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學校與早期中國童子軍運動

由傳教士和外僑引進的中國童子軍運動起源自英國青少年運動，並擁有與國際童子軍運動非常相似的訓練目標和原則。本文聚焦的主題是：民國初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鮑克斯（Stanley Boxer）帶領的童子軍運動。鮑克斯雖然支持利用童子軍活動作為宣教的工具，但他反對任何以引誘或獎賞的方式，令華籍童子軍皈依基督教。在他的眼中，宗教關乎個人內心深處的靈性，所以童子軍教練不應鼓勵童子軍炫耀刺在袖子上的宗教獎章。

 

鮑克斯視童子軍活動為實踐基督教信仰的一種實用途徑（Practical Christianity），並認為這些活動能幫助華籍青年認識和履行基督教的信仰價值。他覺得直接向青少年灌輸令人感到沉重的神學思想，例如原罪、審判、救贖等等理論，在宣教上不會得到很大的功效；相反地，若要吸引青少年對信仰的興趣，宗教教育工作者應該為這些孩子描繪正面的遠景，讓他們明白人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美好的一面。另外，他也主張：從事基督教教育的工作者除了應培養童子軍群體的精神，使他們成為有用和有意義的人之外，也應讓他們思考自己的行為如何影響別人。這樣的話，這些孩子便有機會發現基督就在他們之間。

 

在鮑克斯眼中，他的宗教目標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得到實現。根據他寫給倫敦傳道會的信件和文章顯示，他在漢口博學書院（Griffith John College）創設的童子軍拒絕死板、枯燥乏味的教育，並將基督信仰融入他們的生命。這些童子軍把信仰自然地在生活中實踐出來，例如在野外露營時，安靜且敬虔地跪下，接受學校牧師帶領他們禱告；他們也在傳教士不在的時候，自發地為自己和他人向上帝禱告。

 

童子軍：中國青年教育的新模式

以上有關早期中國童子軍運動的目標和原則，有助我們理解：鮑克斯如何希望透過童子軍活動「改善」華籍青少年的品格和世界觀，以幫助他們體會公民意識的「真諦」。鮑克斯也指出童子軍活動讓他的學生打破迷信的禁忌，並在一場水塘溺水的救援事件中，展現出守望相助和理性的精神。

 

傳統上，中國民眾普遍相信淹死的人是受到詛咒的，並擔心水鬼會把救援者拉進水裡，當淹死的人的替死鬼，所以民眾一般會避免接觸水中的屍體；然而在鮑克斯的眼中，他訓練的童子軍卻無懼水鬼的威脅。這件意外發生在 1916 年，有一位博學書院的學生在學校附近的水塘游泳後消失在水中，兩位博學書院的童子軍收到消息，隨即趕去救援。其中一名童子軍嘗試跳進水裡搜救，但因為不夠強壯而被另一位童子軍勸阻；之後有更多童子軍趕來，並在水塘較淺、佈滿雜草的外圍地方協助搜索。

 

最後，一位傳教士在其他童子軍的協助下，潛進水裡把溺水的學生救上來。根據鮑克斯的描述，這些童子軍除了冒險協助搜索工作外，也為奄奄一息的同學按摩手腳和傳遞熱水，並且為他施以心肺復甦術長達兩個半小時，直到他無法恢復生命跡象為止。這些年輕人甚至為這位不幸去世的同學守靈，並參與他的安息禮拜。鮑克斯對學生的遇難感到悲痛，但當他在這事件中，看到他的童子軍能克服傳統對他們的限制，以及理性地參與救援行動感到欣慰。

 

曾受教於鮑克斯的蔡顯敏，在回憶中反映出對訓練他的傳教士的讚揚。他指出：童子軍活動帶給他有益且充滿活力的經驗。祖籍廣東的蔡顯敏在 1918 年加入博學書院童子軍，他曾撰文提到很懷念參與博學書院的童子軍活動。在他眼中，和藹可親的鮑克斯不但從不強迫童子軍服從他的命令，更按照他們的興趣，舉辦進階的訓練。

 

鮑克斯考驗童子軍課程的方式，也令蔡顯敏和其他童子軍感到有趣。例如在一個露營徽章的考試中，鮑克斯打開儲藏室，讓蔡顯敏任意選擇個人露營應該用的東西，於是他把背囊盡量裝滿糧食。當他背著沉重的背囊走了八小時，不僅苦了他的肩膀，也終於體驗到鮑克斯團長平時的教導：露營用具越簡單越好，以及就地取材的道理；他覺得這種從實際生活體驗出來的教訓是最寶貴的。雖然我們不知道蔡顯敏後來有沒有成為基督徒，但他在童子軍活動的反省，已經在某程度上達成了鮑克斯希望學生能夠從童子軍訓練中獲得正面的鼓勵，以及實用的生活技巧的信仰目標。

 

結論及信仰反思

總括而言，本文為中國青年教育史和基督教宣教史提供新的社會文化視角，並帶來以下三點小結。首先，本文認為：深受健碩基督教（Muscular Christianity）概念影響的中國童子軍運動，早期被設計為一項有效實踐基督信仰的宣教事工——以鍛鍊身體和幫助有需要的人為導向的童子軍活動。在一些傳教士眼中，不但為華籍青年在日常生活營造了正面的社會氛圍，並且透過群體生活的訓練，幫助他們發展待人接物的能力。傳教士認為這些環境不但可以使中國青年更親近上帝，也讓他們體會到生活與基督信仰密不可分的關係。故此，我認為中國早期的童子軍運動或許可以成為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的範例，誠如斯托得牧師（Rev. John Stott）在他的著作《C 型觀點：基督徒改變社會的行動力》（Issues Facing Christians Today ）所言：福音佈道和社會政治關懷都是基督徒的責任。因為這兩方面是基督徒在神論和人論的教義上，以及我們對鄰舍的愛和對基督的順服的必要體現。在尊重其他人價值觀的情況下，我們應以勸服、和平的方式，爭取機會向大眾說明聖經的教導如何應用在社會當中。在 21 世紀的今天，教會的事工又能如何把福音和現實社會連結？教會如何協助解決社會的問題？

 

另外，本文也申明了英籍傳教士「歐洲至上」心態的論點。我指出：童子軍運動具有教化被殖民者的意味，並反映傳教士欲在文化和思想上改造華籍青少年的目標。這從傳教士對童子軍活動使青少年成為「良好公民」、具備「美好的德行」、「突破」傳統中國習俗之「限制」等期許可見一斑。我也在文章裡說明，傳教士童子軍教練在教育華籍青年的過程中，提倡以歐美文化為中心的世界主義。我認為：在博學書院從事教育工作的倫敦會傳教士，對西方文化的優越感源自於他們對基督教「美德」的擁護，這不但間接強化了大英帝國在中國的影響力，甚至很大程度也否定中國文化的特質，例如鮑克斯對儒家社會一面倒的批判。今天，我們在外地傳福音的時候，是否會把我們的生活文化強加於宣教的對象？當教會事工與外地民眾置身的文化、利益有衝突時，教會應該如何面對？在不影響教導真理教義的前提下，宣教是否也能尊重當地的文化和關注原住民的權益？

 

第三，儘管文化帝國主義為培養青年擁有國家層面的公民意識帶來障礙，但從一些華籍童子軍的角度來看，傳教士教育童子軍的方式的確對中國青年文化帶來正面影響。我在文章中引用的華籍童子軍的見證，反映童子軍運動對中國青年的生活作出貢獻。他們的回憶顯示：儘管童子軍運動與帝國主義的擴張有密切關係，但它確實為中國青少年提供了有意義的經歷。這要歸功於受基督教文化影響下的童子軍運動帶來的樂趣、實用性和團隊精神。美國歷史學者萊恩·鄧克（Ryan Dunch）認為：學界不應該簡單地把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單純視為殖民侵略的行為。這些中國童子軍的正面經驗呼應了萊恩·鄧克的觀察，也讓我們能更公正地評價在華傳教士的活動。

 

鳴謝：本文特此紀念已故的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李佩蓁助理研究員。感激她協助校對文句，以及在我的研究和教學上，提供寶貴意見。

延伸閱讀：

1. 礙於雜誌專欄篇幅限制，並為提高中譯版的可讀性， 本文省略文獻回顧、內容細節， 以及所有註腳。若讀者有興趣進一步閱讀， 歡迎參閱英文版原著：Peter Kwok-Fai Law (2024) Practical Christianity in Practice: Chinese Youth Culture and the Scouting Movement as Seen by British Missionaries at the Griffith John College, Hankou, 1915–1925,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52:1, 102–127, DOI: 10.1080/03086534.2023.2268324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