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以大專生代表身分，跟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赴新加坡、馬來西亞進行事工交流，了解這兩個國家宣教史、教會現況，也拜訪社會機構，並參與世界傳道會會議。在互相認識、學習、合作中，也在歷史、文化交流過程分享：共同信仰卻不同處境下個體、群體到社會、國家的生命表現，至今仍覺餘韻無窮，因此整理見聞與反思如下。
拜訪長老會大會：認識新加坡、馬來西亞宣教史
麻六甲海峽作為重要的海上貿易樞紐、連接東西洋的中繼點，也是兵家必爭之地。經歷十五世紀印度王子建立馬六甲王朝、鄭和下西洋六次停留，十六世紀以後又先後由葡萄牙、荷蘭、英國殖民，有86個族群語言混雜，也留下不同國家、教派的宣教遺跡和建築，如紅教堂等。而馬禮遜牧師和米憐牧師也在此地進行文字和教育事工，出版第一本中國字典、第一版中文月刊，翻譯聖經，建立華文學校，為漢人帶來新知，甚至帶來政治啟發 （如洪秀全太平天國起義）。
十九世紀中期，星、馬同為英國殖民地，英國長老教會繼續在新加坡、馬來西亞開拓宣教。像是1843年基斯柏里牧師建立磐石堂，向馬來人宣教；1856年烏結路長老教會成立；1862年第一所華人教會榮耀堂建立等等。1881年閣約翰牧師前來星馬開拓以後，更多堂會如禧年堂、生命堂、伯特利堂、真理堂設立。後期也有榮牧師、鄭聘廷牧師的加入，新馬基督徒人口隨時間成長。二次大戰後，中國共產黨透過政令驅趕在宗教、貿易等方面與英國有關係的族群，大量華人遷徙到東南亞地區，英國也積極發展華人僑民事工。直到新加坡獨立，1975年新馬長老會也分家，新加坡、馬來西亞教會組織分開，各自發展。
閣約翰牧師的著作《陽光普照的新加坡》（Sunny Singapore），回溯十九世紀宣教士開拓福音的歷史背景和情懷，與馬偕、巴克禮牧師等來臺宣教非常相似。他們渡遠洋到亞洲與當地族群融合，也跟高層進行外交工作，為了讓漢人領受上帝的愛。宣教過程涵蓋許多教育、科學發展的事工在裡頭，留下文字系統，幫助文化傳承；並期望透過信仰戒除吸鴉片、賭博等陋習。我們看見宣教士忠實沉著奉獻的精神，也從歷史看見上帝國度的擴展。
近代的新加坡與馬來西亞
新加坡作為華人僑居之地，同時又是高度國際化的城市，通行的兩大語言為英語和華語。長老大會底下37個堂會也依語言分成英文中會與華語中會，與台灣長老教會用地域區分的架構不同。然而，華人與其他族群的聚會底下依然再加細分，像是潮州語聚會、印尼語聚會，也曾有荷蘭語聚會等。
隨著基督教在新加坡的擴張，新加坡的精英領導階級和中間份子有許多基督徒，在社會發揮影響力。然而，基督教的積極「傳福音」和「宗教排他性」，也造成與其他宗教的衝突。政府怕執政過於被宗教滲透，因此在宣教方面有較為保守的規範，各宗教在尊重人權、不逾越的界線下，各自發展各項公益事工。
在今日繁忙的步調、高教育水平的文化背景下，基督徒成長逐漸達到飽和。但長老會將目光和行動放到開發度較低的國家，例如真理堂設立差傳會，事工持續發展，服務據點不斷增設。
長老會真理堂在馬來西亞、越南、泰國、緬甸、柬埔寨等地區設立宣教事工，將重點對象放在原住民、新住民、兒童、少女等相對弱勢的族群，建立水電設施，進行語言、數學與環境教育，也打破宗教界線進行醫治禱告，等候上帝的時間一點一滴影響受苦的穆斯林。
新山是馬來西亞靠近新加坡的城市，在當地我們依然可見其資源與新加坡相比十分缺乏，一方面經濟開發度較落後，一方面近年面對伊斯蘭軍政府信教和服役的的政治壓力，福音事工的推展十分艱辛；人力不足，尤其西部、北部區會只有兩位牧師要負責11個堂會，長期勞苦。因此期望與臺灣有更多合作，培育更多神學生在馬來西亞偏郊服事。
然而，我們依然在郊區的海民村莊看見上帝的愛在其中：家庭和部落聚集，孩子們學習語言、詩歌和舞蹈，與大自然共處自給自足，充滿熱情跟我們分享食物。我們相信種子在他們心中會發芽茁壯，他們長大以後會發揮影響力，透過上帝的溫柔慈愛，慢慢逆轉政治宗教局面。
參訪恩澤堂：談及新加坡現今聚會狀況
新加坡恩澤堂聚會人數眾多，而曾經歷格局上的擴增分堂，現今華語聚會有三大堂聚會：福康寧、武吉巴督、烏節路聚會。旅程中2月5日我與同行牧師分組參加恩澤堂、烏節路堂的主日崇拜（大約五、六百人的聚會），並於當日下午繼續參加恩澤堂的聯合青年大會（約有兩百位18-25歲的青年參加），與教牧和同儕交誼，整理出兩大議題如下：
聚會模式調整
由於人數多，恩澤堂在團契聚會上主要以年齡年齡分群，並盡量不讓同一組的年齡差跨過六歲，盡量讓同儕有共同語言進行交流；以青少年為例，若年齡差過大，中學生和大學生生活課題和話題是迥然不同的。此外，新進的夫婦工作之餘照顧孩子，可能不會像幾年前作為未婚社青時多有餘裕，在聚會的頻率上也會有所調整。
為了聚會參與度的維持，也因應會友的需求，週間禱告會主題十分多元，針對不同群體肢體代禱：為自身成長禱告、節期的禱告、醫治的禱告等不同主題輪換。
雖然疫情時代改變了大家的聚會習慣，線上的聚會更加方便，但在家較隨意，也降低禮拜的莊重性和儀式感；團契線上聚會缺乏面對面互動，也降低實體參與感。因此近兩年配合政策恢復實體聚會後，後疫情時代下，恩澤堂大力鼓勵重回實體聚會，尤其所有團契都一起回到實體聚會的模式。為了減少會友週末城郊來回奔波，許多聚會時間都訂在星期日下午，因此星期日禮拜堂場地能充分使用。
文化認同
恩澤堂聚會設計上多鼓勵家庭一起禮拜，不讓青少年的聚會和主堂禮拜時間重疊，父母和孩子一同禮拜。然而，語言是新加坡顯見的世代隔閡問題：父母輩華僑自然說華語；國家政策和教育環境使然，年輕一代從小在學校和同儕說英語，也有廣大青年參加英語禮拜，與父母分開。在這裡的文化中，「英語」人士菁英較多，存在比較「華語」人士族群更「高階」的社會觀感。
然而，族群不應因語言文化而分立，雙語平等並行才是普世核心觀念。在新加坡各堂會，依舊有一群年輕人習慣英語，但選擇留在華語崇拜，這是他們自願性「認根」的立場。在2月5日下午的聯合青年聚會活動中，學生們也進行吃年貨、寫春聯等遊戲，可見他們對於中華文化依舊有連結的渴望。
這讓我想到在臺灣，華語作為國語，但台語、客語、各族原住民語依然在教育推行、各族文化傳承與年輕人自主認同下保存和復甦，尤其在各母語教會聚會中，經文和詩歌留存精美語言，都是值得我們繼續觸摸、和朋友與他國分享的。我們也期待透過這次的交流牽線，促進更多台灣教會對新加坡堂會，或者臺灣大專青年對新加坡學生、青年交誼的機會。
除了教會外的所見
新加坡的能源環境
新加坡透過政策落實搭配工程設施，在節能除碳、循環回收水資源、垃圾減量上，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綠色城市。興建大壩儲存大雨時短時間蓄積的海水以平衡水位，避免倒灌；少雨時釋出庫存的水，分送到各流域提供使用。在城市道路邊緣、車展裏頭種植綠樹，幫助除碳，也透過根部滋養土壤，並吸收下雨時的水分，減少土壤流失。
在地下挖通下水道，直接收集工業、民生的社區廢水，匯流集中到汙水處理廠過濾、殺菌，提供再生飲用和工業用水資源，並自動化監控水質。將民生、工業社區的垃圾從壁道收集到地下，再匯集到垃圾處理場集中管理，回收再利用，也節省大家倒垃圾的時間。
新加坡眾聖堂與療養院
新加坡的基督徒早年透過各項捐獻，設立眾聖堂作為已故親眷骨灰安放所在，供後人追思。並續建神學院、學校、長照機構，也由組織提供助學金給學生。
如今如眾聖療養院收容各種族、宗教的病友，經費透過政府津貼、募款維持，同工由新加坡幹部和多國成員組成，在志工勞務中建立不同宗教的對話和合作，為社區提供長照服務，像是一樓的日間照護中心、二三樓的病床層、四樓的失智者育樂空間等等。在此處為不同族群的弱勢者提供受照顧的生活環境，也透過花園造景、牆壁造景、桌遊、樂器，給年長者回憶舊時或發展新興趣。
馬來西亞的人才外流與農業經濟
而馬來西亞由於經濟發展稍顯落後，年輕學子大多在出國求學後就留在他國工作，國內青年也大批居住於靠近新加坡的新山城，平日一早到新加坡工作，假日享受城市生活。造成西北部鄉下人口老化，中老年擅長熱帶農業但無人繼承，經濟蕭條，尤其疫情之後更少旅遊業消費（近期稍微復甦），是長年困境。
台灣近十年在政策和教育上培養了年輕一代農家子弟學成新科技，並回鄉振興產業，應有經驗可供馬來西亞參考，並提供技術輔助。馬來西亞有許多留學生在臺灣，學習農業、工程等各領域的知識和技術，如果能透過政策或教會組織，拉動留學生回流，帶動老家的產業技術發展，或透過網路經營拓展生路，或許可以對馬來西亞鄉下經濟現況有幫助。
世界傳道會（CWM）的計畫——Life Flourishing Communities
CWM的核心宗旨是在世界的各個社區建造理想的上帝國，提倡普世人權，也為人民的靈命帶來正面影響力。希望由中央到邊緣驅動，帶動偏郊社區或開發較慢的國家；並帶來盼望和信仰給社會大眾。透過國家與國家的夥伴關係，結盟關注各樣問題，以完成使命。
旅程中2月6日與世界傳道會總部會談時，他們呼籲：現在的世界有許多的黑暗面，像是疫情、烏俄戰爭，還有政治、宗教、種族、語言、階級、世代等族群分化的議題。然而教會在這個時候應扮演解決問題的角色，堅信上帝的愛在我們當中，我們的責任是面對紛亂的謊言，直指真相和真理，並帶給世界來自上帝的和平喜樂。
在CWM 2020年至2029年的計畫架構中，論及各樣政治、經濟、社會議題的關心，如：父權主義、種族主義、經濟正義、氣候變遷、去殖民化、強迫性遷徙與本土排外性政策、數位轉型與人工智慧、第四代工業革命等。希望透過教會的合一，與各項走向社會的行動，實現更具平等人權、無壓迫的勞資關係，建立注重環境永續與社會價值教育培養的國度。
反思台灣的優勢
在CWM的計畫架構中，我開始思考台灣的優勢是什麼？台灣相較於新加坡、馬來西亞享有更多的民主自由，政府管控程度相對低，這使我們在各式各樣的話題，談論、思考和行動上都比星、馬人民更不受限，尤其教會組織活動和合作行政程序上也管制較少。
相較於新加坡年輕人完全國際化教育、城市環境較難接觸華語，以及馬來西亞年輕人外流到較高度開發國家或都市，台灣青年的草根認同度頗高，也在台語和各母語發展出各種媒體節目、藝術等話題，在醫療、長照與神學領域，台語也是必修，可說不管是普及性還是專業性上，台灣年輕人和上一代人文化相容性和保存性較高。
而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政治經濟上有些微妙的尷尬，愛恨交織（像台灣北部、南部的經濟發展和文化分化造成的偏見），但在這段時間台星馬多次同桌對談，台灣團隊在場如同鹽巴一樣調和彼此的氣氛，讓合作關係更加順暢。
我們可以做什麼？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面對新加坡青年、大專生，我想可以藉由這次牽線，未來邀請新加坡青少年來台聯誼，進行語言、音樂等文化交流，也可以進行社會議題或能源經濟的討論或進行運動聯誼。
台灣教會可以幫助馬來西亞教會神學院交換生或一般學校的留學生來台，讓他們在台灣得到更多信仰、教育上的幫助，包括農業經濟與科技的相關經驗等等，帶回馬來西亞鄉下振興產業，推展福音事工。同時也能差派熟悉原住民事工的短宣隊，到馬來西亞進行音樂文化交流，並進行種植、漁獵或其他工作技能訓練。
此外，我想到最重要的是不要自以為是的給與，無論是幫助或合作，應該都是基於對等和平而不是施捨或利益交換，在上帝面前連結，站在對方的位置給予需要者最適當的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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