」。在必須要填寫這份資料、並且「籍貫」一欄還存在的年代裡，我會遲疑一下，然後寫下「湖南」。
這個詞，對我始終帶著奇異感。彼時校園裡，沒有「臺灣史」或任何以「臺灣為主體」的課程，我只模糊地知道，「湖南」是在中國的某一處。「湖南」只出現在祖父母說話時，偶爾會切換頻道的口音；「湖南」是眷村裡我永遠搞不清楚的家族支系連結；「湖南」是過年時我從未歸返的「故鄉」。我的遲疑，像輕煙一般，瞬間被其他貌似更急迫、關於生存的議題給吹散：升學、考試、求職、婚配。唯一感到刺痛的時候，通常是選舉時。「外省人」「本省人」的標籤，像滿街的競選旗幟和傳單。年輕時再怎麼懶得碰政治，總也聽得出來，「外省人」是被謾罵的一族。於是，在心底會再次模糊想起我的「籍貫」：原來我是被討厭的一族。
在家鄉流離
在歷史意識與文資保存尚未熱烈的時代，身為被討厭的「外省人」，長期有意無意的，會刻意淡化自己的「外省」標籤。隨著後來祖父母長久居住的眷村遭到拆除，「外省人」的記憶幾乎從此被壓在心底，唯有過年時，在奶奶的年菜裡，能最自在的大快朵頤。
我必須要等到社青年紀、接觸長老教會後，才知道二二八事件（甚至剛開始還分不清楚「白色恐怖」）。這一份遲到的臺灣歷史，從此推開了我的臺灣史之眼。但同時，也讓我把「外省人」的記憶埋得更深，幾乎不願承認。1949年幾百萬人從中國撤退到臺灣，我的祖父母輩，造成島內的另類殖民，開始島上一連串的動盪。在傳統的長老教會氛圍中，我隱約覺得「外省人」即是原罪。我不會台語—不夠「本土」，每回唸
到長老教會信仰告白的「釘根佇本地，認同所有的住民」時，內心總是支支吾吾。
我想著自己出生的高雄，後來隨著父母北漂定居，成年後落腳台南。身為「外省人」第三代，我不夠「外」；在教會裡，卻似乎也不夠「台」，甚至還身為殖民者的後代。這一次的遲疑，不再像輕煙，而是走在路徑上卻莫名產生的流離感。此種流離感，既是對「本地」的無知，也映照出自身的無自信。對於舊有以「民族」來劃定並縮限單一的「國族」的疑問與不滿，悄然在潛意識中攪動。也許因為如此，神學院的畢業論文，選擇了創世記38章她瑪的橋段進行論述。身為「非我族群」的她瑪，全心全意、忠於耿耿、甚至不惜冒著羞辱與死亡的風險，只為了延續猶太父系家國的後代。文中，除了試著切割女性與母職，也在追問，國族與土地視為「上帝應許」的可議之處。
在拆解與重建之間，總是崎嶇而艱難。如果我不是「外省人」，也不想再是「中華民國」，但，我是「臺灣人」嗎？如果不能夠再以「民族」作為「國族／家」，人該以何種方式「臺灣化」？巧合的是，當年就
讀神學院的期間，遇上一位日籍老師，以主題式教授「近代臺灣史」。老師對臺灣史的熟稔與熱忱，讓我開始走入臺灣文史的多重視域，凝望過去，思索何謂「成為臺灣人」。
身份認同與忠誠
在吳叡人教授的文章〈人間的條件—論台灣獨立之必要〉中，他沉重的提醒：台灣公民對全體同胞與台灣國家負有「忠誠義務」。此忠誠義務乃是良好公民的一種「必要的德行」。「忠誠義務」一詞，彷彿來自遙遠的史詩，卻在此時此刻，必須被提取出來，重新思考。在希伯來書13章13節說，「這些人是至死有信心的人」。「信心」在原文，和「忠誠」、「效忠」，是同一個字。信靠、信實、忠誠、效忠，只是翻譯的不同，但希臘原文都是同個字源。在希伯來書13章的脈絡下，第一世紀生活在羅馬帝國統治下的人，身為帝國的子民，他們要效忠的，就是掌管世界的父親，也就是羅馬帝國的皇帝。不表現對皇帝的盡忠，就是不愛家家鄉（國）。對第一世紀的人來說，可以對神聖羅馬帝國表示忠誠，可以享有羅馬帝國帶來的和平，是很光榮的事。
而台灣歷經不同統治者，也被迫經歷不同的「愛國」運動，顯示其「忠誠」。除了日治的皇民化運動，在1960年代，台灣的基督徒，則是以「反共」來證明自己愛國與認同。在黨國統治下，黨的「父親」，是蔣中正；身為基督徒，要表示效忠，就是效忠這位反共的領袖。當時教會界成立了「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華民國分會」，「護教反共」是當時基督徒的身份認同，亦即其認定的「忠誠義務」。
在2023年的我，要效忠（成為）何種「臺灣人」？吳叡人教授繼續說，國家不再是階級壓迫的機器—亦即，現今因為民主化的緣故，臺灣已經可以不需再被「國家機器」動員行使「忠誠」。「國家」乃是「全體
公民合力創造和維繫的事物」。「全體公民」並非單一而同化的群體，而是複數社群的存在。如果現今我能享受任何一點自由，那是因為臺灣目前尚未被殖民地化—不再像過去百年一樣—而有機會實踐多元認同（族群、宗教、性別、環境）。然而，對於「自由」的珍視，則必須建立在「無法帶來任何賺大錢機會」的人文歷史的深度。
實踐臺灣化
當我邊在文史領域中，凝望過去，同樣也飽受離散感的故事之際，同時也看見許多文化復振運動。這些百花齊放的復振運動，正是實踐著臺灣的民主所帶來的自由。我曾經無根的生活著，但現在能練習生根。我在臺灣當代的文學家裡，看見臺灣的故事。這些故事，促成了我開始用雙腳走路、上山，以肉身去經驗故事與故道，再將這裡的人與故事，編織進信仰的詮釋裡。第一位登新高山的臺灣女學生蔡娩、杜鵑樹跟鄒族、苧麻與排灣和魯凱族的編織、北大武山上的神社與忠靈碑、排灣族歌手阿爆的書《Ari 帶著問號往前走》等等，都成為詮釋經文的新眼光。在教會的夏季學校，也策劃了走讀活動，從廟宇裡的「惜字亭」，看見性別的不平權，連結到太平境教會的歷史，與台灣文化協會曾經的文化運動。
在黑熊學院的基礎營課程中，提到輿論戰的目標，在於「弱化我們的抵抗意志，進而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在我實踐「臺灣化」，選擇「創造並維繫」我認同的多元民主臺灣價值與文化，所謂「抵抗意志」將會油然而生。一個懂得腳下故道的故事者，其所擁有的文化自信，不會讓他輕言放棄。不放棄，就是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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